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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幸福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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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有位曹公子又问:有人隆重地祭祀鬼神,却家里的人多死,家畜不繁盛,自身还一直患病,这是为什么呢?
墨子回答他说:“鬼神对人的要求很多,特别是要求高官厚禄的人应该让贤,要求有钱的人把钱分给贫穷的人,他们并不只是贪图祭祀时的吃喝。现在您不听鬼神的话,高官厚禄而不让贤,钱财很多却不分给穷人,只是祭祀,这怎么能行呢?这还是像家里有百扇门而只关闭一扇一样,挡不住小偷的出入”。
墨子还嘲笑一位用一头猪祭祀求以百福的人,说他是“施人薄而望人厚”
,拿出一小点,却要求很多,这样连鬼神也怕接受他的祭祀。
①今天看起来墨子的上述辩解,有些很机智,也有些很牵强,但是它却至少能说明两点:第一,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怀疑鬼神能够福善祸淫;第二,墨子承认人得到祸福的原因很多,祭祀不能决定一切。
比墨子稍后的荀子更清楚地讲到德与福的不一致。据他说,孔子被围在陈蔡之间,七天没有吃上饭。学生子路问孔子,听说为善的上天报之以福;为不善的,上天报之以祸。
您这样品德高尚,并且一直为善的人,怎么会遇到这种灾祸呢?
孔子回答他说,王子比干极为明智却被剜了心;关龙逢非常忠诚,却被刑杀;吴子胥敢于讲真话劝谏吴王,却被杀于姑苏东门之外。遭遇怎么样,这叫时;品德好不好,这叫材。
“君子博学多谋,不遇时者多矣。”
②
东汉时期王充,在其著名的《论衡》一书中。特别批评
①《墨子》、《公孟》、《鲁问》诸篇。
②《荀子。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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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761
了这种天道福善福淫,人道以德祈福的观点。他说,“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
,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进一步考察了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
这就是说,福善祸淫之说,有时是圣贤造出来劝人为善的神道设教,也有些是碰巧有德行的人遇到了福。在他看来,上天不会根据人的德行给人降祸福。他用这个思想作指导,详细分析了楚惠王吞蛭、宋人三代好善,目盲而免祸,以及孙叔敖埋两头蛇而得福等故事。最后又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
,秦穆公“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
,晋文公“有德惠之操,天夺其命”的事例,肯定了儒家不信福善祸淫的正确,批评了墨家笃信鬼神报应的错误。
①
批评福善祸淫,以德祈福的观点,指出德与福的不相一致,是理性主义的胜利,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和分析二者关系的成果。特别是王充,他还分析了天道福善祸淫观点产生的根源,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天命鬼神的迷信。但是,德福不一致的观点仍然是比较直观的、粗糙的,它没有看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从这种观点出发,还可能得出某些非常消极的结论,即道德无用,对人的福祸没有关系,让人们只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放弃对道德的追求。
任天顺命以保天福A认为德与福不相一致的,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是儒家一家,道家大致上也这样看。但是儒、道二家从中得出的结论
①《荀子。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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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大相径庭。儒家强调要追求和实现道义,不管命运和福祸怎样,甚至主张以实践道义为最高的幸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下节再讨论。本节讨论道家的观点,即德与福不相一致时,要放弃人力的作为,任天顺命,他们称此为“天福”。
流行于魏晋时代的道家著作《列子。力命篇》详细地分析了这种德福不一致的观点。它用寓言的形式,以命(包括福)和力(包括德)对话的口气,生动活泼地介绍了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针对力能够决定人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也就是人的祸福的论点,命说:“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
季扎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
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在作者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命运决定的,”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
,人力,特别是道德不能有所作为。
既然德无益于富,力不敌于命,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现象呢,这篇妙文里又编造了一个寓言故事来回答。一个叫北宫子的人和西门子相比较,两人家族出身、面貌、言行都一样,但是贱贵和贫富却大不相同。他们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西门子,很为自己的命好而骄傲。另一位叫东郭先生的人对西门子说,“北宫子和您相比较,才德差不多,命运和机遇却很不同。北宫子厚于德,薄于命;而您却是厚于命,薄于德。您的得意,不是靠智力;北宫子的失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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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于愚笨。这一切都是天意,不是人力决定的。“北宫子听到了东郭先生对西门子的这一番议论,不平的心里豁然开朗了,从此,他还是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却感到像穿着狐貉皮制的袍子那样温暖舒适。还是吃着豆子做的饭食,却感到像吃美味那样甘美芳香;还是住着破屋子,却感到像住在大厦里那样;还是坐着旧柴车,却感到像是坐着华贵的车轿。
一辈子悠然自得,忘记了荣辱是在于物质待遇还是决定于自身。
作者总结道:“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总之,人的生生死死和一切际遇,不是由于我或者外物决定的,而是自然造成的。
不但人的智力无可奈何,而且“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
,人们自己只能“平之宁之,将之迎之,”
①这就叫“天福”。
《列子。力命论》里提出的“天福”这个概念很值得注意,它认为平静地面对命运决定的一切,安于并且还要欣赏和享受自然为自己安排的这一切,这才是人的真正幸福。换言之,真正的幸福应该从任天顺命中求得。
应该指出,“天福”
这个概念虽然正式提出来是在魏晋时期,可是这种关于幸福的理论,至少在战国末年已经萌发。
例如在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庄子只能幻想“圣人”
、“真人”
、“至人”在天地间作“逍遥游”
,而现实生活里却是“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是“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②在庄子看来,人生的一切都是由命决
①《列子集释、力命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192—251页。
②《庄子。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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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
天无私复,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
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①他还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
②面对这种现实,他只能“安时而处顺”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看不起转瞬即失的千金和卿相,而宁愿像一个小猪,“游戏污渎之中自快”
,或者像一个乌龟,“曳尾于涂中”。庄子后学也主张“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
就是说命运各有所定,形体各有所适宜,不可随意更改。又说,“名止于实,义设于施,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③意思是,保持幸福要名实相符,不要到实之外去求名;要按照事物之所宜去处置,不要去舍己而效人。
道家这种安命顺性的“天福”观,虽然有些消极,忽视甚至否定了人力,包括人的道德的重要性,然而它让人头脑保持清醒,主张对于人们自己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物质因素持淡泊态度,要求人们更加关注于更高层次的幸福,即符合人的本性的、内心的幸福,这一点是宝贵的。另外,这种观点否定了有意志的天命鬼神的存在,破除了上天赏善罚恶的迷信,这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福与祸的相互依存和转化A①《庄子。大宗师》。
②《庄子。德充符》。
③《庄子。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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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庄子更早的老子,对福和祸采取辩证态度,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①韩非子详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②相反,“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
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的这个解释,平实而合理,表明了福与祸的相互连结,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转化。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他那里还有不少,如“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如此等等。这些格言对于那些志得意满,骄傲自大的人很有好处;也提醒那些境遇不顺的人,不要因为小的挫折而失掉了勇气。
流传于中国的最有名的格言中,有一句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也讲的是福祸相互转化的意思。这个典故出自《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居住在长城边关上的老人(塞翁)
,他的马一次跑到匈奴人那里,人们都觉得可惜,去慰问他,他却说:“这难道不是福吗!”过了几个月,不但他的马跑了回来,还携来一匹矫健的匈奴马。当人们向他祝
①《老子。五十八章》。
②《韩非子。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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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时,他却说:“怎么知道这不会是祸事呢!”不久,他的儿子骑这匹马时,被摔断了大腿。人们都去安慰他,他又说,“难道这不会成为福吗?”一年之后,匈奴侵入关内,年轻的人都参加了战斗,靠近边塞的人死了十分之九,独有他的儿子由于成了跛子,所以父子都平安地活了下来。篇中说:“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这里把祸福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说得极其神秘,其实这在生活中时常遇到,关键在于祸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都要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否则就成为空洞的语言游戏了。而如何掌握这些条件,利用条件促使祸转成福,就要很多的学问和技术了。无论如何,以道家为主的思想家,提出祸福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是对生活深刻观察和思索的结果,更是对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概括的结果。这不但在人生哲理上是个重要贡献,对于整个辩证法发展,也是一个不小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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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 以德为福论乐——关于幸福的雅文化表述A孔颜乐处——道德与幸福的高度统一A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A乐——关于幸福的雅文化表述A一个有趣的问题,以前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儒家很少用“福”字。据查,《论语》一书中竟然没有一个“福”字,《孟子》书中出现了三次,也全是引文,引用的是《尚书》和《诗经》上的话,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自求多福”之类。
《荀子》书中用“福”字稍多,达24次,主要也是引证和评论,没有展开自己的关于“福”的思想。明显成为对照的,是《墨子》中出现“福”字达30余处,他反复申说自己关于“福”的各种观点。
《诗经》等书籍讲得更多,达53处。
那么,是不是儒家所代表的思想派别不关心人的幸福问题,没有对它进行研究和讨论呢?却又不然。我们发现,儒家所代表的思想派别非常重视幸福问题的研究,不过他们主要用的是另一个字“乐(乐)”。
“乐”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是上边为“丝(丝)”
,下边为“木”
,是指用丝和木制做的乐器,后来逐渐就有了多种含义和读音。以往儒家的经典中,“乐”字主要有三种意思,一是指音乐,如乐工、乐师、乐正之类。
“诗、书、礼、乐”
之“乐”也是这个字。二是情感的一种,人的“七情”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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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哀、乐、爱、恶、欲,《礼记。乐记》上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
,也是这个意思。此外乐还有一个意思,即表示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如《乐记》上说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这是一种经过较长时间修养而成的、理和情交融的精神状态或境界,是幸福的另一个表述方式。
儒家早期关于幸福问题的这一倾向,即用“乐”字代替“福”字,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自觉地进行了这种改变,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也难以查考,但是这个改变却包含着新的涵义,标志着中国人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幸福这个概念不再只是指人们的外在的生活条件、或者只是物质的生活条件,“乐”字表达了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感受,尤其是表现了精神上的、或者主要是对精神上存在的幸福的感受。要之,中国古代的“福”
、“乐”两字,与现代所用的“幸福”和“快乐”的涵义不尽相同。儒家所指的“乐”
,不是短暂的、个人的那种享乐;它是幸福的高级阶段,是指较长时期的、社会性的、理性指导下的那种精神感受或精神境界。从“福”字到“乐”字,标志着人们对幸福的探讨和理解,已经从低层次的俗文化层,上升到了高层次的雅文化层,这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孔颜乐处——道德与幸福的高度统一A宋代的著名学者周敦颐在教育他的学生程颢、程颐时,经常要他们寻找颜渊与孔子的“乐处”。从此,“寻孔颜乐处”成了宋明道学讨论的重大问题,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敦颐自己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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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
①这就是说,道德远比富贵更有价值、更可爱,有了它,即使没有富贵等,心里也不会感到缺憾,而会产生一种很充实的幸福(心泰)感。总之,有了德也就有了福,德就是福。
周敦颐的确抓住了孔子、颜渊的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他们的幸福观的真谛。孔子不断教育他的学生注意道德,不要汲汲于贫富得失。他提倡“贫而乐,富而好礼”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君子坦荡荡”
,由于“内省不疚”而“不忧不惧”。也就是说,人生幸福在于心理上永远保持平静和充实,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自己的道德完善,而不应计较于个人财富的多少,职务的高低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孔子表白自己的生活态度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忱之,乐亦在于其中矣。”
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特别是他赞扬自己的学生颜渊时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段话,集中地表明他的幸福观。在他看来,幸福在于精神,而不在物质;在于奋斗,而不在于享乐;在于道义,而不在于个人的遭遇。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谈到君子有“三乐”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里既有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事亲从兄;也有自己的道德充实和完
①《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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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更谈到他作为教育家的一种独特的幸福,为社会培育英才。此外,孟子有个重要的关于幸福的思想,就是主张“与民同乐”
,把自己的幸福与社会上人民大众的幸福联系起来。
这个命题他虽然是对国君等少数人谈的,却有着普遍意义。
个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的幸福与人民大众的幸福分不开;真正的幸福和高尚的幸福,应该是与人民大众的幸福连在一起,以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幸福。北宋的范仲淹发挥了这一杰出思想,在著名的《岳阳楼记》里,他指出真正的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即超越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超越个人的得失和遭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段名言不但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而且飘洋过海,影响了许多国家地区的人民。
同是北宋时期的张载,把人生幸福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西铭》里,他不但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论点,“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表达了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谈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里,他看透了人生,认为贫富贵贱等外在条件,并不重要,只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我们都有好处。人活着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命运,死去就是大休息。总之,对生死问题等也要淡然处之。从表面看,这种思想似乎有些消极,甚至含有宿命论的成分,接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之间大不相同。儒家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实践道义,而不是像道家那样只是养生贵己,他们所谓的“顺事”人生,其实就是以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道义去履行自己对家庭和社会所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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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关于幸福的感受和境界,不能不说是非常高尚的。
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A儒家讲的乐,也就是他们的幸福观,本来就陈义甚高,能够真正实现的只是少数所谓圣贤君子,而到了宋明道学那里,更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宋明道学的各个学派,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功夫,成贤成圣,现实中的幸福问题几乎没人再提及。
明清之际出现了时代转变的风雨,与早期市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一个早期启蒙的思潮悄然兴起。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思想家们开始更深入、也更现实地讨论了关于幸福的有关问题,然而这个讨论是以极严肃的形式进行着,学者们讲的多是天理人欲,很少提及幸福这类词句。
首先是王夫之(船山)
,他指出人欲与天理,亦即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都是出自同一个根源,二者并不矛盾。
“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
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理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
①“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理至处,则欲无非理。”
②同样,人的性与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涵者也。”
③性是情产生的内在基础和机制,情是性的
①《张子正蒙注》卷三。
②《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③《周易外传》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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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现实内容和外在表现。与此相应,王夫之又提出“珍生”与“务义”
,既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又极端重视人的道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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