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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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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是民族国家的一个方面，是客体化的一个阶段；而民族主义则是特定阶段上的客体化的绝对化。
在这里，非理性的被理性化，有机的被机械化，人的质迁移到了非人性的真实性中。与此同时，像民族的和人民的进入具体的共相那样，像一切进入个体化阶段那样，民族主义不仅敌视共相主义，而且还反叛共相主义。
当然，它也反叛人格主义。
应以个体和共相的名义废止民族主义。这种废止不意味在个体的与共相的之间缺少关联，而意味走进民族的阶段应是个体的与共相的联合，不应是两者相互的吞食。无论如何，“民族的”都远不如“人民的”更重要。
基督教是人格主义的和共相主义的宗教，不是民族的和种族的宗教。当民族主义发表这种宣言——德意志为着德国人，法兰西为着法国人，俄罗斯为着俄国人，这时，它便显示自己异教的和非人性的本性。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人具有人的意象和上帝的意象，在于人携有精神的源头。民族主义决不可能认可人的这种本性和这种价值，它与人格主义正好相悖。
情感冲动在民族主义那里泛滥成灾。情感为人所有，从这点上看，情感是人性的；但另一方面，情感也最反人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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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化的力量，最容易把人模塑成奴隶。
认为护卫了德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就算护卫了具体的生存，就算护卫了人或者护卫了一切人，这失之肤浅。一切正好相反。无论护卫一个人，或者护卫一切人，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是人，这才是对人的绝对护卫。仅护卫民族的人，实际上常常是护卫人的抽象特征。
在人的人性中，或者以人性的名义去护卫人，即指涉护卫人自身所携带的上帝的意象，亦即护卫人自身的整体意象。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所在。据此，才不会错误地庇护那些外在于人的东西，如民族性、阶级性等；才能真正护卫一个人，护卫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生存，护卫个体人格。要知道，人所具有的社会的和民族的特性都可以重复，都可能被普遍化和抽象化，从而转注到奴役人的实体上去。
人的更深刻的核心往往就是这样被遮蔽的。
人必须找寻自身更深刻的核心。
对人的深层面的护卫，即护卫人性。民族主义反叛人性和上帝的意象，实在是对人这一意象的罪孽。谁不能视其他民族（如犹太族）的人亲如手足，谁就不仅不是基督徒，甚至也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和自己更深层面的生存的核心。民族主义的激情冲动把人抛向表层，所以人沦为奴隶。它与社会的激情冲动相比，更少人性，更不能证明人是由个体人格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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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贵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贵族主义具有两重意象
人受贵族主义的诱惑，像渴望吞食糖块一样。通常，人们认定贵族主义指涉正面价值，贵族分子都是优秀的，贵族由经过选择的优秀分子组成。于是人常巴望跻身于其中。但实际上，历史的贵族都并非如此模样。这是一桩极复杂的现象。
精神意义上的贵族与社会意义上的贵族完全不同。
社会意义上的贵族显露社会的习惯性，隶属于社会习惯性的法则。在此意义上，这种贵族不自由，受决定论的钳制。
贵族分子在种姓历史中的定型，便使人成为更加受限于外在的奴隶。这种贵族分子受种族传统和遗传性的决定。社会生活的贵族准则也就是遗传性的准则。遗传性即凌驾于个体人格的决定论，它的奴役力远甚于种族的血统的决定论。社会贵族主义是种族的贵族主义，不是个体人的贵族主义，即具有种族的质，不具有个体人的质。维系于这种特性的种族的傲慢是贵族的主要恶习，最无可救药。贵族的特性由遗传给定，它标志种族的精选过程。在这层意义上，贵族主义完全与人格主义相悖。人格主义彰显个体人的准则，不具有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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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种族的质依据于遗传性的决定论。
精神贵族主义迥然异于社会贵族主义。
精神贵族主义是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拥有个体人的质，凝聚着个体人的高贵及才华。人格主义必须以这样的贵族主义为前提。自由的贵族主义拒斥混同于无质的大众，也拒斥种族和种姓的决定论。
社会贵族主义不相信个体人的质的不均等，而相信种族的、种姓的和社会阶级的不均等。它极欣赏取决于血缘遗传性的贵族和取决于金钱遗传性的有产者，认定他们的个体人的质高于那些不崇拜血缘遗传性和金钱遗传性的人的质。因此，为着占据一种优势，它渴求不均等。其实，人的才华从上帝那里得来，而下受惠于种族和财产。人们的个体人的质的不均等与人们的社会的不平等各有其准则，甚至大相径庭。
社会平均化过程始终朝向社会的和阶级的特权，始终更倾向于推进社会的不平等。而人们的个体人的质的不均等，则意味着个体人的贵族主义的形成。
较高的质总归于少数人所有，不可能一下子在大众那里迅速养成。质的选择一开始便发生在小群体中。这少数人拥有高文化的水准，拥有敏锐丰富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甚至连他们的体态和面容也透发出高尚的气息。于是，文化便经由这种贵族主义的道路，得以形成、传播、提高。当然，社会贵族主义并非只具有恶，其中也不乏某种正面的价值。贵族主义中的优秀品格即是豪爽和勇于牺牲，这与喜欢向上爬的ｐａｒｖｅｎｕ（暴发户）
完全不同。
通常，贵族分子的这份野心都更少些，因为他们的出身使他们一降生世间就感到是站在了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社会的上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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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义上，贵族选择的原则抗拒贵族的命定性。选择依从自然的法则，是生物竞争的产物。基督教不承认这种选择。基督教宣告它反叛这个世界的法则，它确信最低微的将成为最高贵的，最高贵的将成为最低微的，确信一切古老的价值都将被革命颠倒过来。
社会贵族主义中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是：养尊处优、傲视寒门、鄙薄劳动、血统优越感（无视个体人的质）
、等级的封闭（无视世界活的运动）
、关注“从哪里来”
（不问“将向何方”）。
可以肯定地说，封闭的贵族群体力图保持昔日的尊位，但“保持”不是抗争、进取，最后断然不能保持得住。社会基础愈拓愈宽，新的力量将一一打入特权的贵族。于此，会发生民主化，质的水平会下降，所以接踵而来的一定是质的重新选择。衰竭了的血统必须新陈代谢，贵族群体的封闭性一定会被突破。在民主化和平民化过程之后，贵族的选择将朝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将不可能滞留于种族遗传性的评判标准。
种姓的贵族主义会很快地消亡，新的贵族将登上舞台。这种新贵族，既可以产生自资产阶级，也可以产生自工农大众。
它烙印着另一种全新的心理特征。
在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形成往往通过选择和分化的途径。
每个贵族化了的群体都具有自己的奴役人的形式。每个经由组织和建构了的群体都可能产生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会向社会和国家扩散。官僚制极具强化自己意义的潜力。官僚制的形成是按照职业的准则和国家化了的社会功能的准则，这与形成贵族的准则完全不同。只是官僚制自命不凡，喜欢自视为贵族。
官僚制在发挥对大众的服务功能时是一种扭曲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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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常自我确定，认定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俨然以生活的主人自居。这样，在它的自我的无限制的膨胀中，它轻易地蜕变成一条寄生虫。任何社会制度都会产生官僚制。革命也一样会产生官僚制奇。сom书。当革命铲除了旧的官僚制时，又很快建构起新的而且更具规模的官僚制。旧官僚制的全班人马可以服务于任何政体，革命会照样启用它们，发挥它们的功效。
塔列兰（）
①的命运和富歇②的象征意义便是这种写照。
d C M H I B C R俄国革命按照自己的尺度已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制。这意味着新的资产阶级或者新的普罗贵族的形成。相比较，历史上真正的贵族保守而封闭，不喜欢无限制地扩张，讨厌条件和环境翻新变样；而官僚制却嗜好扩张，适应性极强，全无真正贵族的那种“保持”的性格。当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仍竭力东施效颦，想把自己装扮成真正的贵族。只是我们并不能认可他们的这种“效颦”
，因为资产阶级具有另一种灵魂结构。关于这，我将留在后面再论。
真正的贵族政体靠刀剑铸造，是战争的产物，而不是凭藉集聚财富、权力，拓展国家功能。
洛伦茨。斯泰因（h J B H R ‘）曾说，种姓是社会战胜了国家。的确，贵族作为种姓j o H I R阶层，它往往很难适应国家的法规。在此意义上，贵族政体是反国家化的。国家化的专制政体常与封建制争斗，也常与拥有特权自由的贵族制争斗。这里也许可以这么说，贵族化关联于自由，不关联于民主。
自由曾经首先是贵族的特权。
在
①塔列兰（１７５４—１８３８）
：法国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译 注②富歇（１７５９—１８２０）
：法国警务大臣，钻营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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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古老的城堡里，封建君主曾以自己手中的刀剑捍卫过自由和独立，请看那吊桥曾经是多么出色的自由卫士啊。自由不在国家和社会中，自由脱出国家和社会。过去，奥尔特加曾对这一主题有过精彩的描述。然而，人们却常常记住自由在社会中，而忘记自由正好远离社会，忘记社会不认可人的个体人格和人的自由。
人民大众很少关注和体认自由。自由是精神贵族主义的特性。中世纪的骑士在道德意识方面曾立下过汗马功劳。在人类社会中，是贵族分子第一次感悟到个体人的价值和荣誉，但遗憾的是，他们把这仅仅圈给了自己的种姓。第一次感悟到个体人的价值和荣誉的贵族，应把这馈赠给全人类，馈赠给每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人。对此，只有少数的贵族分子有所意识。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具有正面价值的贵族的质如何才能转注给大众，人的内在如何才能贵族化。在古埃及，人的不朽价值仅集于国王一身，其余的人瞬息灰飞烟灭。到了古希腊，神、半神、英雄和超人均被认为不朽，其余的人仍不可不朽。唯有基督教认可一切人的生存都具有不朽的价值，即倡导关于不朽观念的民主化。当然，即使民主化，也不能把一切人机械地、均衡地并置在一个水准上，不能否弃质。这种民主化即贵族化，即把贵族的质和贵族的权利馈赠给人民大众。每个人都应成为贵族分子。此间，无产者最不能自足，社会革命要提升的正是他们。
基督教不依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准则，它确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携带着上帝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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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基督教，可以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与个体人格的贵族化准则结合在一起。
个体人格的精神的质独立于社会，也独立于大众。基督教的精神的贵族主义同种姓的贵族主义相悖。纯正的基督教从更深的意义上拒斥种姓的精神，因为人置于种姓的精神中，既受贵族种姓自身的奴役，又受那个匍匐在种姓之下的想成为统治者的人的奴役。种姓的贵族主义封闭而局限，基督教的精神的贵族主义开放而趋向于无限。
实现个体人格意味着人成为贵族型的人。这样的人不容许自己混同于非个体性的世界，他具有独立的自由的内在，既朝向生命的更高的质的内涵，也步入悲戚苦难的尘寰。这种贵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不是自命不凡和炫耀，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在和超越的原动力。它极富牺牲性、宽恕、怜悯，不妥协，没有ｙ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敌意、嫉恨）。历史上的种姓的贵族与此完全不同。
这种贵族受过去、祖先、传统以及习俗的奴役，讲究仪式，醉心“保持”
，对自由的价值缺乏充分的估量，没有那种作为原动力的自由。相反，个体人的精神的贵族却正好补足这一点。
与此相关的是贵族主义具有两重意象，即个体人的贵族主义的意象与社会群体的贵族主义的意象。前者实现个体人格的质，但会发生社会化，会被转注给社会群体，而且转注的形式极多。后者或许是祭司阶层，是教会各等级中的上层人物，甚至还可能是特殊意义上的种姓，是种族的贵族。他们的内在也许不再经由贵族的选择，而经由资产阶级或者农民的选择。他们人数不多，会依照理性的和精神的某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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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贵族的社会集团。像学院的文化上流人士、科学家、作家等，就常充当它的基本成分。知识分子层喜欢自我炫耀，自我隔绝，这时会形成一个携带着种姓的一切特征的贵族等级。这种贵族等级钟情于文化勋章，也熟谙文化的神秘的通灵术。社会贵族主义的形式，一旦通过多种渠道把个体人格的贵族主义转移给社会群体的贵族主义，它就更加奴役人。
在宗教生活中，个体人的贵族主义即个体人的特殊的质与才华。这每每经由先知、使徒、圣者、精神导师和宗教改革家传达出来。教会的等级制已被贵族化，已远离个体人的质和个体人的精神性，即远离了个体人的贵族主义。社会的宗教的贵族主义则把自己装进这种教会的等级制，并成为它的传声筒。个体人的宗教的贵族主义以自由为准绳，社会的宗教的贵族主义以决定论为准绳，因此，它易转换成对人的奴役。
这种事实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奴役人的孽根是客体化。
这种客体化在历史中的实现，经由了社会化的各种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异化个体人的质，并把它们转注到社会集团中去。
这些社会集团的质已失却真实性，仅彰显象征性。社会贵族就是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贵族，它的曾经能激发出骄傲感受的质，不再是个体人－人性的质，而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
所以，贵族主义确实具有两重意象。
个体人格的贵族主义的形式跟暴发型（Ｐａｒｖｅｎｖ）
不同。
尽管他们中间有人走出了资产阶级的门槛，不再属于暴发型，但有产者总倾向于按自己的方式成为暴发户，而整个资产阶级受暴发型的染指也实在太深。贵族型总是“出走”
，而暴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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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飞升”。罪感和悲悯可称为贵族的情感，易被欺侮感和依附感可称为庶民①的情感。贵族主义的精神型不太贴近庶民的心理，它常置于罪感、悲悯、痛苦之中。贵族主义的灵魂型②的社会化即贵族等级制的形成，它总导向傲慢、炫耀、自命不凡、鄙弃大众、护卫自己的特权。这是他们的灵魂特征。社会的一切阶级和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有个体人的高质，都时常受社会环境、社会权势和社会习俗的限制。至于等级，无论是贵族的、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都奴役人，都彰显非人性。无产阶级也可能形成等级，演变为虚伪的贵族等级，这样，无产阶级也会出现贵族等级的负面性，以及其他阶级的人的坏品行。尘寰中没有纯正而善良的阶级，仅有纯正而善良的人。这种人矗立在战胜自己阶级的精神和等级的精神之极限上，也矗立在实现个体人格的极限上。阶级和等级总是对人的奴役。真正的贵族主义携带个体人格的意象，不携带社会集团的、阶级的、等级的意象。
正确审视不同凡响的大人物与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是与贵族主义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凡渴求非习惯性生活、不苟合于习惯性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小人物，奇迹便悄然而至。这与个人的天分和才华并无十分重要的关系。相反，那些貌似不同凡响或貌似才华横溢的人，按其天性，也可能正是碌碌之辈。如大历史活动家、国家级的人才、客体化的思想家，其中大部分都可列
①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原 注②别尔嘉耶夫把人区分为生命型、灵魂型、精神型三种。生命型具有动物本能。灵魂型具有“小我”
，精神型朝向终极真理。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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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一档次。真正不同凡响的优秀的人应该是：突破生存的有限性和习惯性，内在地充满无限性，拒斥生存的客体化以臻于永恒。那些与客体化共存的大人物，即被客体化侵蚀的人，是真正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种例子，不仅见于政界，也见于科学和艺术的天地。有一种贵族理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全部意义显现在伟大的天才人物那里，而其余的人犹如肥沃的土壤，仅催生天才人物。尼采的“超人”
，便是集这一理论之大成。这是虚伪的贵族主义的诱惑，既吞噬普通人的意识，也吞噬基督徒的意识。无疑，只要是人，甚至是最下层的人，都不是“土壤”。
“土壤”的思想来自个体人的贵族主义的客体化。
真正的贵族主义植根于无限的主体性王国，不建构任何客体性王国。它不是权利和特权，它对自身无所需要，其全部宗旨即在于奉献和服务。真正伟大的天才人物并非无所不能为或无所不敢为，相反，这样的人也有所不能为或不敢为。
最卑劣的品质莫过于无所不敢为。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与天才的本性一样，都是整体的质，都显现整体的特征。换言之，高贵者并不因为某一方面的显赫便成其为高贵者，天才也不因为某一方面的才干而铸成天才。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是不占据社会的任何位置。事实上，它也不可能在社会中占据任何位置，它不可能客体化。贵族主义的本性不是统治者的本性，也不是像尼采提出的对统治的趋向。尼采的这种提法有悖于尼采对国家的憎恨。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是这么一种人的本性，即是说，这种人不占据统治的位置，也不占据奴隶的位置，因为这两个位置都安放在客体化世界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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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客体化世界的滋养。真正的贵族主义的本性深刻地体认过痛苦。
统治者在本质上是庶民，而统治只不过是庶民的杂耍。
客体化过程显现精神的庶民性。建构客体化社会是庶民的劳务。
我如是说，并不意味着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滞留于自身的封闭，不需要向外传达自身。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有着全新的视域，渴求在另一种全新的前景中传达自己。这不是社会的和社会化的前景，而是会通的可沟通性的前景，是人们的人格主义共同性的前景。这是“我”与“你”的交会，不是“我”与“他”
（即“我”与“客体”）的交流。这也是这个世界的末世论的前景。这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突破和阻断，对客体化源头的遏止。这意味着人不再统治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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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产阶级性、财产、金钱的诱惑与奴役
资产阶级性比贵族主义更能诱惑人、奴役人。它不仅是一项关联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范畴，还是一项精神范畴。
使我感兴趣的是资产阶级性作为精神范畴的主要意象。
列昂。布鲁阿（）的《éｇèｓｅｄｅｓｌｉｅｕｘｃｏｍh H J R S M C p q Wｍｕｎｓ》①一书揭露了有产者的智慧。
他在书中提出资产阶级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是相对的，并认为这不关涉更深的问题。
赫尔岑也很清醒，他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属于资产阶级。
对此，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如堕五里雾中，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性的精神问题。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有产者坚信世间只存有可见的物性，只认可自己，只期待在这个世界上寻到自己坚实的位置。他是这个可见世界的奴隶，是这个可见世界的位置等级系列中的奴隶。有产者评判人们，旨在人们有什么，而不旨在人们是什么。他不愧为这个世界的公民，也不愧为普天之下的君主。有产者是靠脑袋中的盘算来占据位置的，而贵族分子则
①法语：老生常谈的注释。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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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恃自己的刀剑攫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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