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奴役与自由-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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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义的悖异。按其本性，正义不是个体的，它确信“普遍的”

　　　　、共相的事物和人人依从的义务。

　　　　这种抽象的非个体的正义导向“普遍的”统治个体的，会铸成非正义。真正的正

　　　　①作者认为人的群体分两大类：联盟与公社。联盟具有强制性，公社则建立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可参见全书“社会与自由”一节。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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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义是个体的正义。正义的动力可能成为集体的动力，以至凌驾于人，但正义的动力，不能成为个体人格的动力。正义神圣，但正义可能遮蔽集体的诱惑与奴役，可能成为普遍的非个体性的（东西）。正义不应把个体人格的良心外化。当正义不关联于整体的个体人格、自由、爱和怜悯时，它也就演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另外，平等的观念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具有实际的意义，会为着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而斗争。

　　　　但是，平等的观念其自身却是空洞的，它不能提升人，倒常常激起人的嫉妒。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是人格主义对平等的最基本的阐释。

　　　　革命的真理关涉每个人的价值和自由，不关涉“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是普遍的事物，“每个人的”才是个体的和个体人格的事物社会生活具有两方面的目的：消除人的恐惧、贫困和弘扬人的创造价值。

　　　　这两方面存有矛盾冲突，不过它们最终仍可以联合，因为“消除”也意味着“弘扬”。

　　　　我惊异地发现，每个人对尽善尽美的生活都有着无尽的幻想，伊甸园、上帝王国被构想得那么晶莹。在每个时代中，人建造了各种类型的乌托邦，期待着它的莅临。其实，乌托邦本身比它所显示出来的东西要更真实得多。

　　　　从某种意义看，最极端的乌托邦也比人类社会规划的那些僵死的理性蓝图更有积极意义。

　　　　中世纪，在变了形的基督教中存有柏拉图的乌托邦。教皇政体不拥有乌托邦，但教皇社会和教皇文明却常被东方（俄罗斯、拜占庭）和西方奉为乌托邦。一切重大的革命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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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１２

　　　　旨在实现某种极端的乌托邦，因此，即使不排除革命的负面价值，革命也比陈腐的观念形态更多一点真实的和实践的意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者不是吉伦特分子，而是雅各宾党。雅各宾党却企图实现卢梭所构想的乌托邦——一种完美的、自然的、理性的秩序。又例如，俄国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即为了实现马克思的乌托邦——一种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注意：我所说的乌托邦的实现，不指涉最真实意义上的实现，而指涉在教权国中、在雅各宾党的民主中、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实现。这种实现仅仅导向了一种与原设想的乌托邦不相符合的社会制度，因此严格说来是失败，是空想。对此，除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外，凡在历史中实现的乌托邦皆属此类。当然，乌托邦自身确实蕴含着生气勃勃的动力，它能凝聚和增强战斗性，每临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那些不是乌托邦的都多少显得疲软。两相比较，乌托邦自身含有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的规划，而其它理论和流派的乌托邦总给人以部分的意义，所以也就更少有激情。乌托邦的魅力正在这里，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彰显了它随身携带的奴役力量。

　　　　集权主义总奴役人。唯有上帝王国中的集权主义，才是对自由的确信。在客体化世界中的集体主义总奴役人。客体化世界作为部分，它不可能实现整体的集权的建设。乌托邦是上帝王国在人的意识中的扭曲。如前所述的王国诱惑，它则是乌托邦的源头。乌托邦总意味着一元论，而客体化世界中的一元论又总奴役人，因为一元论总是强制性的一元论。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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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有上帝王国中的一元论不是强制性的，不奴役人。凡是在这个世界中实现的理想社会的乌托邦，都是关于神圣王国和神圣政权的乌托邦，都是实现人民的或者无产阶级的绝对普遍意志的乌托邦，也是与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良心、尊严以及精神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相抵牾的乌托邦，即有关绝对正义和绝对博爱的乌托邦。精神的自由与个体人格的自由存在的前提是二元论的因素，是上帝与“凯撒”的区别；乌托邦总力图排除二元论因素，总把凯撒转换成上帝。这便是神权政体的乌托邦和神圣君主的乌托邦之本色所在。因此，人的解救必须否弃客体化世界中的一切神圣性。

　　　　神圣的（东西）

　　　　仅存于生存的世界，仅存于主体性。

　　　　真理存在于主体性中，并常常属于少数人。真理的这种贵族主义不能客体化，不能转换成任何一种贵族主义的分等级的社会制度。贵族主义的乌托邦不比其它乌托邦好，也同样会奴役人。

　　　　真理的贵族主义不显示任何特权，而显示责任。

　　　　赫尔岑说过存在着苦难的真理，他这样发问：“为什么信仰上帝就可笑，信仰人类就毫不可笑？

　　　　为什么信仰天国就愚蠢，信仰尘寰中的乌托邦就聪颖？“

　　　　无疑，赫尔岑在这里拒斥一切乌托邦，但同时又告诉我们乌托邦中也存有真理。

　　　　人的确不能不追求完美，即不能不向往上帝王国。但迄今为止，人所追求和所向往的乌托邦却实在糟糕得很，仅给人以美感的眩晕，而一付诸实践，便演为貌似的完美、自由、合人性，便以幻象欺骗人。追究起来，这是乌托邦混淆了“凯撒”与上帝，混淆了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这样，乌托邦想建设完美的生活，想养成人的应有的善良，想实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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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９１２

　　　　悲剧的理性化，但由于它匮乏人与世界之间的转换，最终总是既没有新的天堂，也没有新的尘寰。

　　　　乌托邦关涉末世论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声称：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并违反人的本性。此论具有两种含义。我们不清楚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原因是本身即乌托邦，还是受到人为的阻碍？显然，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体现了平等和正义，却遗憾它不能实现，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就是一个谬误，这些看法都不正确。

　　　　资产－资本家集团混淆了两方面的因素，只注意到其中的这一方面或者另一方面。

　　　　认为社会主义是美好的完满的理想，却遗憾它不能实现，这跟认可奴役是一回事。无疑，确实存在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社会主义也确实具有乌托邦的因素。

　　　　这与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的和神权主义的神话一样，是社会主义的神话。但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铁的真实。

　　　　如果１９世纪的乌托邦被认作是社会主义，那么２０世纪的乌托邦则是自由主义。

　　　　有人判定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作为社会主义存在的前提的道德水准与人们的现实状态相去甚远。然而我以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即在于此二者确实“相去甚远”

　　　　，而社会组织应解除对人的压迫。

　　　　自由主义经济在人的多种利益中发挥自然的作用，其基础建在极度的乐观主义之上。

　　　　社会主义自身含有悲观主义的因素，它不愿意相信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调节力，它悲观地评判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所导致的最终结果。社会主义不坐等强者道德日臻完善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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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强者自身的习性。社会主义重在行动，即以行动扶助弱者和改革社会。对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任何抽象的道德信条都是伪善。如果社会尽由圣贤和道德楷模组成，那么也就无须乎再采取社会行动来保护弱者和反对强者，或者保护被剥削者和反对剥削者。社会主义社会不由圣贤和道德楷模组成，相反，而是由满身携带着罪愆与缺陷的人组成。所以，社会主义不“坐等”人和社会的完善。

　　　　社会主义问题只有世界意义，很复杂，它涉及到各方面。

　　　　至少，我们可以审视它的形而上的精神的方面和它的社会的经济的方面。第一方面，在占优势的形式中，社会主义的形而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它的基础即以社会凌驾个体人格，并确信个体人格由社会赋予形式。这是集体主义的形而上，它视普遍的事物比个别的事物更真实，视阶级比人更真实；它否弃精神的源头，把人最深刻的东西普遍化了。第二方面，社会主义更符合真理，是基本的正义。在此层含义上，社会主义是基督教人格主义的社会投射。唯有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才能够解救人。有人指责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囿于唯物主义，劳工易被塑成唯物主义者，但这些人忘记了劳工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劳工对物质的强烈需求。公正地说，社会主义文化同民主主义文化一样，都匮乏高质，极易被粗俗化。劳工问题向我们表明：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必须满足人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

　　　　自由和面包是社会生活中的两大基本难题。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棘手呢？莫非只有丧失面包，才能获取自由？这种把石头换成面包的诱惑，早叫沙漠中的基督发怵。这里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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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１２

　　　　包在奴役人。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所描写的宗教大法官作过天才的表述，但大多数人都误解了陀氏。人们以为面包问题并非那么紧迫，以为世间生存着不需要面包的自由；其实，人沦为奴隶就常因为失去面包。面包，是一个重大的象征。社会主义问题、和平问题与面包戚戚相关。人不应该沦为面包的奴隶，也不应该为着面包而出售自己的自由。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两重性的主题，是关于两种社会主义的主题。

　　　　须区分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前者视社会和国家高于个体人格，视平等高于自由，并以此作为拥有面包的前提。事实上，这意味着获取面包须以自由和良心为代价；而后者弘扬个体人格，以个体人格高于社会和国家，以自由高于平等。在此，面包既属于每个人，同时也护卫每个人的自由和良心。

　　　　另外，还有人划分出自由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反自由的集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划分不能进到问题的深层面。民主仅是一种相对的形式，个体人格和自由的价值才具有绝对的意义。一方面，民主表示人民的主权和大多数人的统治；另一方面，民主还表示人的自我管理（自治）

　　　　、人权和人的自由。唯据此，民主方透显永在的意义。

　　　　１８、１９世纪，大多数人都从社会中寻找人的解救，即相信社会能给予人自由，但事实上一切却正好相反。人的解救不应在社会中寻求，而应在上帝那里寻求，亦即人的解救须脱出社会奴役。

　　　　为此，必须摈弃社会一元论，必须确信二元论的因素和社会不能酝酿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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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使用现代术语，也许可以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奴役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前者指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

　　　　它的源头在世界进程中，由世界进程产出。它受帝国主义的强大意志的支撑，其中，共产主义是它的“左翼”

　　　　，民族－社会主义是它的“右翼”。完全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中的这些法西斯主义的因素，败坏了社会主义，也败坏了人。

　　　　这些法西斯因素全然不显示正义，应摒除它们。奴役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官僚政治的王国。这种官僚化不仅发生在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中，也发生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当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已日显官僚化和中心化。面对如此险情，唯有在人类社会中辟出崭新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基础则要建在人格主义的价值和人格主义的互爱上。这是真正的而非表面的民主，即人的自我管理，即自由。社会主义之所以演化成奴役人的王国，是在于客体化。唯有在主体中而非在客体中的自由，方能拒斥客体化。

　　　　社会主义能接受人格主义的社会投射，能成为人格主义的社公主义吗？仅从词的组成看，这似乎就很矛盾，而且极容易被误解为自由主义。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人格主义正要否弃资本主义制度。

　　　　人格主义不允许把人转换成物或商品，①也不允许把劳工作为

　　　　①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情形称为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原义为物化、具体化，是异化的一个方面）。　　——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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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２

　　　　工业进程的手段。

　　　　这里，人格主义还否弃奴役人的工资体制，不以非人性的金钱驾驭人的生活，不认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扭曲了的价值等级。这种价值等级对人的衡量是，人有什么和人在社会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如衡量工人，则纯粹看其生产地位如何。社会主义最糟糕的就是以经济凌驾精神，不承认个体人格为最高价值。

　　　　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私货，是资本主义摧毁个体人格的继续。虚伪的集体主义压迫个体人的良心，也属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两相比较，依存于土地的生活会比依存于工业化的生活更给人以温馨和宁静，更少残忍。当然，人也会因此而受土地的奴役。问题在于：人脱出了土地的奴役，则又受到解救人的工具的奴役。

　　　　人格主义的价值尺度同真正的未扭曲的基督教的价值尺度相似。只有良心泯灭的基督徒，才会容忍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不可能把它转变为资本家和金钱的庇护所。资本主义作为拜金的宗教，理所当然地偏爱资本家和金钱，但令人震惊的是，却认定它是无私的护卫者，具有纯正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不但欺凌和压迫穷人，而且还首先欺凌和压迫人的个体人格。当然，有产者的个体人格也同样受它的欺凌和压迫。在这个社会中，无产者和有产者一起被非个体化和非人性化，一起丧失精神的自由——它们都是奴隶。

　　　　社会主义关涉无产者，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

　　　　有产者的生存意味着贬损人的尊严和人的个体人格价值，无产者的生存同样如此。无产者的生存是非正义和恶愆。无产化即人的本性的异化。马克思对此尤为关注，他曾尖锐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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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过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功绩。无产者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能与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相混淆。无产化之所以能愈演愈烈，是由于劳工被视为生产工具，被迫像商品一样出卖自己的劳动。

　　　　说实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水准远比关联于工匠和行会的中世纪社会更败坏。

　　　　两相对比，农民更接近于世界的源头，而无产者则更指向世界的终端。无产者含有末世论的因子。

　　　　在人类罪的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出现与资产阶级密切相关，它是社会化和客体化的产物。世界上竟有着如此无产化了的人的生存，这确实是桩不容推卸的大责任。无产者无家可归，无人关照，他们只得与自己的同伴抱成团，在自己的群体中感受生命的安全。当然，无产者中也有善良的与败坏的区分。马克思在青年时的论著中曾说，劳工不具有人的高质，他们是更加非人性、更加丧失人的本性的生存。

　　　　①但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却产出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其影响甚大。

　　　　这种弥赛亚论认为，劳工群众比有产者群众更优秀，更少堕落，更赢得同情。其实，劳工也一样被依赖感、仇恨和嫉妒所支配，一旦胜利，他们也会成为压迫者、剥削者。这在人类历史上已一再重演，甚至人类历史就是这么一出荒诞剧，即富人盘剥穷人，尔后，穷人去杀富人。此间，唯少数人持守住自己的理想、信仰，而大部分人都受限于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的真实，仅是知识分子构想的一项观念和神话而已。就经验真实来说，无产者彼此既有差异，又可以类分，而无产者自身并不具有圆满

　　　　①原文中没有注明此话的出处。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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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５２

　　　　的人性。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十分矛盾且荒谬的观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应该生存无产者，而应该生存充满了人的尊严和人性的人。

　　　　这是人道主义对非人道主义的攻克。

　　　　在此，贵族的特权与骄傲不应该转让给无产者，否则，受统治意志支撑的无产者会成为新的有产者。

　　　　无产者不仅属于社会－经济范畴，也属于心理－道德范畴。

　　　　一方面，社会组织应拒绝无产者作为社会－经济的范畴。

　　　　人不能发生劳动力的异化，即不能发生无产阶级化，每个劳动者都应拥有生产工具。另一方面，世界的精神运动应拒绝无产者作为心理－道德的范畴。无产者不应继承过去的恶和不公正，整体的人应找到自己的生长点。

　　　　无产者的意识形态是奴役人的意识形态。它偏爱奴役人的过去，拒斥对过去的批判。

　　　　无产者应怀疑自己的无产性，确信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尊严。无产者不应回到无产者的文化中去，而应走进人的文化。无产者的革命性彰显一切人的受奴役和堕落，人的革命性才是一切人都可能得到的解救和超越。过去的不平等、非正义和屈辱制造出被压迫者的意识幻象。这些幻象对于大众是十足的麻醉剂。在害怕失去自己特权位置的人那里，在被压迫者那里，意识呈现萎缩状态。

　　　　“资产阶级性”同“无产阶级性”没有更大的区别，都显示意识的萎缩和贫乏。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都是抽象的东西，而且这两个世界相互渗透。资本主义不可能占据一切生活和一切文化。有产者世界与真正的基督教世界之间，客体化的决定论的世界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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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主义的自由的世界之间，存有尖锐的矛盾。于此，“无产者”

　　　　与“贫困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福音书中的“贫困性”指精神的优势，恰恰不指无产者的状态。无产者不具有精神的优势。

　　　　以上论述会把我们引入另一个基本主题：阶级社会与无阶级社会。

　　　　阶级社会的基础建在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否弃上。人格主义反对阶级社会，它需求无阶级的社会。这里存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真理。但是，当社会主义企盼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时，它也就跌落进阶级社会的奴役，也就不再是真理。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应是无阶级的、人民的、人性的，即自由的，亦即远离产生新的奴役的阶级社会。

　　　　阶级重新确立了人的不平等和各种类分。这种确立其基础设在关联于人的出身、血统、财产和金钱的种种特权上，而没有设在个体人格的价值、质和使命上。阶级类分的基础不是人的原则，而是反叛人性的原则。社会当然不可避免地要类分，但它不是在社会阶级的含义上进行类分。类分、差异、不均等只应该是人的和个体人的，而不是社会阶级的和非个体人的。贵族分子之间存有较大的差异和不均等，但每个贵族分子都拥有贵族的价值，面对社会时，他们都一律平等。

　　　　社会的组成也应如同贵族的这种组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是虚伪的、无人性的、无个体人差异的区别，应立即废止。一切人都应成为工人，应成为贵族分子，而不应成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社会平等化过程不应为着人们的平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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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２

　　　　非个体化，而应为着类分和差异，为着崭露被社会的阶级等级制所遮盖和所扼杀的个体人的有差异的质。

　　　　无阶级社会不是乌托邦，而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它涉及社会的人性化。贵族形态的社会不掩饰阶级（阶层）的生存，原则上维护种族－血缘的不平等，这多少还显出它在这方面的坦诚。而资本主义社会抹煞阶级的生存，它的思想家们信奉在公民的平等中趋达无阶级状态，指责社会主义者构想阶级和阶级斗争，这足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阶级生存着，阶级斗争不仅由无产阶级引发，也由资产阶级引发。

　　　　人们的阶级生存以及把阶级凌驾于人之上，是社会的大恶，特别是现代私有制社会的大恶。

　　　　无产阶级的真正优势在于渴求更新，渴求自我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