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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前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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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了《生死抉择》这部电影，魏正隆很有感触，他觉得面对腐败，真正面临生死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李高成，而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党。他甚至怀疑如果自己面临李高成的处境能不能像李高成那样选择？魏正隆的确为自己的犹豫而心惊，他觉得应该在全党干部中搞一次大讨论，题目就是“如果我是李高成应该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提笔想率先垂范写一篇观后感。刚点上一支烟想琢磨一下文章的开头，李绍光阴着脸进来了。魏正隆很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绍光，见李绍光进来便和盘托出，然后尖锐地问：“绍光，你说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应该说李绍光对这个问题思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他上任东州市委副书记那天起，就一直在思考，当仔细听了魏正隆关于《生死抉择》的观后感，他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腐败的根源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这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有其合理性。”
魏正隆起身一边踱步一边沉思，他很欣赏李绍光的坦诚，但是他弄不明白“腐败的合理性在哪里”，于是他反问：“绍光，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
李绍光用两个手指戳着茶几说：“制度堵讲真话的嘴，使执政党害怕人民的意见，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勇气学会坦诚，就永远也听不到真话。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允许人们讲真话，哪怕是揭露自己的伤疤，也让人家讲出来，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就因噎废食，否则花大力气捂矛盾换来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稳定’，孕育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可能收拾的结局。”
“绍光，你的观点总是那么犀利，”魏正隆感慨地说，“你说的对，党的坦诚会带来社会风气的坦诚，党敢讲真话人民才乐意讲真话啊！”
李绍光起身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一边喝一边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部贪官污吏史，人治、专制、官本位、权力崇拜、舆论被钳制以及天下私有或者统治集团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陈腐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腐败。常言道以史为鉴，老魏，‘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为官之德，而今‘武死战’犹在，‘文死谏’者有几人？”
魏正隆惆怅地说：“这就叫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不承认这个道理，无异于掩耳盗铃，时间久了，非出问题不可啊！”
“老魏，”李绍光借题发挥地说，“这第一个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把的就是你这个市委书记，李国藩昨天那么重要的活动都不参加，快成‘党内个体户’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忍再忍？”
魏正隆早就习惯了李绍光的刻薄，但是如此明了地捅破窗户纸还是令他这个当班长的有些难堪。
“绍光，”魏正隆似有难言之隐地说，“还不是为了班子团结，你得承认国藩是肯干事的市长，自从他上任以来，银环路工程突飞猛进，这又启动了‘三四三’工程，应该说在年内改造三条街路、四个广场和三座立交桥都是大手笔，特别是四个广场中的市府广场，我看了规划图确实可以代表东州的形象。”
李绍光冷哼一声，揶揄道：“老魏，或许光荣背后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啊！别的咱不说，就说即将戳在市府广场上的那个雕塑，那哪是什么凤凰翼，根本就是权力崇拜的权杖！”
魏正隆并不赞同李绍光的意见，他觉得李绍光过于尖刻了，便认真地说：“绍光，经过夸张变型的木雕图腾，呈三角型组合而成，融汇了战国时期的钟鼎语言，既显得古朴典雅，又具有时代气息，取高二十一米，象征着东州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正如大鹏展翅，迎着朝阳，意气风发，即将翱翔在二十一世纪的万里晴空，多有内涵啊！”
“老魏，”李绍光激进地说，“你说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凤凰翼雕塑寓意在权，全身包金，金灿灿地屹立在市府广场，旁边就是国旗，足以彰显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和对权力无限向往之情，不然他也不会在昨天的常务会上将雕塑底座修成真空仓。”
魏正隆不解地问：“将凤凰翼的底座修成真空仓干什么？”
“干什么？”李绍光嗤之以鼻地说，“还不是为了流芳百世！李国藩从改造市府广场那天起，就有一个设想，他要在千禧年给一百年以后的市长写封信，封在凤凰翼底座中，他不仅要让东州市人民看见凤凰翼便想起他李国藩，他还要让一百年以后的人也不忘记他，这不是政治野心是什么？”
魏正隆恍然大悟地说：“李国藩为了青史留名，用心良苦啊！”
“老魏，”李绍光捂着肚子似乎有所不适，他呷了一口水接着说，“有件事我应该向你通报一下，有人跟我反映，在澳门葡京赌场看见过张国昌，而且就是在北京学习期间。”
“什么人反映的？是不是看走眼了？”魏正隆难以置信地问，“我听说国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口碑非常好，各种成绩都名利前茅，特别是最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政治上，他可是前程似锦啊，不会不珍惜吧？”
“老魏，还是宁信其有好一些，”李绍光谨慎地说，“我手里有几封关于反映丁仁杰、李凤江嗜赌的举报信，还反映与张国昌的关系不正常，称兄道弟不说，有人说这两个人多次陪张国昌去澳门葡京赌场。”
“多次？”魏正隆警觉地问，“有多少次？”
“目前还无法查证，因为举报信都是匿名的，真假难辨，但是无风不起浪啊！”李绍光担心地说。
“绍光，”魏正隆严肃地说，“这种事不能姑息养奸，从保护干部的角度敲山震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绍光，你抽空找国昌谈一谈，看看他的反映。”
“老魏，”李绍光为难地说，“无论是李国藩还是张国昌，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国昌，别看表面上绍光长、绍光短的，其实骨子里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找他谈怕是不妥，不仅听不进去，还会认为我别有用心，老魏，我看还是你先找他谈谈比较好。”
李绍光说完脑门上渗出细汗，魏正隆觉得李绍光脸色不好，说话气力不足，便关切地说：“绍光，你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工作不能太累了，整天工作起来与时间赛跑，你不要命了？”
说着，魏正隆亲自给李绍光到了一杯水，李绍光接过水杯自我解嘲地说：“老魏，尼采说，不朽的东西，仅是你的譬喻！麻烦的上帝，乃是诗人的骗局，人仅仅是‘永恒’手中的玩物，不朽只是人的梦想。因此，自从得了结肠癌后，我就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共产党宣言》说得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不瞒你说，老魏，我死后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绍光，你太悲观了，你的手术不是做的很成功吗？马克思才不会收你这么年轻的幽灵呢！”魏正隆抚慰地说。
“谁说的？”李绍光虚弱地笑了笑，“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家们一直苦苦探讨的问题，其实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早就解决了，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来，最后只能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去。”
魏正隆伤感地说：“你太理想化了，恐怕在我们的队伍中，一些灵魂马克思是不会收的，恐怕连上帝都不会收，只能去幽冥之国忍受煎熬了。”
“老魏，不是我理想，如果我们连理想都丢了，才是生死抉择的大问题啊！”李绍光疲惫地靠在沙发上说。
53。长城
将近一年了，我乘飞机穿梭在东州与北京之间，像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对我来说，北京就像情人“卡吕普索”，东州就像妻子“佩涅洛佩”，我不是奥德修斯，但是我的灵魂正在漂泊，而我的肉体仿佛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在我的内心深处光明与黑暗不停地举行婚礼，无论是情人“卡吕普索”，还是妻子“佩涅洛佩”，都在痛苦地哭泣，我的心弦被这痛苦的哭声拨动了，我的灵魂就像一缕清溪向黑水河方向奔流。
最近赵奎胜请几个市长的秘书吃饭，我原以为赵奎胜是张国昌的死党，通过这顿饭，我才发现，他正在通过巴结陈建祥向李国藩靠拢，这不得不引起我的警觉，商人的本性是有奶就是娘，何况是奸商。
席间，我特意借陈建祥醉酒之时探讨了李国藩对张国昌的印象，想不到陈建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听说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张国昌之心也路人皆知。”
言多必失，这样的场合我不便深问，但是陈建祥是李国藩肚子里的蛔虫，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如果李国藩平时不在他面前灌输这样的观点，陈建祥怎么可能胡言乱语？
那顿饭之后，陈建祥的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李国藩对张国昌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嘲讽张国昌是司马昭，就等于李国藩承认自己是“魏帝”，把东州当成什么了？魏国！一个梦想成帝的人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与李国藩的野心相比起来，张国昌的野心真是小巫见大巫。
常言道玩物丧志，张国昌的志向有多大，他的玩心就有多大，在北京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就在我为他的毕业论文绞尽脑汁之际，他却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北京，起初我以为张国昌可能在毕业论文上又要玩小把戏，是不是让我写的同时，又找了另外一个或几个高人写？结果到了中央党校以后，在他的宿舍门外，我就听到了孟丽华爽快的笑声。孟丽华什么时候来的我却一概不知，这两口子活着就跟捉迷藏似的，整天在跟周围的人藏猫猫。我一进屋就知道这两口子又有什么大计划了，只是不知道我这次是跟着藏起来，还是佯装找！
孟丽华见到我就像母亲叮嘱孩子一样说：“雷默，你大哥就要毕业了，回到东州不知道会有多忙，你大哥在北京累了一年了，难得清闲几天，正好党校没课了，学员们都在写论文，我陪你大哥去韩国散散心。”
接着张国昌像爹嘱咐儿子一样说：“雷默，这几天你就别回东州了，别人问，就说在北京和我一起琢磨论文呢，千万别说我出国的事，另外，别住在驻京办，找家酒店住下。”
市委常委擅自持私人护照出境是违纪的，但是据我所知，市领导大多都有私人护照，有的公务护照和因私护照加在一起有七八本。
我向这两口子表了决心后回到了市驻京办，刚好赶上食堂开饭。我打饭时遇上了丁能通，他把我拽到一棵梧桐树下低声说：“雷默，明天我陪张市长和大嫂一起去韩国，是不是张市长不让你住在驻京办呀？”
“对呀，我正琢磨住哪儿呢！”我惊异地说。
“驻京办人多嘴杂，是不能住在这儿，”丁能通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说，“我已经给你订好了王府井大酒店，这是房卡，这几天我的奔驰你开着吧，这是车钥匙。”
晚饭后，我开着丁能通的奔驰车来到王府井大酒店住下，心想，你张国昌累一年了，我他妈的比你还累，既要忙活东州的一大摊子事，又要到北京照顾你的生活，给你做作业，还时不时地得当间谍，家里什么事也指不上我，反正毕业论文也写的差不多了，不如把杨娜叫到北京享受一下二人世界。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杨娜，这几天能脱身吗？”我兴奋地问。
“能啊，明天北京正好有个会，报个到就行。我本想让手下人去呢。”杨娜好像在啃苹果。
“太好了，这可真是心想事成，你别让手下来，你自己来，正好这几天我在北京没事，你过来，咱俩爬长城。”我喜滋滋地说。
“有这好事？张市长能放你假？”杨娜半信半疑地问。
“他跟孟丽华偷着去韩国，怕东州人知道，所以，不让我回东州。”我实话实说。
“他去韩国干什么？”杨娜警觉地问。
“不知道，我只管干好自己的工作，别的一概不问。”我冷冷地说。
“他不带你去更好，指不定干什么去了呢，明天我过去，好好陪陪你。”杨娜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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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明天我去首都机场接你。”
我挂断电话有一种预感，杨娜的判断是对的，张国昌和孟丽华去韩国不会有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否则不会怕走露风声，跑北京快一年了，还没好好看看首都呢，想到可以陪老婆一起爬长城，我心里感到当秘书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杨娜的会在五洲大酒店开，我从首都机场接她去五洲大酒店报了到，领了资料，然后回到王府井大酒店。晚上，我陪她去了燕莎商城，难得陪妻子逛商场，杨娜很高兴，她说晚上要奖励我，我明知故问地问怎么奖励，她脸色羞红地说：“忘记你的身份，回复你的本性，解放你的生命力，浑然忘我地发泄！发泄！发泄！”说完拽着我的手就往萨拉伯尔走，边走边说，“你呀，被束缚得太久了，只有进入醉的陶然境界才能找回自己的本真！”
还是妻子了解我，说实话，我不仅被束缚得太久了，被压抑得也太久了，总觉得自己乘着一叶扁舟在浩瀚无边、波涛无常的大海里航行，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可以侥幸躲过险滩，但能不能躲过暗礁？我却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恐惧。也许只有酣睡才会真醒，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也要有声有色地演，绝不失掉悲剧的壮丽与快慰，我愿与杨娜携手体会这种壮丽与快慰。
毛泽东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不知来北京多少趟了，这还真是第一次登长城，当我和杨娜来到长城脚下时，长城之上人山人海。我想象中的长城应该是在劲厉的寒风中时断时续的頽壁残垣，而八达岭长城却像是建在山上的休闲大道。
登上长城，放眼四野，但见城墙南北延伸，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我牵着杨娜的手往长城高处攀登，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杨娜，你想过长城的意义吗？”我有些气喘吁吁地问。
“长城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吧。”杨娜停住脚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象征呢？”我较真地问。
“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保守或虚弱。”杨娜若有所思地说。
我眺望着苍龙一样迤逦而去的长城，喟然长叹，“娜，在我眼里，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一匹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骆驼的话，长城就是压在它脊背上的驼峰；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龙王的儿子赑屓的话，那么长城就是压在赑屓脊背上的代表皇权压迫的神功圣德碑，不过，我倒觉得长城更像是一柄横卧在中华大地上代表专制的权杖，这柄权杖在历朝历代国人的心中都是皇权崇拜的巨大图腾。”我颇为感慨地说。
“默，你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偏激？起码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杨娜辩驳道。
“这是怎样一种文明？”我反驳说，“是用血水、汗水和泪水建筑的文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像不像长城？在封建专制下奴役的人民像不像这长城的一块块砖？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荒诞，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无数无差别的百姓温顺驯服却又潜存着巨大的力量，这是专制教化的结果，否则那些躲在深宫里的历代皇帝怎么可能将成千上万百姓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为国家修筑一道国墙？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专制就是这样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其荒诞惊人的神秘。”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杨娜赞同地说，“长城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它的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是一样的，就像长城一样凝滞，千年不动。”
“娜，‘千年不动’，说得好，”我双手扶着城墙说，“长城禁锢的是国人的精神，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国人的精神像这石头一样凝固不动。怪不得一位法国旅行家登上长城后，感叹：‘多么壮观的景象啊！且想想那翻山越岭连续不断的长城，只有天上的银河才能与之媲美。那是一道竖立在高山之脊的墙，是一条躺在墙上的宽阔大道，这竟是人的工程，犹如出现在梦中……’如果有人在惊叹其壮观之余停下来想想，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应该说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我们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呀！”
这时，杨娜拦住一位游客为我们俩合影，然后杨娜用挑战式的口吻说：“雷默，我真想和你一起在这烽火台上住上一宿，一起看看星星。”
我被杨娜感染了，大声说：“住一宿算什么，将来有机会我俩徒步走万里长城怎么样？”
“你疯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杨娜咯咯笑着问。
我没正面回答，只是大声朗诵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确，我压抑得太久了，我需要发泄，我是一个精神上喜欢流浪的人，顺乎本性的狂想，便觉得是生在天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真诚的人，但是我的真诚总是让自己放大别人的优点，我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好，一旦体会到这种好，就像感情上负了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纯或者统治，但这份真诚让我坦然，不过现实的浮躁是不容你坦然的，生活中总是充满被嘲弄的细节，无处不在的伪善，无处不在的作秀，让我不时觉得有热浪扑面而来，谁都怕失去机会，其实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无数次地重复着，我知道这个前景是可怕的，所以我希望用呐喊击碎内心的焦渴。
长城之行，我并未找到好汉的感觉，我需要净化，在长城上，杨娜既看见了我内心的质朴，也看见了我内心的脆弱，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见了女人就消融了，和谐了，我却认为自己是钢做的，宝刀不锋，宁愿折断。然而在妻子心里，我还是泥做的，只有她的水能雕琢我。
张国昌去韩国整整一个星期才回到北京，我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回到中央党校，竟然没让我去首都机场接。我只好一个人开着丁能通的车去了中央党校。一进宿舍，张国昌情绪非常好，像是赌博赢了一样，他见我进来，从皮箱里拿出一件崭新的韩国T恤衫送给我。
“雷默，这是你大嫂给你挑的，款式不错，”张国昌接着叮嘱道，“你明天飞回东州，专门给我写毕业论文，另外，一个星期没回去了，估计文件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你回去抓紧处理一下。过些日子是我的生日，你写完毕业论文之后，和怀亮一起过来陪我热闹热闹。”
我心里明白“热闹热闹”的意思，当年我上大学时曾经痴迷于古龙先生笔下的情圣高手，恨不得自己就是李寻欢，我知道做李寻欢是需要实力的，从给张国昌当秘书后，我才明白，其实寻欢未必需要实力，只需厚脸皮，张国昌应该改个名字叫张寻欢。
正想着“小李飞刀”的魅力，猛然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把精致的尺八长的小宝剑，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拔出一半就发现剑身上刻着张国昌的名字，很显然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宝剑，我好奇地问：“张市长，这是党校发的吧？”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谁有了这把宝剑，就说明谁是党的嫡系，党的精英！”
我羡慕地把玩着，心想，只可惜剑身上的名字刻错了，应该刻上张寻欢三个字。
回到驻京办已经是黄昏时分，丁能通一直在办公室等我，我把奔驰停在一棵梧桐树下，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把钥匙往丁能通的办公桌上一扔说：“丁大哥，完璧归赵，怎么样？韩国之行爽不爽？”
丁能通起身掩了掩门神经兮兮地说：“操，别提了。”接着丁能通给我讲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原来丁能通陪张国昌、孟丽华到汉城后住进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这家酒店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赌场设在五星级酒店的地下室，张国昌两口子每天晚上都在地下室赌到下半夜，而且赢时多，输时少。有一天晚上，张国昌赢了一百多万韩元，很高兴，说上楼休息一会儿，让孟丽华接着玩，张国昌与丁能通便上了楼。回到房间，张国昌对丁能通说，给我找个韩国小姐玩玩，丁能通很为难地说，大嫂上来怎么办？张国昌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丁能通只好找来一位韩国小姐，张国昌看见很满意。丁能通从张国昌房间出来，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一边给张国昌看门，一边等。丁能通怕孟丽华突然回来不好交待。一个半小时了，张国昌房间还没动静，两个小时了，还未见动静，丁能通等不急了，便去敲张国昌的房门，不一会儿，门开了，韩国小姐风情万种地走了出来，张国昌惬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韩国小姐刚走，孟丽华就咯咯地笑着回来了，丁能通倒吸了一口凉气。
丁能通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听后既为张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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