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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前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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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情忐忑地走进十五号楼,我知道中纪委这么急着找我,说明又查到张国昌什么要紧事了,我敲开房间门时,杨处长正往外送客人,见我站在门前,微笑着把我迎进门。
“雷秘书,你难得出趟门,把你的游兴打没了,不过下次出远门,最好还是跟我们打个招呼。”
这时尹处长也从里屋出来了,她一边和我打招呼一边给我倒了一杯水。
杨处长又拿出了那个黑皮的大笔记本坐在沙发上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点事情。你先喝点水。”
这时尹处长也做好记录的准备。
“雷秘书,”杨处长慎重地问,“你仔细回忆一下,你当秘书期间,张国昌去没去过老书记袁伯守家?”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过。”
杨处长接着问:“什么时候?”
我不假思索地说:“过年过节都去呀,一到年节,省市领导都要去看看老书记的。”
“你好好想想,”杨处长冷峻地问,“非年非节的日子,去过没有?”
我实事求是地说:“我记得去中央党校学习前去过一次。”
杨处长严肃地问:“丁仁杰跟着去了吗?”
我断然否决道:“没有,只有我和司机马厚陪着去的。”
杨处长进一步问:“你好好想想,张国昌和丁仁杰一起去过吗?”
我思想激烈地斗争着,张国昌想干什么?怎么扯到老书记身上去了,难道张国昌给老书记送过钱?不可能,张国昌没这有这个胆,即使有这个胆,也会被老书记用拐杖打出来的,那他要干什么?不会为了开脱自己,往死人头上扣屎盆子吧?我百思不得其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我什么也没想明白。
“杨处长,”我慎重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也不能乱说呀。”
“那好,”杨处长认真地说,“这件事很重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找我们。”
我走出十五号楼时,心口像堵了块棉絮一样透不过气来,案子越挖越深了,案情越来越复杂,我深深感到每说一句话,都是对人格和良知的考验。我低着头走出十五号楼。
“雷默。”张怀亮从车里探出头来喊我。
“大哥,我以为你走了,你怎么还在等我呀?”我感动地说。
“兄弟,”张怀亮动情地说,“我不放心你,快上车吧。”
我一头钻进车里,眼泪险些涌出来。
我进家门时,杨娜正在准备做晚饭,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刚到青岛就回来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了,吃惊地问:“默,出什么事了?你跟怀亮计划出去一个星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说:“专案组让我回来,我敢不回来吗?”
杨娜不安地问:“专案组找你又是什么事呀?”
我不解地说:“这张国昌也不知怎么了,老书记都过世了,还不让人家安宁。”
杨娜疑惑地问:“他和老书记能有什么事?”
我不屑地说:“老书记那么德高望重,过年过节那么多大官去看,谁也不敢送东西,都是送个花篮什么的,你说老书记能与张国昌有什么事?还不是看老书记不在了,往死人身上推责任呗。”
杨娜关切地问:“你怎么说的?”
“我说什么?”我冷冷一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只能说想不起来了。”
“雷默,”杨娜愁眉苦脸地说,“班不让你上,专案组没完没了地找你,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自嘲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路,说明车还没到山前。”
“雷默,”杨娜猛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去美国波音公司培训的事,来信儿了。我通过了考试,就等着办手续了。”
“真的?”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咱们家总算有点好事了。”
杨娜突然噘着小嘴惆怅地说:“默,我这一走就是三个月,你一个人还要照顾女儿,还要应付案子,我心里真是放心不下!”
我打趣地说:“小别赛新婚,什么时候走?”
杨娜忽闪着大眼睛说:“手续办完就走,过几天可能到你单位办政审。”
“太好了,”我欣慰地说,“娜,咱们今晚喝两杯,庆祝庆祝。”
杨娜喜滋滋地去准备晚饭,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我知道,这些年是我的政治野心耽误了杨娜,凭杨娜的才能,早该到国外任驻外经理了,可是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相信夫贵妻荣,为了我在仕途上能熬个一官半职,不仅付出了青春,还付出了事业。这么多年的相濡以沫,妻子让我懂得相爱的意义不是相互凝视,而是应该向一个方向看。眼下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从骨子里希望妻子能陪在我的身边,对我来说,三个月比三年还要长,但是难得杨娜能高兴一回,她和我结婚十几年了,有太多的出国机会,她为了我和女儿都放弃了,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我暗下决心,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让她高高兴兴地走。
我企盼命运女神高高举起她手中的山羊角,赐福杨娜,放下她手中的舵桨,别再以吓人的速度,改变舵桨的方向,然而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挂在她脸上不可捉摸的微笑,这位朱庇特的长女投有不敢做的事情,就目前我的处境来说,命运女神赐予我们什么,我都不感到意外!
今晚,杨娜显得很兴奋,可能是喝了几杯啤酒的缘故,她躺在我怀里喋喋不休地畅想着这次去美国会改变我们家的命运,我这两年忙得很少听妻子向我絮叨,我发现原来妻子的絮叨也能起到舒缓痛楚的作用,我们一直唠到下半夜一点仍无睡意,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
杨娜惊得紧紧抱住我:“默,谁会这么晚来电话?不会又是中纪委吧?”
自从张国昌出事以后,我已经学会每天花一点时间思考命运,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必须做一些预料,做一些准备,我再也不会让命运之神乘我不备将我扑倒,诚然,她打击了别人,但是我知道她的目标中一直有我!我抚慰地摸了摸杨娜的秀发,毅然决然地拿起电话,还未等问是谁,便听到一个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雷默,我是你大嫂,你出来一下,嫂子找你有要事商量。”
“大嫂,你在哪儿呢?”我警觉地问。
“我就在你家楼下。”
我无奈地放下电话对杨娜说:“孟丽华找我,你先睡吧。”
杨娜的心顿时揪起来,她担心地说:“默,小心点,大半夜的,不知道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我安慰她说:“我心里有数。”
我走出楼道口时,孟丽华的林肯打着火正停在门口,我不慌不忙地上了车,孟丽华二话没说,一踩油门,林肯车就驶进夜幕中,开到一处僻静处。
孟丽华将车停在马路边,她表情平静地说:“雷默,嫂子打扰你休息了,不过,为了救你大哥,嫂子也没办法。”
看她的样子,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我为她过分的平静而担心。
“嫂子,”我也平静地说,“没什么,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孟丽华神态自若地说:“我为你大哥请了两个北京的大律师,这两个律师要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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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这是正经事,当然要配合,痛快地答应说:“没问题,什么时候,在哪儿?”
孟丽华露出满意的表情说:“明天上午十点,在新世纪大酒店二○一二房间。”
“我一定准时去,”但我不相信大半夜孟丽华只让我见律师而亲自开车来找我,便试探地问,“就这事?”
孟丽华淡然一笑问:“今天专案组找你谈话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她还真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这你不用管,”孟丽华一副未卜先知的表情,“他们是不是问你老书记袁伯守的事了?”
我心想,还真是出鬼了:“嫂子,这你也知道?”
孟丽华不正面回答我,只是问:“你怎么说的?”
谈到这儿,我相信我是怎么说的,她一定是心知肚明了,之所以明知故问,看来是想试一试我是否跟她说实话,我心想,我雷默一向自认为做人襟怀坦白,没什么好隐瞒的,便直言道:“我说我不知道啊!”
“你看,雷默,你这么回答怎么能行,”孟丽华脸一沉说,“你应该说知道,你大哥确实和丁仁杰去了袁伯守家,而且拎着牛皮纸袋去的,里面装的是美金。”
“嫂子,”我苦笑道,“我不能跟人家编瞎话呀!”
孟丽华直言不讳地说:“反正老书记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只要你说有这么回事,就把你大哥救了。明天早晨,你去找专案组,说这事你想起来了,按大嫂说的做。”
我心想,这不是害人吗,真要是这么做了,我以前所有的口供都成了屁话,这事断然不能做,于是我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大嫂,这事我做不来,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说完,我就要开车门。
孟丽华急了:“雷默,你大哥对你不薄!”
“大嫂,”我冷静地说,“这不是薄厚的问题,这是做人的问题,也是原则问题。再说,专案组的同志个个身经百战,咱这点小心眼儿,瞒得了人家的法眼?嫂子,我劝你别瞎折腾了,别再节外生枝折腾出啥事来。”我想说瞎折腾别救不了张市长,再节外生枝把命搭上,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孟丽华叹了口气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就是同归于尽,我也在所不惜,我给中央领导、中纪委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都写了申诉信。你大哥太冤了。我一定要给他伸冤,绝不能让李国藩、肖继文、佟广真这些人逍遥法外,你看着吧,这个事很快就会有转机。”
我知道孟丽华已经下了鱼死网破的决心,怎么劝也没有用了,只是她这么一折腾,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倒霉了,我不想害任何人,更不想参与她的复仇计划,无奈地叹息道:“大嫂,我帮不了你,你多保重,我走了。”
我毅然决然地下了车,孟丽华失望地喊道:“雷默,你……”
90。政审
我时常问自己,人是什么?我现在的答案是,人是任凭命运摆弄的玩物。命运让我们生活在夹缝之中,一边用山羊角诱惑你,一边用舵桨制造龙卷风。只是这次卷走的不是我,而是杨娜。
中午,杨娜急匆匆地回到家,她一进家就委屈地哭了起来。我不问发生了什么,心里也猜出了八九分,但还是下意识地问:“娜,是政审的事不顺利吧?”
杨娜一边抹眼泪一边气愤地说:“我一上班,公司老总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像笑面虎似的说,‘这次到美国波音公司培训,我看就别去了。’我吃惊地闻,‘为什么?’老总说,‘我也知道机舍难得,你是凭本事考上的,不过,公司组织部的人到市政府办公厅开你爱人的政审材料,他们就是不给出,我也是投有办法,你知道,没有你爱人的政审材料,办不了手续。这次不去,还有下次嘛。’我一听就急了,问他,‘如果开来我爱人的政审材料呢?’老总说,‘那你就正常走,不过最晚不能超过明天晚上。’默,我觉得这次出国已经不是一张政审材料那么简单,如果走不成,所有人都会怀疑我们的清白,我已经郑重地告诉公司领导,‘我丈夫是清白的,他什么事也没有,我一定能开来政审材料!’默,张国昌境外豪赌,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单位凭什么不给你开政审材料?”
我默默地抽着烟,强忍一腔怒气听完妻子的诉说,然后把半截烟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内,咬着牙说:“我早就料到了,有佟广真在,这事不会顺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他妈的搞株连!娜,你先别急,我先给佟广真打个电话。”
我静了静心,拿起电话就拨通了佟广真的手机。
“佟秘书长,我是雷默。”我尽量平静地说。
“雷默啊,什么事?”佟广真打着官腔问。
“秘书长,关于我爱人出国的事,我的政审材料,您得说句话呀,蔡小亮凭什么不给开呀?”我压抑着激动的情绪问。
“雷默,不行啊,张国昌的案子还没有结,万一出什么事谁负责呀?这个事,你也要理解组织的难处。好吧,就这样。”说完,佟广真就武断地挂断了电话。
“秘书长、秘书长……”我不依不饶地拨佟广真的手机号,手机已经关机,我气愤地骂道:“妈的,这个落井下石的小人!”然后决绝地说:“娜,我就是跟你离婚,也要让你出这个国。走,跟我去找中纪委的杨处长。”说完我拽着杨娜的手就往外走。
杨娜迟疑地问:“那能行吗?”
我像发怒的狮子说;“怎么不行?中纪委的杨处长说过,有困难,找他们。”
我义无反顾地打了一辆车,和杨娜毅然决然地来到省迎宾馆十五号楼,此时正值午休时间,走廊里静极了,除了总台的服务虽外,连个人影儿也看不着,我俩走到一五一九号房间门前,互相凝视地看了一眼,杨娜的目光充满了绝望,我受不了妻子这种目光,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给杨娜以希望。
我心里一横,敲起门来,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便壮着胆子推开了房门,我拉着杨娜的手走进屋,外屋没人,我毫不犹豫地敲了敲里屋的门。终于有人问:“谁呀?等一等。”
不一会儿,杨处长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雷秘书,”杨处长惊异地问,“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杨处长,”我抱歉地说,“打扰您午休了。这是我爱人杨娜,您说过,有困难找组织,今天,我们俩有一个十万火急的困难。”
杨处长温和地说:“别着急,慢慢说。”
我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情况,杨处长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没处理过这种事情,研究一下再说,你们先回去吧。”
我态度坚决地说:“杨处长,我爱人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你们研究的结果。我坚信组织上对一个年轻干部一定会负责任的。”
杨处长看了一眼旁边抹眼泪的杨娜,同情地说:“好吧,我今天一定给你一个答复,你们先回去吧。”
我将信将疑地说:“好吧,谢谢杨处长。”
从十五号楼走出来,我和杨娜像一对无助的孤魂迷失在既定的路途,我们没有飞毯,像是骑在驴背上忐忑,然而,驴被桑丘·潘沙牵走了,我们就这么悬着,虚无缥缈地悬着,这无疑是危险的颠簸,我曾经像星宿一样幻想的心不再跳动,而是像脚下受伤的石子儿一样死寂。杨娜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默默地抹着眼角,我无助地想起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但是无论命运以多么优雅的方式捉弄我们,我还是企盼它在打击我的同时,再给子我一些馈赠,尽管这是我的奢望。
我和杨娜提心吊胆地在省迎宾馆幽静的小路上就这么默默地走着,向经过的每一棵树祈祷,突然我的手机响了,奇迹果然发生了,杨处长在电话里告诉我:“雷秘书,刚才我以中纪委张国昌专案组的名义,与东州市纪委领导通了电话,我们表达了一个观点,在张国昌一案中,没有发现雷默同志有任何问题,如果仅就张国昌一案不让雷默爱人出国,我们认为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已经同意明天早晨让你去市政府办公厅办理政审材料。”
我深知杨处长这番话的分量,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没想到,关键时刻组织上果然为我说话了,说的竟是这样通情达理,这么理直气壮,这么主持公道,我由衷地表达了谢意,激动地和杨娜拥抱在一起。我知道这不是一次小小的胜利,这等于以组织的名义告知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雷默是清白的!在杨娜眼里,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男人的一件事,对我俩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对我们一生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事。此时,我深深地体会到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一种给予,而且常常采取惩罚的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就到了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昨天晚上亲自与我通了电话,约好了今天早晨让我早到。
我一进门,蔡小亮赔罪地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一脸无奈地解释说:“雷默,你得理解大哥,你爱人单位的人来过两次,我确实没给开,没办法,佟秘书长不点头,我哪敢给开呀,这不,昨天晚上佟秘书长给我打电话,同意这件事,我赶紧给你打电话。不瞒你说,证明材料我已经写好了,不过我得给佟秘书长打个电话念一念,他同意后,我就给你盖章。”
蔡小亮是办公厅的老处长了,正处级时间快二十年了,一直谨小慎微地活着,我理解蔡小亮的难处,耐心地听他向佟广真汇报完,似乎佟广真小耐烦地同意了,蔡小亮自找了个没趣,悻悻地在证明材料上盖了章,并且郑重地交给我,邀功地说:“雷默,大哥完成任务了!”
我道了一声谢,接过材料,认真地看了一遍,感到手中的一张纸像厚厚的一块铅,上面写道:
证明材料
清江航空公司组织部:
雷默同志系我单位正处级干部,1997年7月开始为张国昌秘书。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期间,本人工作表现积极,曾因舍己救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因工作成绩优异,荣立办厅厅三等功。张国昌被“双规”后,从中纪委反馈给市政府的情况看,雷默同志能够配合组织工作,本人未发现有涉嫌违纪行为。
市政府机关党委
我拿到证明材料后,打车去了杨娜单位。早晨来时,天是阴的,此时,阳光已经驱散迷雾,太阳一出来就白热白热的,大有要烧焦一切的势头。圆圆的轮廓不见了,只闪着颤抖的白光。
我汗流浃背地坐在出租车内,想起张国昌案发以来,自己的种种遭遇,心潮起伏。我坚信人性是顽强的,但我也相信真理一分钟不与苟且结合,真理就会陷入流言的重围。因为所有的神都是人造的,人们需要神就像需要真理一样。正因为如此,理想有时也是苟且的理由,面对清廉,大多数人会一哄而散,不要嘲笑他们,说来说去生命不是神。纵使堕落到底,也是因为起飞的欲望。尽管往事如烟,但是人们还是津津乐道往事,因为往事是大人物的故事,小人物只能化作烟云,没有人给小人物立言,他们也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传世,正义就是无休止地捍卫他们的小利,不要企盼回报,否则就成了无耻的交易。小人物是历史,但天不会降大任于他们身上,这是小人物的悲哀,也是小人物的幸运。
我是个总想成就点大事的小人物,我的悲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总想成就点大事,一个是小人物,于是,我的心灵陷入无奈。我并不拒绝沉默,但我痛恨偏见,小人物是不应该有大梦的,但小人物可以拥有酣睡。我是经常失眠的,因为我是个不安分的小人物。经过反思,我才发现,原来捉弄我的不只是命运,还有我自己,做一个小人物都做不好,怎么可能成就大事。于是,我在大梦醒后,开始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合格的小人物。我知道小人物是沃土,而我是酷爱绿色的,有了沃土和绿色,什么丰富的梦不可以做呢?大人物是离不开小人物的,大人物一旦离开小人物很快就变成小人物,甚至还不如小人物,这是令某些大人物最头疼的地方。大人物的悲剧就在于脱离了小人物,大人物是历史事件,大人物必须承担责任。
杨娜终于要走了,我和杨娜站在候机大厅一十角,有些凄凉地相拥在一起。杨娜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滚落。
“默,对不起,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离开了你。”
我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打趣地说:“别这样,又不是生离死别,不就三个月嘛?到了美国好好照顾自己,养得胖胖的,我就喜欢长得像酒桶一样的女人!”
“讨厌!”杨娜含着泪笑道,“照顾好女儿,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扬娜依依不舍地走进安检口,我一转身,混浊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涌了出来。
出租车从东州机场驶向高速公路,透过车窗凝视着田野,感觉自己像《等待戈多》舞台上一棵孤零零、光秃秃的树,送杨娜出国,我没惊动任何人,送行是简单的,别离是痛苦的,杨娜是流着泪走的,我是含着泪回来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等待戈多》里的一句话,“戈多要是来了,我就得救了”,可是“戈多”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等待本身,这说明我只能在等待中熬着,等待什么?等待意义,而意义是莫须有的,人生就是这么荒诞,正如波卓勃然大怒道:“你干吗老是要用你那混账时间来折磨我?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时候?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波卓与弗拉基米尔明明是前一天见过面的剧中人,第二天又成了陌路,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势利、疏远、冷漠与离弃,虽然使人匪夷所思,我却在张国昌案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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