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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荒谬人格-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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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于他是不是怕死，是不是怕苦怕痛，而在于敢不敢正视自己的这种自由。 所谓正视自己的自由就是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自己选择自己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强调人的自由的绝对性的，必须承认人是绝对自由的，否则，人就总能找到逃避自由及其责任的借口。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在了最为极端的处境中去考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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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那种看似最不自由的地方自由的选择，他们选择了成为英雄。英雄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英雄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打他，他也会痛，割他的肉，他也会流血，也会像常人一样地死去。 与常人不同者，是英雄永远不会自欺，他永远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永远都知道自己应该作出自由的选择，并把它付诸行动。 自由是需要具体的表现的，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英雄也需要通过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敌人的拷打就成了他们成为英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萨特说，“他人的限制使人的自由客观化。”
二、论人的处境
作为一个作家，萨特倾向于文学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作为一个现象学家，萨特又倾向于哲学的严密性。 他是一个最反感跟着感觉走的人，任何一个称得上严肃的命题，都必须经得起最苛刻的检验。 像“人是绝对自由的”这样的命题，自然也不能指望仅凭一出剧来完成它的论证。一般反对人的自由论者的理由，最常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绝对不能按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我们的处境。 由于人们经常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使这种反自由的论据很能引起共鸣。 我们真的是自由的吗？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家庭出身，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和阶级，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权力和命运。假如我是一个身在中国边远农村的农民，假如我不幸患了遗传性疾病，我的个人奋斗，我为摆脱贫穷、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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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和生活的痛苦而作出全部努力却并未使我走上幸福之路，那么我还是自由的吗？当我眼看着我毕生奋斗而未能得到的东西别人却毫不费力地拿来，漫不经心地享用的时候，我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我的自由，不如说是极大限制。 即使我不是一个农村青年，我是城里人，从小就得到一个农村孩子做梦也想不到的良好环境条件，那我的自由感又有多少呢？破灭的梦远比实现的多，一辈子八方碰壁，到处受限制。 骑自行车一不小心闯上了红灯，也要被交通警察或义务管理交通的老太太扣住，你却说我是“绝对自由”的，这叫我怎么相信呢？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哲学老师在讲到萨特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萨特驳倒了：我要选择当总理，这行吗？当时这位教师的话博得了全班同学赞同的笑声，大家从心里认识到萨特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妄想——是啊，我也选择当总理，你也选择当总理，这可能吗？
其实大家在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甚至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们都生来就是小人物，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任劳任怨，当一枚小小的、闪闪发亮的镙丝钉了。 看来说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是自己自由的选择，其荒谬性的确是显而易见。当然还有更为理论化的驳斥。 这位教师没有讲，其他的教师或教科书却已经讲到了，自由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的完全掌握，人为了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所以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 而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他是怎样一个人，看来是他自己造成的，然而其实他却是由他的国家、民族、阶级、他的家庭遗传、他接受的文化传统，他的个人境况，他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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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影响等外部条件所造成的，就是说，他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他是“被造成”的。 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论，即环境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如此等等。决定论是自由论的死对头，其势不能两立，其中必有一错，你赞同此，就不能相信彼。 上面提到那位大学教师，就是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的，所以在他看来，萨特的自由论是显然错误的。所有这些来自决定论的驳斥萨特是否都听见了呢？在听见了这些对自由论极端不利的意见之后，萨特是否还会坚持他的自由论呢？当时我真为萨特身在法国，不能听到这些极其重要的批评而深感遗憾，１９８０年萨特病逝的时候我就更为遗憾，因为他永远也无法从这些批评中受益了。 直到十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的时候，才发现这些批评萨特早就知道了，而且充分考虑到了。 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放弃自由论，而且他认为上述决定论的论据从来就没有使自由论者真正为难过。 早在萨特之前３００多年，笛卡尔就在决定论与自由论之间选择了自由论，他不主张把责任推给命运了事，认为首先要克服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决定论者提出的论据不会使主张自由的人们感到为难呢？在萨特看来，这是因为决定论者提出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成为反对自由论的论据。 外部的限制之所以成为限制，恰恰是由于我们，由于我们的目的才成为限制的，我们的目的在先，客观的事物成为限制在后，而我们的自由并不是表现我们能够为所欲为上，而是表现在我们对目的的选择上。 萨特以一块岩石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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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敌对系数不可能是反对我们的自由的论据，因为是由于我们，也就是说由于目的的先决地位，这种敌对系。。 。 。数才涌现出来。这有如一块岩石，如果我想搬动它，它便表现为一种深深的抵抗，然而当我想爬到它上面去观赏风景时，它就反过来成为一种宝贵的援助。从它本身来看——如果甚至有可能观察它本身能是什么的话——它是中性的，也就说它等待着被一个目的照亮，以便表露自己是一个对手还是一个助手。甚至，它只能在一种已经确定了工具性复合内部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露自己。 如果没有十字镐和冰镐，没有已经踏出的山路，不掌握攀登的技术，要爬上岩石便不容易，也不艰难；问题可能还没有提出，岩石和攀登技术还不保持任何类型的任何关系。于是，尽管天然的东西（海德格尔称之为‘天然存在物’）一开始就能够限制我们行动的自由，然而正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应当事先构成它们对之表露为限制的框架、技术和目的。甚至如果岩石被揭示为‘难以攀登’的，如果我们打算放弃攀登，我们也要注意，只是由于一开始就已被当作‘可攀登的’，它才被揭示为这个样子；因此正是我们的自由构成了它后来将碰到的限制。”
（《存在与虚无》第６１８—６１９页）
萨特的意思是说，没有自由的选择，就不可能不对自由限制，正是在我们的自由选择的背景上，有了我们想要攀登这一目的，这一块岩石才显得比另一块岩石更难攀登。而且，正是多亏了有这些天然的岩石，我们才能设想去进行攀登，我们的自由才得以显示出来。 萨特说，自由就是去实现自己的谋划，所以自由本身就包含了对限制的克服的意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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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人的自由。更进一步说，自由实际上与是否能达到自由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意味着人自己去选择目的。为了消除误会，萨特明确地把他所说的自由定义为“选择的自主”。
“我们不说一个俘虏有随时出狱的自由，这将是荒谬的，我们同样不说他有随时希望被释放的自由，尽人皆知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可以说他随时都有企图越狱的（或企图使自己得到自由）的自由——也就是说，不管他的处境如何，他都能谋划他的越狱和通过一个活动的开始使他本人知道他的谋划的价值。”
（《存在与虚无》第６２０页）
不是说，你必须实现了你的目的你才是自由的，而是说，当你在选定了你的目的，并为你的目的而行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自由了，这谋划和行动本身就是你的自由的表现。
三、什么能够限制自由？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人是热爱自由的，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人已经在自由中、并且是绝对自由的这一结论。无论萨特怎样花言巧语，我还是感到我不是绝对自由的，我还是感到处处受到限制。 我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受到我的身体的限制，受到我的过去的限制，受到他人的限制。 正是这些限制使我感到不自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萨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种限制，所以他在说明了任何外在的限制都是自由的表现之后，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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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放心，他还要对这些限制逐一进行考察，他要进一步证明：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１。我的位置：空间的限制我们所受到的最为直接的限制莫过于空间的限制了，我被局限于我目前的位置上，我凡胎俗骨，血肉之躯，并不能像传说中的神仙真人一样，想到哪里只须意念一动，转瞬即到。中国人说在宇宙中就像猴子在铁笼子中一样，“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所以很不自由，其实根本不需要像乾坤那么大的套子，就是我脚下这块立脚之地，加上这地心吸引力就够让我们不自由了：我被牢牢地吸附于此，脱身不得；我在此就不能在彼，分身无术，何曾有所谓自由呢？而且我之所以能以刚才的方式来到现在这个位置，完全是由我刚才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而刚才那个位置又是由更前一个位置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受到某种空间的必然性的制约，终于推到那个偶然的起点——我的出生地了，但这个地点又完全不是由我选择的。 由于我的父母在生我之前种种情况，我被生在某地了，这可能是我父母的选择，但却与我的自由或自主的选择无关。 我的出生地是强加给我的，我同时被迫接受的还有这出生地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社会经济条件等等，我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就已经被抛在了寒冷的北方，或潮湿的南方，或者更糟的是：抛在了又冷又潮的某个穷乡僻壤。 那么请问萨特：我的这种位置上的处境怎么会成了我的自由的表现？
萨特说，一种空间位置之所以成了我的位置，就是以我为中心来定义的位置，这本身就说明位置不是纯客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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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关系，是各种事物相对于我的空间关系，本身就说明位置是我的自由意识的表现了。 一个无意识的纯粹存在物是不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它毫不受约束，也不否定约束，它就只在那里存在着，位置的概念对它说来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它无所谓位置问题。 而人有位置问题，因为人在此并不仅仅在此，他还要谋划着到彼去，因此位置的概念一开始就有对现有位置的否定的含义，从而具有人的自由的含义。只有当有了我将要到的位置，我目前的位置才有位置的意义，否则它根本就不是一种位置，也不构成对我的限制。 所以萨特说，“位置相对某个人们想达到又尚未存在的某种存在而具有一种意义。 正是这个目的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给位置下了定义。 因此正是由非存在和未来的光照下，我的处所才能现实地被理解：此在就是只要走一步就能拿到茶壶，就能够伸出胳膊在墨水瓶里浸湿羽毛尖，……”如果我不选择温暖的地方，寒冷的北方就不会对我构成位置的限制，如果我不向往舒适文明的生活，那又冷又潮的穷乡僻壤对我也不构成限制，这选择，这向往，就是我的自由，这位置的限制就是给了我的这种自由以具体内容的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我的自由才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所以，位置的限制不仅不是对我的自由的取消，而且是我的自由的表现。 位置的偶然性和它对人的限制，只有“在我以我的目的造成的自由选择中并通过这种选择才向我揭示出来。”总而言之，是“自由本身创造了我们遭受的障碍”
（《存在与虚无》第６３２页，第６３３页，第６３４页）。
２。我的过去：历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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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过去也在限制着我们：过去的东西就是既成的东西，谁也无法改变它。我五岁生过一次病，２７岁结过一次婚，就算我后来病治好了，离婚了，但都不能改变我生过病、结过婚这一历史事实，我的自由似乎也拿它毫无办法。 而且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的，没有那不可更改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没有我们的将来。如果没有过去，我们能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 我们的选择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作出，过去是我们自由的基础，历史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面对过去，我们还是自由的吗？
萨特思考的结果是，面对过去，我们仍然是自由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过去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我们的过去？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作为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单纯意味着时间上的既往，而同时还意味着它与现在的活的联系，不与现在联系的过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按萨特的说法，它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为使我们‘拥有’一个过去，我们就应该通过我们对将来的谋划本身将它保持为存在：我们不是接受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的偶然性的必然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不选择它。”
（《存在与虚无》第６３８页）
就是说，过去实际上是我们选择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的。所谓“选择过去”不是说我们能够改变过去曾经存在的天然事实，而说过去的天然事实的实际意义取决于我现在想要实现的目的，取决于我对将来的自由选择。 我生过病，这是天然的事实，但如果没有我现在的谋划它便毫无意义，它最多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过去。而一旦联系到我现在的选择，比如我想报考飞行员，它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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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我曾经生过的那种病，我可能就因为已经生过病而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不必那么担心了；现在我正在照料生病的母亲，那么我孩童时生病的经历就会使我更加悉心地照料她，如此等等。 可见，“过去”的意义的确是紧密地依赖于我现在的谋划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玄奥，萨特说“在我谋划我的目的时，我拯救了过去和我，并且通过行动决定它的意义”
，。。但只要我们结合具体的事例来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还是很实在的：“谁来决定我十五岁时的神秘危机‘是过去了的’青春期的纯偶然事故，还是相反地是未来转变的第一个征候呢？是我，根据我——在二十岁时，在三十岁时——是否决定改变而定。 转变的谋划一下子就将我未曾重视的一种预感的价值赋予一个少年时的危机。 谁来决定在一次偷窃之后我被囚于监狱里的日子是有收益的还是可悲的呢？
是我，根据我是不再偷窃还是变本加厉地去偷而决定。 谁能决定一次旅行的教育价值？谁能决定一个爱情誓言的可靠性？谁能决定一种过去了的意图的纯洁性呢？等等。 是我根据我用来照亮它们的目的来决定的。“
（同上第６３９页）
去年我已经结婚，我买了房屋和家具，这些事实的确限制了我现在选择的可能性，我不能像一个未婚青年可没有买房的人那样去行动，我的具体选择方案可能会变少了，但却毫不影响我选择的自由性。 而更重要的是：已婚和有房对我的限制，只有在我认为我的婚姻现在仍然是有价值的，我打算承担起我的婚姻责任时才是有效的，所以过去的限制来源于我对未来的打算。 如果我打算从我先前的生活方式中脱身出来，比如说我打算奉行独身主义，我打算出家为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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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的婚恋，我过去的一切，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它就像一本陈年流水帐一样成为一种死去的过去。 正是我们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过去是活着还是死去。３。我的世界：社会的限制我的自由使一切具有意义，这仍然像是对一个“孤独的个人”的描述：这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的目的照亮了世界。 问题在于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别人已经先来了，他们已经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意义，而我要进入这个世界，这就必须接受这些意义。 坐火车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行车时刻表，过街口必须按红灯停止，绿灯通行的指令行事；在我懂事以前，我已经被动地属于一定的国籍、一定的血统、一定的肤色、身高、体质；而所有这一切意义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给我的，因为我所来到的是一个已经具有意义的世界。 刚才所说的岩石的例子在这里是不顶用的，除非我生活在边远的农村，除非我沉浸于我的孤独，像那种天然的、等着我去赋予意义的岩石我将会绝少碰到，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见到的是街道、房屋、商店、各种汽车、指示牌，听到的是言语、喇叭声和音乐。它们并不是天然的，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义，而我则必须接受它们已有的意义，这房屋是出租的，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或是一座监狱，其意义是非常客观的，不仅不容我去选择，反而要求我去服从、去接受，因为我无法凭我的主观性来否认它们的意义。 在火车时刻表面前，在“禁止通行”
、“闲人免进”和“进口”
、“出口”
这类告示面前，我不仅得承认别人已经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且还得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而不敢有丝毫的自由谋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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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上飞机，坐上火车，或者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一个整齐划一的技术性世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被技术所统治了，就像其他任何人被统治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还有我的自由吗？
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技术的世界，也是一个集体的世界，我不仅被技术定义为乘客、行人、骑自行车的人，而且也被集体定义为个人，我属于人类，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团体，干某种职业，这样一来，就连我自己的意义，也是被别人赋予的了，我的自由在哪里？
我碰巧生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我接受的是中国文化，我按中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我讲汉语，用筷子吃中餐；萨特是法国人，他就按法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他讲法语，用刀叉吃西餐：我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我是中国人，正如萨特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他是法国人一样，我即使跑到法国去，也还是在法国的中国人，正如萨特即使选择到中国来生活，也还是在中国的法国人一样，那么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
如果我这样问萨特，萨特一定会说，我所讨论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给定的处境中的自由。 你说的那些情况，不过都是一些给定的条件罢了，你的自由恰恰就在这些给定条件下的自主选择。 所以这些条件不是对你的自由的限制，而是使你生而具有的自由具体化了。 而且萨特在讨论到社会对自由的限制时，确实就是这样说的。 他先用他特有的哲学带文学的语言对我刚才讲到的情景作了一个概括，先使问题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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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在一个对其他自为而言的世界中涌现。这样的东西就是给定物。因此，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意义对他来说是被异化了。这意思恰恰是说，他面对着不是通过他来到世界。。上的意义。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涌现，这个世界对他表现为在所有意义中已经被注意过、耕犁过、开发过、耙犁过的世界；是其构架本身已经被这些探究定义了的世界，在他用以展开其时间的同一个活动中，他在一个其时间意义已经被别的时间化定义了的世界中自我时间化，这就是同时性的事实。”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对自由作出了限制呢？萨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这些与对自由的限制是无关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自由的限制问题，而毋宁说，正是在。
这个世界里，自为应当是自由的，正是在考虑到这些情况时。。 。 。 。——而不是随意地——他应当自我选择。“
（《存在与虚无》第６８６—６６７页）
其实，技术总是为我服务的，当我使技术服务于我的目的的时候，并不存在我被技术定义的问题，而只存在着“一种从其个人目的出发自我定义的具体作为”。萨特说：“一个。。正在换鞋底的鞋匠不感觉自己‘正在实施一种技术’，他把处境把握为要求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这一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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