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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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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丁钡摹岸惫僭钡脑沦何�6500百，米36斛（一斛十斗）；相当于现今“县处级”的“四百石”官员的月俸为钱2500，米15斛。如果灵帝年间官员没有“加薪水”，那就意味着，买一个“二千石”的官要投入等于3076个月“二千石”月钱的买官费，买一个“四百石”
的官要投入等于1600个月“四百石”月钱的买官费，比现今的滥官污吏买官的投入成本高得多了。“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各种买官者及其靠山、党羽势必变本加厉地敲榨盘剥黎民百姓，“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让黎民百姓为他们“埋单”。贪浊之风甚嚣尘上，连中常侍吕强也看不过，一再上疏示警：“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但灵帝哪里听得进去？待黄巾事起，吕强反被同为中常侍的赵忠、夏恽等诬为“贪秽”，被迫自杀。
同卖官买官适成鲜明对照，东汉末年还实行了一个“三互法”，导致官员选用艰难，一些州、县的守、令较长时间虚悬若缺。
据《后汉书·蔡邕传》所述，最初议定“三互法”，是为了消减日甚一日的“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即地方势力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因之而规定，凡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人士，以及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冀州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幽、冀二州为东汉军力主要基础，州、县的官员欠缺不补，非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对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者有所制约或扼制，反而会加剧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造成实力空耗，地方不稳定。黄巾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就出在冀州，冀州地区的黄巾军一举义便活捉了刘氏宗室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杀掉了幽州刺使郭勋，多少可算东汉政权自食“三互法”的恶果。所以蔡邕曾上疏切谏，不要“坐设三互，自生留阂”，“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时在灵帝建宁四年（171），比黄巾起义只早13年，16岁的灵帝根本置若罔闻。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中有一段评论：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碍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对这段评论稍加引申，就不难得出两点认知。其一为，像东汉末年那样，玩弄法制花招以阻遏腐败定势，连限制官员籍属的“三互法”也出笼了，实不过是“国将亡”的病重乱投医而已，纵能自欺亦难尽欺天下人。其二为，真正的以法治国，必须始终坚持“执其本”，不能临时侥幸“执其末”，东汉政权待到“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才来乱用强心剂，根本不可能避免自取灭亡之灾，何况“三互法”并非好法令。张角作出“苍天已死”的形势研判，实可谓切中肯綮，石破天惊。
东汉政权越走向灭亡，整个统治阶级———上自皇帝、皇室、外戚、宦官集团，下至豪强地主、地方官吏———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越趋向苛酷，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到桓帝年间，苛捐杂税变着法子地增加，例如“田税”一亩加十钱，“口赋”（人头税之一种）从七岁始征改为一岁始征，搜括几至敲骨吸髓。灵帝时，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担任沛相，贪暴无已，杀人都“磔尸车上”，游行示众，夏天尸体腐烂了，还“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五年间杀了万余人。又废弛水利，导致了水灾、旱灾频繁发生，桓灵之际全国大的水灾就有13次，占到整个东汉时期大水灾的二分之一，大的旱灾也有6次，占到整个东汉时期大旱灾的三分之一。虫灾、蝗灾、风灾、雹灾和地震灾害亦连年不断，人、畜疠疫交替发生，全国到处出现“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惨境况，甚至落到人吃人。失去生计的农民辗转流亡，在桓帝永兴元年（153），流民竟达数十万户之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群众主要是流民，他们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只好选择暴动造反来一博命运。从安帝永初三年（109）到灵帝中平元年（184）的近80年间，仅据史籍有记载的，以流民为基干的农民起义就将近百次。当时流传一首民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民谣就是民心，就是民意，集中表现出起义民众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拼命气概。从东海到西凉，从冀北到岭南，从几百人、几千人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有的还与羌人、蛮人的反汉斗争相互呼应，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令东汉政权穷于应付。起义首领或自称“将军”、“皇帝”，或披上宗教外衣自称“真人”、“黑帝”、“黄帝”，表明他们已经不屑于步新莽年间绿林、赤眉的后尘，要依托一个刘姓宗室来作号召，而是立志要革刘姓汉室的命，夺取政权改朝换代了。黄巾起义正是这些起义的继续和发展，“黄天当立”的舆论精蕴，同样也是这些起义终极目标的概括和升华。
黄巾起义于中平元年（184）二月爆发，迅即以7州28郡同时俱起之势，形成了燎原大火。除了张角、张宝、张梁兄弟直接领导的巨鹿黄巾外，其中势力强大的，还有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己领导的东郡黄巾。各部黄巾兵锋所向，杀郡守，虏宗室，烧官府，略聚邑，直指东汉都城洛阳。灵帝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聚兵屯守洛阳都亭，并设函各、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施力、小平津、孟津八关都尉以拱卫京师。又解除“党锢”，赦免“党人”，整合统治阶级内部的多种势力，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率军开赴各地讨伐黄巾军。在共同利害面前，原先长期争斗不已的多种势力暂时协同，“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后汉书·孝灵帝纪》），豪强地方武装也向起义军挥动屠刀。黄巾起义军奋勇作战，多次打败东汉政府军，一度把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城内，卢植、朱儁所部也一再溃逃。只可惜，以流民为基干的起义军将士缺乏军事素养，或依草结营而被火攻突袭，或麻痹大意而遭偷袭重创，或分散作战而致被围失利，经过大半年殊死搏杀，终被各个击破。当年十一月，随着张角病逝，张梁、张宝先后战死，其他起义军首领或被俘，或投降，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改元中平，皇甫嵩、朱儁等人因功封侯、增邑、拜将，甚至有歌谣称颂：“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来魏、蜀、吴三国的开启人物也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而崭露头角，曹操由骑都尉而迁为济南相，刘备得任安喜尉，孙坚则拜为别部司马。
张角宣传的“黄天当立”，并没有如其预期，实现“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而，黄巾起义军主力各部相继失败，并不意味着这次起义已经全部烟消云散，归于沉寂，更不意味着“苍天”并未“死”，“黄天”不“当立”。史籍记载得明白，还在起义军主力攻击方炽的时候，当年七月，道教另一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巴郡人张修也在汉中发动起义，东汉官方称之为“米贼”。与张修同入汉中的张鲁后来自号“师君”，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保据汉中达20多年，直至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方为曹操所灭。黄巾主力失败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以常山人张燕（张飞燕）所部最为壮大，“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后汉书·朱儁传》）至中平五年（188），各地起义军重新相继以“黄巾”为号，活跃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连江南地区也有波及。直到初平四年（193），张燕“黑山军”以及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高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部才被时任冀州牧的袁绍剿灭，余众被袁绍收编，使袁绍成了拥众数十万的最大割据势力。而在此前一年，青州黄巾军也因中了曹操埋伏，遭致失败，曹操因而获得降卒三十余万，取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继续扩张的依靠力量。
从农民起义战士，到割据武装部从，角色的转换固然包含性质的转换，却至少能体现两点：一、大规模的持续性的黄巾起义，直接冲击了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加速了这个腐朽政权的最终解体；二、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成为打仗卖命的士兵，无论归属哪一种政治势力，他们都是实现改朝换代，促进历史变动的根本群众基础，黄巾起义充分起了组织作用。更重要的是，“黄天当立”的舆论诉求起自社会底层，影响社会上下各个阶级和阶层，连董卓、袁绍、袁术、刘表那样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都不再把刘姓汉室当作“天命”所在的玩意儿，认为可以把玩于股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了，足见那“苍天”的确“已死”了，代之的“黄天”的确“当立”了。尽管这“黄天”不是张角等人，不是董卓、袁绍之流，而是镇压黄巾之时犹自混迹军旅中、下层的曹操、刘备、孙坚家族后来所建立的魏、蜀、吴三国，黄巾起义的终极目标终究是以异化的历史形态达到了。个例深寓共性，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腐朽没落，连普通民众都相信它“苍天已死”的时候，它必死无疑就注定了，无非是来早与来迟而已。由什么力量充当“黄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力量或早或迟总会出现。这其间决然没有什么宿命存在，而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交相为用，共同造就了历史的必然。
第二章 天下健者，岂唯董公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浑如走马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恒强”。三国前期风云变幻，董卓、袁绍者流都曾经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到头来却被风吹雨打而去，谁知后笑是何人。
按改朝换代定三国时期，当从220年算起。那一年，为东汉最末一个傀儡皇帝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十月禅位于魏，刘协去当山阳公，曹丕改元为黄初元年。从当年曹丕称帝，到265年司马炎废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政权，曹姓魏国存续45年。
第二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到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这个偏霸之国存续了43年，在三国中命祚最短。而孙权于222年称王，229年称帝，孙姓吴国直到280年末帝孙皓投降西晋才告灭亡，存续期达59年，在三国中命祚最长。如果以265年西晋代魏算作三国的截止年代，三国只有45年。如果以280年西晋灭吴算作三国的终结年代，三国也只不过60年。然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历史，一般认为三分鼎立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190年关东起兵到207年北征乌桓的群雄纷争阶段，也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逐步生成阶段；208年赤壁之战到229年孙权称帝，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阶段；其后的51年，才是三国对峙到逐步消亡阶段。所以三国历史从190年算起，到280年结束，整整有90年（也可虚算两头，计为91年）。其中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世居羌汉杂居之地，弱冠之年便游历羌中，结交羌族豪强，既养成了羌胡人的粗犷豪勇，又积蓄着汉族官僚的诡诈心机和权势欲望。自青年从军，“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屡建军功，从下级军官凉州兵马掾一直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爆发之初，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率部到河北、山东一带参与镇压，兵败被免职。但不久，西凉地区边章、韩遂率数万羌胡铁骑反叛朝廷，威逼长安，董卓旋被重新起用。六路汉军中，五路均遭败绩，唯董卓一路全师而还，他一跃而成为西北战场上耀眼的将星。中平五年（188），韩遂率十万羌胡铁骑再度东进，包围了军事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征讨。陈仓之战中，这个西凉悍将拥兵自重、养敌纵敌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出来，引起了东汉朝廷的不安。中平六年（189）灵帝下诏，升任董卓为少府（九卿之一），要他把军队交割给皇甫嵩。董卓识破了这一明升暗降、褫夺兵柄的把戏，就以“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为借口，拒不奉诏。上书中还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用恐生兵变威胁当朝。同年灵帝病危，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更明确地上书回答说，士卒大小“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只听从我一人指挥，我要将他们一同带到并州。（均见《后汉书·董卓传》）他公然蔑视刘姓皇权，非但未交出军队，而且没有去并州赴任，反倒“驻兵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黄巾起义所鼓吹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没有把舆论变为现实，却让地方豪强打破了“天命”敬畏，滋长起了不臣之心。这一个董卓，就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变成了东汉末年由蔑视刘姓皇权，进而发展为操纵东汉政权的第一个吃蟹者。
机会总青睐有准备的人，很快地，董卓的机会便从天而降了。
189年灵帝刘宏病死，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刘辩时年14岁，称少帝，其母何太后（何进之妹）临朝，改元为光熹。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把持朝政，迅即与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摆开决战架势。在此前一年，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等七校尉统归他指挥，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领属，这就加剧了宦官、外戚两股势力的权力角逐。灵帝一死，蹇硕便与赵忠、宋典等商量，打算要捕诛何进，泄密后反被何进先诛杀。为尽除宦官，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多召四方猛将领兵入洛阳，胁迫何太后允许他们清除政敌。当时曹操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狱吏足矣”，“欲尽诛之”必招祸败，何进置若罔闻。光熹元年（189）七月，何进召董卓率军到京师助其成功，董卓大喜过望，立即领轻骑三千，向洛阳兼程进发。董卓所部还没有赶到，何进已被宦官张让、段珪等设伏杀于宫中。何的部将虎贲中郎将袁术等领兵攻打宫门，张让、段珪急忙挟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向小平津逃跑，张让于途中被迫投河自杀。袁绍、袁术等引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杀死，共杀掉两千多人，有的无须者也冤枉被杀，洛阳城中一片火海。董卓未及入城，赶紧引兵向北，终于在北邙阪下遇到少帝一行。随从的官员要董卓“却兵”，董卓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与刘辩说话，十四岁的小皇帝语不成声，辞不达意。掉头与刘协问答，九岁的陈留王倒是一五一十，将祸乱由起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当即对刘协另眼相看，又以刘协生母王美人系被何皇后鸩杀，后由董太后收养，自己与董太后攀得上一个同族，遂产生了废留之意。当时虽未说，过后很快便付诸实行，翻开了他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是时，董卓除了抢有迎奉皇帝之功的政治砝码，并不占据实力优势。随他抵达洛阳的部众，只有三千轻骑，既比不过袁绍接掌了原先“西园八校尉”指挥权的京城禁军，也超不过同应何进之召赶来的济北相鲍信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何况丁原麾下还有悍勇过人的骁将吕布。要改变这种不利态势，便要充分发挥权谋诡诈的政治诀窍，而这方面，袁绍、鲍信、丁原无一可以企及。董卓认准其他人还来不及辨其虚实，入京第一手，就玩起了瞒天过海的鬼把戏。每天深更半夜，他的部众便潜出城外，次日一早又旌旗飘扬，战鼓雷动，浩浩荡荡开进城里，造成了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的假象。如此一连十几天，朝野上下全都摸不着头脑，误以为他兵马众多。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不如乘其士卒疲劳，袭击胜之。袁绍怕董卓兵力强盛，下不了决心，鲍信只好引兵而去。董卓又使出离间分化之招，收买吕布，杀掉了丁原，先前守卫京城的并州部队全部转到他旗下。何进的一些家兵，也相继投靠董卓。至此，只剩下一个袁绍，董卓认为可以施行废立计划了，便对袁绍宣明己志：“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指刘辩）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对刘氏二子，均不称王称帝而称侯，并且对“欲立”的刘协也怀疑其“小智大痴”，表示权且让他试当一回皇帝，骄狂自专之霸气简直溢于言表。袁绍委婉地说：“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董卓立即翻脸，按剑叱责袁绍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公然威胁要杀掉袁绍。镇住了袁绍，也就镇住了满朝公卿，董卓搞的是“擒贼先擒王”。袁绍自然不能够当场服软，于是勃然变色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就是说，普天下之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难道只有你董公刀才利吗？一边说，一边拔出了佩刀，横刀一揖，扬长而去。（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脱身之后，袁绍赶紧逃离了关中是非之地，董卓于是吞并了西园禁军，独霸洛阳，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境界。
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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