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也不能掩抑暴虐罪过。

@书@在官渡之战以后八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引军南下东进，争夺荆州，进逼东吴，引发了赤壁之战。此前一年春二月，曹操颁布丁酉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于是大封功臣，奖励阵亡将士遗孤，在邺城人工开凿玄武湖训练水师，从政治上、军事上为平定江南作动员和准备。至当年七月，曹操采纳荀彧“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之计，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荆州，刘表次子刘琮归降。当时依附刘表的刘备从新野（今属河南）退到樊城（今湖北襄樊），又逃往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在当阳（今属湖北）长阪坡被曹军打得妻离子散，只好带领着残部东奔江夏（今湖北武昌西北）投奔刘表长子刘琦，刘琦将他安置在樊口（今湖北鄂州）驻扎。曹操收编了荆州水军，即致书孙权，威胁“今致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欲逼迫时年二十六岁的孙权也步刘琮的后尘。

@屋@但孙权无愧孙坚之子，他拒绝了张昭等人畏敌投降的建议，而采纳了鲁肃一人联合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方略。东吴名将周瑜也面见孙权，力陈曹军尽管号称八十万，实际不足三十万，且“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更加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适逢刘备派遣诸葛亮来吴，表达了联合抗曹意向，一个联合战线迅即组合起来。

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与刘备、关羽、张飞所部约二千人在江夏会合。周瑜挥师西进，与曹军一部遭遇，“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从十月开始，周瑜的水军列营于江南赤壁（在今湖北蒲圻），曹操的水军集中在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县），形成了对峙局面。曹军中北方人多，不习水战，遂将战船连起来减少颠簸，却给吴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十二月吴将黄盖诈降，趁曹军不备施行火攻，火势从水寨漫延到陆营，曹军一片大乱。周瑜乘势大举进攻，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经华容（今湖北监利东北）逃向江陵（今属湖北）。周瑜与刘备会合，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回归北方去了。至此，比官渡之战更为历代国人所熟悉的赤壁之战遂告结束，曹操南下东进以实现统一的“悉定”天下之志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就作战规模、持续时间和死伤人数而言，赤壁之战远不及官渡之战，但值得历史记述之处却远在其上。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一方由官渡之战的胜利者变成了赤壁之战的失败者。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胜败易势，按照周瑜当初面见孙权作的分析，主要在于有四条“用兵之患”，“操皆冒行之”。周瑜指出的“用兵之患”是：①北土尚未平定，曹操在关西尚有马超、韩遂等后患；②“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北方将士之所长，人数的优势暗藏战力的劣势；③“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战线拉得太长，供应跟不上；④北方将士“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后来作战态势的消长，无不逐一验证，说明曹操的失败战前即已积聚诸多内外因素。但决定性的内部因素，并不是这四条，而是曹操本人的战略失误。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当中所总结的那样，既往的角逐征伐中，曹操挟天子而粉碎四面之敌，决胜的要道就在善于利用群雄互相诛灭，不能团结。

而这一次，劲敌只剩孙权、刘备两家了，如果让他们自寻干戈，那么他们不是内部崩溃，就是为曹所灭，曹操却让他们合了起来，与己争锋。

王夫之所说是有依据的。孙权原本已经在作争夺荆州的准备，刘备则如同丧家之犬，缺少一块立足之地，曹操如果利用他们之间对于荆州各怀鬼胎的固有矛盾，先分化瓦解，再各个击破，平定江南的目标未必注定达不到。然而，还没有消灭刘备，就忙着威胁孙权，客观上促成孙、刘的联合，给自己招来致败的祸根。恰似诸葛亮预期的那样，“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战成为确立三国分峙的决定之战。如今从后人角度加以反思，曹操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战略失误，源于他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既骄傲自大了，又过分急于事功。骄傲自大则盲目轻敌，急于事功则轻躁冒进，结果遭到惩罚，不仅直接导致了赤壁鏖兵的大败亏输，而且严重阻滞了悉定天下的宏图大业。对于曹操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挫折，而对于中华大一统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也应当视为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曹操又给孙权写过一封信，公然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获此虚名”。当时曹操军中确实疫病大起，决定了一败之后，全面退军，但说成“烧船自退”，终究是在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这封信也透露出一点消息，那就是曹操集团并未因为赤壁之败大伤元气；相反地，曹操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重新实行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在东线，从建安十四年（209）七月开始，他就派水军入驻淮南，委张辽、乐进、李典镇守合肥（今属安徽），并在苟陂、茄陂屯田。在建安十七年（212）至二十四年（219）的八年间，曹、孙两方在合肥、庐江（今安徽庐山西南）、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一带六次作战，曹方取得五胜一负的战绩。在南线，曹操自赤壁溃退之初，便派族弟曹仁镇守襄阳、樊城。原先刘表治下荆州所辖的七郡，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北部，孙权占据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其余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名义上是刘备向孙权“借”的，实际上由刘备所占据，形成了三分对峙局面。

曹操把主要的突破口放到了西线，于建安十六年（211）派钟繇、夏侯渊率军讨伐汉中张鲁。曹军入汉中必经关中，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人联兵反叛，十部人马齐集潼关，曹操又派曹仁督军西征。当年七月，曹操亲临潼关前线作战。至九月，曹操取得了渭南大捷，关中大部分地区都归到了他的旗帜下。战事几经反复，到建安十九年（214）十月，曹军夏侯渊、张郃等部已经荡平河西地区，韩遂兵败被部下所杀，马超逃到益州投降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张鲁，七月抵达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十一月张鲁归降。曹军张郃乘胜攻击到三巴，在岩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被蜀将张飞击退。这之前的七月间，时任丞相主薄的司马懿曾进言曹操，不失时机地进兵益州，消灭刘备集团。曹操说：“人苦未足，既得陇，复望蜀邪？”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已得陇而不望蜀，表明了他重视刘备这一个敌手，不愿意重蹈昔日轻敌冒进的覆辙，是否因而错失了灭刘良机，很难说。不过从战略成果上看，荡平河西和占据汉中，曹操又一次品尝了胜利。到建安二十四年（219），盘踞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地方割据势力都向曹操送“质”归附，终于实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浑然一统，较之四分五裂是个明显改观。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担任丞相，十八年（213）五月受封魏公，二十一年（216）晋爵魏王，二十五年（220）正月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临终留下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明确宣示要丧事从简，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据裴注所引《魏书》记载，他为公为王以后，后宫里一直坚持实行宫人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了就补纳再用，茵蓐之物备取温而已，无有缘饰。历次征战中，攻城拔邑掠得的靡丽之物，悉数赏赐给有功人员，功绩宜赏的不吝千金，无功望施的分毫不给，各地进献的财宝也与群下共享之。

他认为“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预先备制了终亡衣服，合计不过“四箧而已”。又据《傅子》和《曹瞒传》说，汉末王公“以幅巾为雅”，袁绍之徒“皆著缣巾”，而曹操则“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不赶这个排场，别出心裁地仿照古代男子田猎战伐所戴的一种叫做“皮弁”的戎装便帽，减少其四角，另外创制出一种称为“帢”的简易便帽。日常接待宾客，他就只戴帢帽，每每在“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之际，欢悦大笑而忘乎其形，将头俯到了杯盘碗盏当中，让肴膳汤汁沾污了帢帽巾帻。从日常聚会到生老病死，曹操都这样“简易随时”，既反映出他这一个政治家对于尚俭特别重视和身体力行，决不是刻意作秀，又折射出他这一个政治家还是个性情中人，决不因地位显赫而掩抑自己通脱、佻易的个人天性。

综观曹操的一生行状，他的多重性格组合显示为优劣交相错构，正反对比强烈。他讲情义，但又翻脸不认人，自我标榜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前者表现在不忘桥玄赏识之恩，建安七年（202）遣使以太牢祭祀桥玄，为死难将士亲戚之后授田给牛，置学设教，对毕谌、魏种等一度背叛者原情宽宥，量才重用，对刘备、关羽都放过一马，杀陈宫前许诺照应其家室老小等事情上。后者则见于误杀吕伯奢全家，非但不悔，反而说出那样天理难容的话。以后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了，以“我”划线，凶残好杀的邪恶本质也越来越宣泄出来，无论是政敌、异己，还是不再顺心顺眼者，剥夺生命从来都不心慈手软。建安五年（200）杀董承，董承之女为献帝贵人，时有身孕，他也逼索诛杀不贷。当时伏后看不过，给其父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到建安十九年（214）此事泄露出来，曹操又杀伏后及其所生二皇子，并且株连杀死其兄弟、宗族一百余人，惊得献帝也对臣下哀叹“我亦不知命在何时”。荀彧曾是他的智囊核心之一，仅止由于对他加九锡不满，就被他逼死。孔融、杨修、崔琰、边让等人的言论触犯了他，同样招致了杀身、灭族之祸。至于为报父仇而屠城，发展为明令屠城、杀降，虽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三国时期也不限于他与董卓，但就杀人之多、历时之久而言，曹操堪称三国时期屠夫之冠。

百代以下回头看曹操嗜杀成性，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各式各样以“我”为中心，不择手段地诛杀政敌、诛杀异己、诛杀不再顺心顺眼者，甚至于滥杀无辜的政治权势者其实无不奉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法则，只不过曹操既敢行之也敢言之罢了，也不能因之而无视和小视曹操这些恶行劣迹。更何况，曹操的杀人，还在持法峻刻的前提下，与他个人特有的诈伪奸险结合起来，有时还具某种欺骗性。所谓割发代首，即是一个显例。借仓官人头以“厌众”，假棒杀宠姬以警众，也是两出骗人把戏。后世贪渎滥污的权贵显宦，多会以妻妾、小蜜、秘书、下属作掩罪的代用品，如果不是无师自通，就是从曹操这里取得了诈伪“真经”。曹操之所以在后世的戏曲舞台上和民众心目中成为一个大伪的不二典型，除了政治上“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之外，更加深长的文化根须，正在这些行状当中。

历史地评价曹操其人，同评价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一样，有必要区分其历史作用和个人品行。这二者密切关联，互相渗透，只讲其一不讲其二是不行的。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两个范畴，作为政治家，其在历史进退上所起的推进作用或阻退作用是第一位的，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示现的道德品质无论优劣高下，都只能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一、第二既不能颠倒次序，也不能混淆性质。对政治家作历史评价，不管个人好恶如何，都必须把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把第二位的放在第二位，才可能做到八九不离十。据此考察陈寿所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应该承认，对曹操的污行劣迹虽有所隐讳，但认定他在三国群雄中的“明略最优”，堪称“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既是到位的，也是中肯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评价可谓苛严，但他断然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无疑正是着眼于曹操置身于三国乱世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而不是连他的污行劣迹都一并包容了。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聚集一身，古往今来他决非独自一人，然而的确是极具代表性。评价这种人，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第四章　从卖草鞋到做皇帝

三国群雄中，唯独刘备出身微贱，由早年贩履织席到晚年乘羽葆盖车，与曹操、孙权鼎立而名世。

俗称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史家多把他当作宽厚仁德的样本，全都失于偏颇。其实他是一个伪善人和两面派，最擅长搞实用主义，骨子里浸透刘邦那种“高祖之风”。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曹操置身于三国群雄之间，面对的各种风云人物可谓多矣，没有几个人他看得上眼。唯独对刘备，他曾青梅煮酒，从容言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时在建安四年（199），刘备暂栖许都，寄身曹操樊篱之下。

刘备正在吃饮食，猛一闻言，惊吓得连筷子都掉到地上。千幸万幸适逢雷震，赶紧对曹操解释：“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

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极乖巧地掩饰过去。刘备对曹操，同样也视为勍敌。后来建安十六年（211）将入蜀时，他对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些话表明，刘备与曹操对抗，是把“每与操反”当作既定策略，“宽”、“仁”、“忠”都是这一策略的基本构件，所以他与曹操形成两种类型。

刘备字玄德，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生于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比曹操晚生六年。从家谱上看，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第八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具有刘姓皇室血统。但他家这一支系，早在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由于刘胜之子刘贞“坐酎金失侯”，就走向败落了，祖父刘雄、父亲刘弘都只做过县级小官。父亲早死后，刘备成为孤儿，更沦落到跟随寡母“贩履织席为业”的境地，体验到了底层生活。尽管如此，皇室血统的少年刘备贫不丧志，曾在舍旁一株高五丈余、形如伞盖的桑树下与同宗诸小儿做游戏，以树为喻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同宗刘元起从小看其大，认为“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便在刘备十五岁那年，资助刘备与己子刘德然一起求学，拜在涿郡大儒卢植的门下。辽西汉子公孙瓒也在同门求学，与刘备意气相投，刘备事之如兄。求学岁月里，青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不期然间与青年曹操颇相近似。然而，体貌和心性却又与曹操大相径庭。他身高七尺五寸，魏尺一尺合今0。242米，七尺五寸约为1。815米，算得上高大魁伟；加之“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很有些异相。日常“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阴鸷藏于城府，也能不怒自威。加之“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俨然成了团伙“老大”。中山郡（在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富商张世平、苏双来到涿郡贩马，“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刘备得到了第一桶政治献金，就用来招合徒众，开始建立武装力量。

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刘备二十四岁，他与结义兄弟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关羽、同郡人张飞一起拉起一支乡勇，投入到涿郡校尉邹靖麾下，参与征讨黄巾。作战中有功，受任安喜（今河北定县东）尉，尽管只是一个相当于今县公安局长的芝麻官，终究以之为契机，登上了汉末逐鹿中原的政治舞台。只不过开始便不顺畅，大规模的黄巾起义一度走向低潮后，东汉王朝决定裁减一些官员，毫无根基的刘备自然在裁减之列。负责考察裁减官员的督邮（郡级监察主官，相当于今地级市人事局长兼监察局长）到达安喜县，住在传舍里，刘备登门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硬让刘备吃了闭门羹。年轻气盛的刘备岂甘受辱，一怒之下就率领吏卒冲入传舍，把督邮拉下床绑起来，拖到外面，缚于树上，挥动鞭子痛打了一顿，然后将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扬长而去。

《三国演义》将“怒鞭督邮”转接到张飞头上，究其实，这种一怒之下不管不顾的豪举，正合乎刘备豪侠的本性。只不过随着政治历练日积月累，他将“喜怒不形于色”修炼得炉火纯青，轻易不再震怒而已。

那以后，刘备自知名微而众寡，又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只好尽量委曲求全，依附军阀势力求得寄身之地。先后担任下密（今山东昌邑县东）丞、高唐（今山东禹城东南）尉等县属小官以后，打黄巾余部受挫，只得去投奔做了中郎将的昔日同窗好友公孙瓒，在其麾下当了个别部司马（相当于今团级参谋）。东奔西突，仰人鼻息，刘备总没有自己的地盘。一直到献帝初平四年（193），曹操为报父仇而东征陶谦，时任徐州牧陶谦向时任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为公孙瓒所署，公孙瓒委刘备任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相，随田楷救援陶谦，他的政治生涯才意外地得到了一次转机。刘备当时部下只有千余人，加上田楷的人马，都不是曹操的对手，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幸好吕布偷袭曹操的“后院”兖州，曹操被迫撤军，徐州才得以保全。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给了他4000丹杨兵，让他屯驻在小沛（汉代沛县别称，今属江苏），他便脱离了公孙瓒。次年陶谦病死，刘备又代领徐州牧，生平第一次据有一州之地，步入了汉末军阀行列。这一步，刘备足足走了10年，他该作一个政治家了。然而，意外得到徐州的刘备，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露出一股政治暴发户所特有的冲劲。他既不懂得利用皇室宗亲身份，争取摸到“皇帝牌”，又不晓得利用徐州固有的军事地理优越地位，招贤纳士，保境安民以培固根基，而是仗恃关羽、张飞之勇，与同样缺乏政治家眼光的袁术、吕布争衡于徐州、豫州之间。建安元年（196）六月，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刘备留张飞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亲率主力与袁军在盱眙、淮阴地区（今属江苏）一带对峙。当时吕布被曹操打败，投靠刘备，寄居在徐州，袁术写信劝吕布偷袭下邳，许诺资给军粮作酬报。吕布果然引军东下，攻占下邳，张飞逃掉了，刘备妻子及将吏家口全都成了吕布俘虏。刘备与袁军再战失利，“饥饿困踧，吏士相食”，只好向吕布“请降”。适逢袁术说话不算话，运粮不继，吕布与之翻脸，把妻子还给刘备，让刘备重任豫州刺史，屯军小沛，一起与袁术对抗。同年九月，袁术派纪灵率步骑三万进攻刘备，刘备赶紧向吕布求救。吕布亲率步骑千余人赶往下邳，在城西南邀刘备、纪灵共饮，当着双方面说：

“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约定辕门射戟，“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结果一箭射中戟支，促成双方罢兵。刘备在小沛扩充军备，发展到一万多人，引起吕布不安，吕布又派兵打败了刘备。走投无路的刘备只好逃往许都，投奔曹操，曹操给了他一个“豫州牧”的虚衔。曹操增益了刘备兵力，让他东击吕布，刘备仍然被吕布部将高顺打败，妻子第二次成为吕布的俘虏。直到建安三年（198）曹操亲自东征，擒杀吕布，刘备才复得妻子。这四年，刘备的政治地位是提高了，但在军事上屡战屡败，屡次被迫屈身投靠自己的敌人，日子过得并不风光。

从战争学会战争，从政治学会政治，四年的“学费”也没有白交，挫折和屈辱成为刘备的一笔财富，使他玩弄权术心机的本领日益娴熟起来。吕布被擒后，被缚上白门楼见曹操，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布，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矣。”曹操动了心，但又犹疑未决。吕布即对刘备说：

“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一贯“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却对曹操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一句话就断送了吕布性命。吕布死到临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