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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色欲的不归路:欲望之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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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啊，很好。”他说。
小倪掩不住一脸的笑容，说：“你可要说出你真实的想法啊。”
邓一群说：“真的。我感觉是很好的。她是哪的？”
小倪说：“在省机关医务室。她是医大毕业的。是我一个同学的同学。”
“挺好的，你应该把她牢牢地抓住啊！”邓一群说。
小倪说：“她对我初步印象是很好的，估计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聊了一会，小倪突然问：“嗳，你现在怎么样了？”
邓一群说：“我？没有情况。”
“到年龄了，要抓紧啊。”小倪说。
邓一群长吐一口气，说：“一时没有合适的。这要等缘分吧。”
小倪用不屑的口气说：“什么缘分啊，缘分就是合适，就是般配。”他定了定语气又说：“一群，你的要求也不要太高啊，找女朋友并不是上市场买件货物。漂亮的女人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但她们一个个心气高得不得了，她们要找的都不是我们这种坐机关的，而是那些有钱人。这年头钱真是太重要了。他妈的。”
邓一群想到晚上的失落，忽然没有了再讨论的兴致，说：“睡觉吧。”
小倪感觉他心里可能有点不痛快，就不再吱声了。
熄灯。
后来小倪睡着了，可邓一群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他编造这样的谎言真是毫不费力，可在编造之后，他内心却感到格外的空虚。他躺在黑暗里想着心事。这样失眠的夜晚对他并不鲜见。他在生活里总是感到有一种阴影笼罩着他。虽然他是幸运的，后来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还在省级机关里工作，但他的内心却是压抑的。他身上被打上了农村的烙印——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个农民。
田小悦虽然从来没有在话语上表示过小瞧他，但她这次失约却是最好的证明。她这样做真是太过分了，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愈发难以入睡了。她表面上那么客气，但心里肯定对他有很多看法。他想他不能再轻看她，在今后要对她还以颜色。他妈的！他真恨她，恨她到骨子里啦。
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出人头地。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报复像田小悦这样的女人。然而，虞老死了，他唯一可能依靠的靠山没有了，他怎样才能上去呢？
邓一群夜不能寐。
第44节：第四章（1）
第 四 章
［20］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邓一群总体感觉很平静。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他慢慢变得有点习以为常了。邓一群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在机关工作阅历的延长以及生活的丰厚积累，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与上下级的交道中，他学会了怎样比较妥当地处理一些问题和进行恰当的应付。他很谨慎，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也尽量把它解决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把事情办坏，如果办坏，也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尽了很大力气，而根本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讲究原则，什么时候又要运用变通。该刚则刚，该柔则柔。领导和同事都看到他越来越会“来事”了。他很注意学习，学习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时的老百姓已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室里的那些同事们经常会在一起大骂世风日下，大骂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丧失与沉沦，大骂腐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一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谚语。人们有一种对权力不无滥用的神往和无奈。
邓一群从报纸里读到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是泥沙俱下。部分南方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失了势的老干部叹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想不通。邓一群当然也有牢骚。每个人都有牢骚。但是邓一群的真正本领却是从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最多只是回到宿舍的时候和室友小倪说一说，图个心里痛快。他知道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是最不明智的。
老家来信告诉邓一群，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吃饭再也不是问题了。但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也开始显露了，粮食打多了，但却一天天变得不值钱了。他的二哥现在也还没有谈上对象，他已经跟着村里的人到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去打工。邓一群心里安稳了不少。他不希望邓一明到陵州来，到上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妹妹想跟嫂子的妹妹学烫发手艺，没有得到家庭的通过。嫂子的妹妹刘正红现在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生意红火得很，已经带过十来个徒弟了。邓一群心里不怎么高兴妹妹的想法，他们是个正经人家，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然后找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人。
妹妹要是跟着刘正红学手艺，早晚要学坏，这就是邓一群的感觉。邓一群在几个月前又回过一次老家。他在镇上又到过刘正红那里去一次，他觉得她的屁股比过去更大了。她变胖了很多，脸胖得就像一个圆盘子，头发烫得蓬成一团，眉毛也描得很长，嘴唇涂得红红的。小小的理发店装修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香港男女影、歌星的艳照。屋里很暖和，刘正红只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把胸前的两只奶子勒得浑圆。她手下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那两个女徒弟其中的有一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像是个正经女子。邓一群和刘正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就进来一个男子，油头粉面的，她们叫他朱干事。邓一群猜想他是乡里的干部。他进来后就坐在了椅子上要刘正红给他修面。他对屋里的邓一群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刘正红热情地招呼服侍他，给他围上围布。他就半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来。邓一群看到刘正红的手指真长啊，而且是那样地白。她的十指涂上了什么奶液，在那个叫朱干事的粗脸上按摩起来。那张脸大概开始热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同刘正红调起情来。刘正红听了他的那些话就嘻嘻地笑，拿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打。那人就夸张地哎哟哎哟叫起来。邓一群在心里就很不自然，心想：在他面前，她也真是好意思。她不是什么好女子。这个镇子上，那些男人对她都有点那么不三不四，尤其是镇上的那些小干部。邓一群在心里对这些干部开始产生了厌恶情绪。那人后来乘势在刘正红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就惊叫着跳起来，说：“死大朱，你干什么呀？我家亲戚还在这里呢！”那人才回头看了邓一群一眼，回过神来，客气地说：“啊，啊，你在哪里工作呀？”刘正红就抢着说：“他是省里的干部呢，大学毕业分配就留在了省里。”那个人就问：“啊，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啊？”邓一群说：“在省政府。”他有意没有说是机械工业厅。那人听了立马收敛了放肆。
第45节：第四章（2）
权力和身份是如此地重要。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唯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牢骚话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来。
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这都是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
［21］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第46节：第四章（3）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分。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宗明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分还是不处分，而如果处分，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分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领导，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第47节：第四章（4）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姜副处长。
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副处长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开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凯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了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第48节：第四章（5）
周永胜的退休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通过那件事，大家感觉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从时间上来说，他也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的年龄并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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