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女主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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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ば�厂打工。月薪300块，以扶助我念书。龙门退学时，父亲刚好犯胃病躺在医院，由于事情保密，事后一个月他才知道。事情暴露后父亲大发雷霆，骂龙门没出息，辜负了最爱他的母亲。龙门大哭，我也大哭，我们不为做错事而哭，而是想起死去的母亲。父亲骂过之后，也就罢了。有人说过，中国家长很容易在孩子面前就范。而中国基层农民的父亲，对许多许多不平的事都感到心痛和无奈。

　　　　在学校，我早已习惯，每天上课下课，不玩不闹，在县城念了整整6年中学，高中毕业时却不认识从学校到商业街的路。龙门的工资在我念高中时有所增加，不过依然只够养家糊口。父亲经常喝醉酒打通宵牌，体格愈加虚弱，脾气也愈来愈坏。直到奶奶死的时候，父亲才真正清醒过来。奶奶是个好老太太，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她。奶奶的话特多，一说便没完没了，当没有听众时，她便自言自语，跟死去的爷爷说话。她总是嘀嘀咕咕地说她迟早她会死，早死早干净！

　　　　当她真的将死之时，反而不再絮絮叨叨。奶奶安安静静地在床上躺几天，没病没痛，一睡就去找爷爷去了。回到爷爷身边应该是个好归宿。当时我正补课，埋葬奶奶那天我请假回乡，在新坟前拜了3拜也就完事了，并不怎么伤感。奶奶死了，我反觉得还好些，她总算脱离苦海，早登极乐。要不孤孤单单、怪可怜的，她不仅要天天面对家里那面死气沉沉的黑墙，还要面对父亲醉酒后的“疯言疯语”。世界上总有许多怪事，父亲在埋葬奶奶后便不再沾烟酒，头脑也慢慢清醒起来，有空时甚至给我们兄弟俩洗衣服。哥龙门按习俗在家待了3天后，继续回县城做工，几年过去，他已经是工头，20岁，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很佩服哥哥，他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之一。

　　　　高中毕业时，我小时候村里的玩伴只有我一人还在念书。他们大多数去广东打工，即使不去打工也慢慢学习一门技术自谋职业。表哥表妹也相续去了广东。广东的一些大小不一的工厂对我们那边落后的农村来说充满诱惑，简直就是一个新的淘金场。可惜，事实往往非人愿。他们去的时候满怀憧憬和希望，来时，却总是感到疲惫、失望或者绝望。然而我不解的是，那个令他们多次失望的地方，依然在每年春季的梦中散发着无限芬香。他们在每年回家过新年时总说，靠来年运气好一点，多挣一点钱就够孩子念书老家盖房了。运气是天赐，因此他们更加迷信佛教。表姐第一年回家过年时，衣服绿得厉害，一头黄色卷发，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她出手霍气，动不动便给我100块钱要我替她买烟。然后她边笑呵呵地打手机，边教训我要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另外她还夸夸其谈地讨论自己去过的城市，哪个更美丽哪个更注重环保哪个经济更发达等等。她描叙得太完美，以至于给人一种外面的花花世界胜天堂的错觉。当我问她具体在那边干嘛，每天吃什么用什么东西，她反而不好意思了，支支吾吾敷衍几句也就蒙混过关。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在给广州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作“小老婆”，亲戚们表面上喜欢她私下里都看不起她，但她送的钱照花不误。惟独父亲对她如从前一般，爱她疼她。

　　　　19岁时，我怀着美好梦想独自一人坐了34个小时的特快长途火车来到10000里之外大雪纷飞的北国城市CC上大学。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走进宿命的旋涡。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为了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我必须与儿时的玩伴不一样。十年寒窗，不闻不问，也就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鲤鱼跳龙门”。

　　　　我得离开。

　　　　尽管，离家的路很难、很难。

　　　　像许多劣质小说里描叙的一样，快开学时的一次午饭，父亲把紧紧揣在怀里的一个红纸包掏了出来，重重地甩在菜桌上。他叫我打开包看看。我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翻开3层红纸，原来是一叠人民币。直到父亲死后，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偷偷去镇上医院卖血的钱，两次500毫升，共计5500元。哥哥这些年也挣了点钱，但父亲却一直为他留着——准备给他娶老婆时作聘礼。贫穷对每个人的危害都是一样无情！我微笑地看着火车站过往的人群，恍然过了两个世纪。两千年孤独的等待，等待今天的离开。

　　　　我是山村第一个大学生，村里老老少少500多号百姓打着雨伞，步行远送我至小镇。场面极其壮观。

　　　　夏天的雨季，把雁城火车站候车室门前玻璃窗户冲洗得干干净净。天空一片混墨，风在高楼间来回自由穿梭，我抬头眯着眼睛，不敢再看天空。吸口长气，风依然很清新。熟悉的汽油味，熟悉的方言和熟悉的哥哥的熟悉的沉默。然而，我就要离开这个生活19年的地方了！一切如做梦一般，半真半假。父亲帮我拎着包，哥哥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想笑却没笑出声来，憨厚而结实的臂膀搔着后脑勺，仿佛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诉说。我拿着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和老乡阿木一起排队去学生窗口买票。

　　　　“十一啊，恩（你）到学校的时候，给村口商店的王家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父亲瞅着我，两眼充满无限慈爱，那曾是母亲才有的慈爱。他断断续续地说，“别的我亚（也）、亚（也）就……不说了。反正，恩（你）亚（也）不小了。自个儿、自个儿保重，小心点……”仔细掂量“小心点”三字的分量，我感觉有些意外。

　　　　我与我面前这个中年男子——我们一起生活19年，竟未好好聊过一次。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极不愿意说话的，除了讲故事，民间的鬼故事。然而，父子的心灵却是相通的，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父亲说，“算命先生说的话，恩（你）莫信，记到（住）了吗？”

　　　　我回答，“嗯，我晓得了，爹。”

　　　　父亲又说，“亚（也）莫随随便便向恩（你）同学提及恩（你）娘的死因，晓得吗？自杀是不光彩的，我担心旱人（别人）会看不起恩（你）。”

　　　　我回答，“嗯。”

　　　　父亲顿了顿，终于忍不住落泪了。

　　　　他说，“十一，是我对不起恩（你）跟（和）恩（你）娘……”他本来准备继续说下去，可被哥哥止住了，哥哥说出远门哭泣会“不吉利的”。

　　　　父亲突然沉默了，以袖试泪。

　　　　我与父亲一生的对话加起来不超过1000句。

　　　　想不到这次火车站的“送别”竟成了我们父子的永别，更想不到的是父亲的死只不过是这场残酷痛苦的命运游戏的开始。那时，父亲以一种复杂的眼神恋恋不舍地目送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用说。

　　　　这或许就是某种不幸的预言。

　　　　我轻轻地叫了声，“爹——。”

　　　　这时阿木强行把我拉进候车室，他说车快进站了。外面的雨顿时大起来，哗啦哗啦的雨水击地声盖过哥哥说话的声音，盖过人群熙熙攘攘的吵闹声，盖过火车启迪声，盖过雁城，盖过湖南，盖过整个南方。那些透明的精灵曾是上帝的眼泪。不过，我不需要眼泪，我更需要勇气，逃跑或选择时的勇气。

　　　　一转眼，我已经登上T124次火车。车厢上的人不多，但都比较疲惫，有的应该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一整天。我按座89号找到自己的位子，阿木坐在我对面。把背包和皮箱塞好后，将头撇向窗外看风景。窗外的雨在天明时，已消退。第一缕阳光从遥远的太空飞来，在地平线轻轻地画着一个个美丽的弧线。我感觉家在倒退，愈退愈远，雁城在窗外倒退，湖南也在窗外倒退，时光也在窗外倒退。我仿佛是个陌生人，正在做一件陌生的事情。美丽的山峦，时起时伏，我仿佛在中国地形图上旅行，一边看大山大河，一边在脑子里确定自己目前所在的经纬位置。

　　　　我默默地祈祷。再见，雁城，再见，衡阳！
生命中的女主角（3）
　　　　再见，父亲。

　　　　阿木则笑呵呵地朝窗外挥手，大声喊道，“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啦！——终于可以去大城市泡美媚啦！”我们终于告别了压抑的高中时代。我们自由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啊！

　　　　当列车员推着餐车瞎嚷嚷着“早餐来了”时，火车已抵达长沙。往车厢回望，发现车上杂七杂八的人都不缺。广播里一个甜甜脆脆的女子声音说欢迎各位旅客朋友来湖南省会长沙，长沙是座古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我趴在车窗，昏昏欲睡。

　　　　火车在长沙站停了约10分钟，火车启动时广播里那个甜甜的女子声音又说，“对不起，亲爱的旅客朋友们，火车晚点，大约晚点25分钟，可能给您的旅途带来不便，我代表铁路部门向大家表示歉意。”长沙实属大站，上车的人特多。他们一股劲地往车厢钻，似乎准备把原车厢的我们挤死。男女老少，胖肥黄廋，参差不齐。他们一下子热烘烘地填满整个车厢。因第一次坐长途，开始时竟有些兴奋。最后感慨：坐长途火车可真是件无聊得不能再无聊的事呀！人生意义何在，我为什么要去上大学？

　　　　其实，故事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当然，那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天真地以为离开雁城便可以获得新的希望，脱离母亲的阴影，背弃父亲设定好的命运。

　　　　许多时候我觉得，人是用来承受苦难的一个代言词，它的存在只说明世界的残酷与绝望。所以，人是为了击败苦难而存活于这个世界的，他不需要屈服。不过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母亲的死因，她是那么倔强，她怎么可能屈服于这个世界？

　　　　阿木说，大学时代的爱情比做长途火车更无聊。

　　　　阿木的同座，是个矮胖的老头，这时他正用那特严重的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和站在他旁边的老太太夸夸其谈。他们的话题实在广泛，从广州一家小型皮革厂的小女职员被65岁高龄老板强奸事件，扯到美国9。11事件中五角大楼被毁的原因，然后又回归本国，滔滔议论起人民大会堂门前石台阶的制造材料。特别是“强奸事件”，老头讲得最为绘声绘色，讲到高潮时，手舞足蹈，口水飞迸三千尺。我很敬佩老头的口才和勇气，不过我始终不喜欢他。他让我觉得恶心。当然，在这时，往往谈话中也有一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偶尔插嘴（就好像许多电影里那样），以便及时提醒他俩说话小声一点或者言语文雅些。后来，我才得知那个老头竟是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对女性和人权等问题有独特的研究，甚至在危机时刻救过我的命。

　　　　那老头儿却不以为然地说，“哎呀，年轻人懂什么啊？人家做都敢做，我难道连说都不许吗？！——哎呀，没说几句（你们）就不耐烦（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卡耐基的书，你们可要好好读读哦——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现在年轻人最欠缺的做人’。算啦，不跟你唠叨啦——对了，太太，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哎呀，我都忘记啦！——呀呀，你看我这记性！”

　　　　广东人说话“啊哦呀”等尾音最重且最常见，仿佛拖着长长尾巴的蝌蚪，尾音特长，让人受不了！

　　　　我问阿木发什么呆。

　　　　阿木神秘地告诉我，说，“莫（别）说话，恩（你）看，看恩（你）身后的那位（女孩）妹仔，真的蛮好看！”平头平脑的阿木雁城口音很重，“妹仔”和“蛮好看”两词完全是雁城方言。

　　　　我回头一看，果然后排站着一位年龄相当的美女。因无座，她如模特般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第一眼映入眼帘的是她那染黄的短发和高傲的不可一世的眼神。此人，便是小说中赫赫有名的紫晴，她对故事的发展至始至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我始终未爱过紫晴，我只爱丘丽寒雪。许多时候我觉得，她义无返顾地追我，仅仅是为了满足她那好胜的虚荣心罢了，并非为了爱。

　　　　紫晴毕竟是都市少女，有着与我们农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过去。她一出场便气度不凡，身穿一件粉红贴身的T恤和齐膝的短牛仔裤，美丽而前卫。从我第一眼注意到她至现在，她那直板飞利浦手机像壁钩紧紧粘在墙壁一样，紧紧地粘在耳边，从未离开。她和电话那头的人一边笑一边聊，没完没了。她的整个人，自上到下给人一种干干净净的感觉，仿佛一枝柳条，苗条而富于柔性。尽管母亲说过，人不可以貌取，但我还是暂时被她的外表所迷惑。

　　　　阿木用雁城方言激动地说，“哇，机会来了。”

　　　　陌生女孩往我和阿木这边走来，电话未挂。

　　　　阿木主动给这个陌生女孩打招呼，她不理，反而冲我大声呐喊，“喂！——”我假装没听到，从随身带的背包中掏出母亲遗留的那本蓝色封面的爱情小说《惑》，信手翻开一卷，埋头阅读，根本不予理睬。

　　　　她又说：“喂，同学？”

　　　　这时，我才突然发现她右手还拎着一个灰色的耐克牌小背包。她的右胳膊重重下垂，包里的东西应该挺沉。

　　　　我埋着头，仍旧不予理睬。

　　　　她第三次说：“你好，同学。”

　　　　第三次话语，显然礼貌多了。我漫不经心地用余光瞅了她一眼，并不说话。然后，陌生女孩叫矮胖老头推我一下，她嘴上说一句、手比划一个动作，仿佛是在跟哑巴对话。我学着她的手语，比划比划，问她到底想干嘛。她笑笑，把背包递给我，并示意把它放置到座顶的货物架上去。

　　　　窗外远处的小山很矮，一起一伏的。一排排小树整整齐齐地从窗户前闪过，没有留下一点阴影。雨过天晴的阳光很淡、很淡。火车一荡一荡的，像坐村里的拖拉机一样。我头脑昏昏沉沉，趴在桌上没一大会儿便睡着了。不过，迷迷糊糊中我依然能听到老头那严重的广东口音和国内外的奇闻趣事。过一会，又听到那个陌生女孩大声嚷嚷，“喂！起来啦，查票的人来了！”

　　　　阿木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们有票，不怕！”

　　　　陌生女孩原来没买车票，她把她逃票的计策告诉我，希望我能帮她。人生的许多事无法预知，要是可以选择不认识她，我希望我们一辈子也不要认识。

　　　　我说，“不行，太缺德。”

　　　　她说，“喂！你才缺德，原来你不是哑巴？！”

　　　　我说，“我说过我是哑巴吗？”

　　　　她说，“你、你、你这家伙，够狠！算了，我走了，你给我看住座啊……”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紫晴，湖南长沙人，和我一样，86年生，高中刚毕业，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据说她此去“传说一年三季冰天雪地的东北CC的某一大学寻找缘分”。女孩子都有一个故弄玄虚的毛病，她们矜持，或者暗示。

　　　　不知何时那个胡说八道的老头走了，阿木的同座——我的正对面换成了一位高高的中年太太。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安阳主任，我们土木工程系的主任。这时，她正和她身边一个肥胖的大学生聊天。他们之间的话题定格在“大学生消费问题”和“大学生心理变态问题”之间。中年太太发表意见说现在大学生谈恋爱纯粹是一种消遣。那个大学生为了迎合太太的观点，便应声回答，“对，对，大学生活其实是一种病态生活”。

　　　　太太说，“小汪（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大学四年关键得看你们以啥方式来度过了。”

　　　　然后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谈起双阳湖在…30℃的冬季不结冰的奇闻。传说，一个人如果等了一生都没能等到自己要等的人却又始终不死心放不下，便化作一颗树在湖边等待，生命中的那个他（她）一定会出现。或者，将世间最有灵性的东西投入湖中央，他（她）今生最爱的人将获得一生幸福。在他们聊得正热闹时，我竟昏昏地睡着了。

　　　　睡是因为困，而不是梦。
生命中的女主角（4）
　　　　火车轰轰隆隆，我昏昏欲睡。

　　　　阳光明媚，蝴蝶飞舞。

　　　　蓝天白云下，5岁的我一个人坐在旱田埂上，左手捏着油菜花瓣，右手拿着大苹果。我一边笑呵呵地吃苹果，一边抬头守望弯腰没在茂盛的黄黄的油菜花丛中用铁锄除草的母亲。母亲剪着短短的学生头，穿着素色的外衣、灰色的长裤和一双掉了一个拴子的拖鞋。

　　　　我看母亲时，母亲也正回头温情脉脉地看着我。她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笑嫣嫣的，充满着无限慈爱。她停下手中那两米长的木柄铁锄，脱草帽扇风，以衣角试汗。我们家没人有空养孩子，所以母亲上哪里，我也跟到哪里。母亲吃饭我也吃饭，母亲干农活，我就坐在田埂观望，欣赏美好的大自然。我们的山村交通断绝，与世隔离，虽然济极度贫穷，但地形奇特，景色秀丽。山环着山，水从谷中流，空气清新，四季宜静。

　　　　我不敢唤她妈妈，只叫她母亲。

　　　　我说，母亲，恩（你）看恩（你）看，那些美丽的在天空中飞舞的蝴蝶们，她们的舞姿多美啊！

　　　　母亲继续埋头干农活，没空看我。

　　　　她说，几点了？是时候回家做午饭了吧？！

　　　　嗯。

　　　　我一向很乖很乖的，从地上爬起，拍干净开裆裤上的土灰。可这时，一不小心，苹果坠地。哦，天啊，幸好母亲没看见！我悻悻地捡起咬过几口的苹果并以衣服裹紧，试图用衣角擦干净再吃。奇怪的是，无论我怎么擦，就是擦不干净。苹果原来的浅黄口子慢慢地变深，我换个位置，把苹果放至胸部处继续用衣服使劲揉。结果身子往后一倾，我像萝卜一样栽倒在地。

　　　　母亲说，十一，饿不饿呀？

　　　　我自己爬起来，说，不。

　　　　那，苹果拿回去洗干净再吃！

　　　　她怎么知道？不会吧！

　　　　我小声回答，嗯。

　　　　哥哥呢？

　　　　和李丫放牛去了，应该快回家了！

　　　　李丫其实是个男孩，并非丫头。只因他长得像女孩一样斯斯文文，故如此称呼。李丫是哥哥最好的朋友，他俩常常一起去龙家河的对岸放牛。父亲以前讲过河神的故事，他说河神为了娶龙女而把海神给杀了，最后被玉帝捉到了天庭，从此他与龙女天地相隔，永远不得见。不过我想一定父亲说的河，一定不是龙家河，不是我们祖祖辈辈祭祀的那条小河。我们尊敬它，就像尊敬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一样，每年6月有杀鸡祭河神之礼。我闭上眼睛，似乎又见着哥哥悠闲地骑在老水牛的背上，慢吞吞地穿过浅浅的河流。

　　　　过了一会儿，母亲除完草，收拾农具，在经过菜田时摘些新鲜菜，领着我一起回家。在路上母亲教我唱民歌《中国红米花》：

　　　　米花红啊红米花，

　　　　红红的米花走万家，

　　　　吉祥如意喜万家呀，

　　　　兴旺爆满百姓家。

　　　　笑红了妹子家健壮伢子家

　　　　忙碌了婆娘家乐颠了老人家，

　　　　红红的日子红红过，

　　　　红红的日子唱红歌，

　　　　故乡的红米花呀，

　　　　故乡的红米花，

　　　　中国的红米花红米花红米花

　　　　米花红啊红米花，

　　　　红红的祝福走万家，

　　　　吉祥富裕喜万家呀，

　　　　团团圆圆百姓家。

　　　　笑红了妹子家健壮了伢子家，

　　　　忙碌了婆娘家乐颠乐老人家。

　　　　红红的日子红红过，

　　　　红红的日子唱红歌，

　　　　故乡的红月亮呀，

　　　　故乡的红月亮，

　　　　中国的红米花红米花红米花

　　　　回到家中，父亲已从煤矿回来。他刚洗完澡，没来得及穿上衣，光着膀子，暴露着一条深蓝色三角裤衩，两腿跨开，坐在大板凳上呼呼地大口大口地吸卷纸旱烟。屋内顿时烟雾飘飘，我们仿佛步入高山顶峰的人间仙境。哥正弯腰在小房子里用扇子朝泥巴灶内扇风，准备烧柴火做午饭。半湿半干的柴啪啦啪啦地烧起来，不一会儿厨房浓烟滚滚，火辣辣地熏眼睛。

　　　　父亲明知故问，回来啦？

　　　　母亲简单明了地回答，是。

　　　　哥哥从厨房内跑出来，一边揉眼睛，一边欢喜地叫道，十一，过来，看哥哥又给恩（你）烤了一个恩（你）最喜欢吃的大红洋薯。

　　　　洋薯，是村里刚引进的一个新品种红薯，熟吃粉多皮薄，生吃美味可口，即可当主食充饥，又可当水果解渴，是一种普遍欢迎的食物。烤红薯，当然愈焦愈香，愈香愈美味。

　　　　哥捧着又丑又黑的红薯，一边剥开一层黑黑的焦皮，一边问我饿不饿。他并时不时地用手摸我的脑袋，母亲看到了，则叫我吃完红薯后得洗头洗手。

　　　　母亲问父亲，今天矿里怎么样？

　　　　父亲回答，还不是老样子。

　　　　母亲说，今年油菜花，打得早。

　　　　父亲回答，是吗。

　　　　父亲依然坐在板凳上叉开腿吸烟，母亲去厨房切菜，哥哥洗完手后便将菜桌搬置屋中央并用湿抹布擦净，我一边吃红薯一边去邻居叔叔家叫奶奶和叔叔一起过来吃午饭。奶奶叫我站住，并拿她那方块手帕帮我擦嘴。

　　　　我说，不要。

　　　　……

　　　　火车轰轰隆隆，我昏昏欲睡。阳光明媚，蝴蝶飞舞。蓝天白云下，5岁的我一个人坐在旱田埂上，左手捏着油菜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