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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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　这样，全党的工作为之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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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２—王首道文集

　　　　一新，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抗战初期起，毛主席、党中央就在组织路线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敌占区和蒋管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　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等，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　六届六中全会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干部学习的机会增多了。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来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　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主席亲自在会上讲话。　当时延安工农干部多，他们过去学习机会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又很忙。　毛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后指出，大家在学习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但是，我们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军事，学习文化。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觉得从此学习有了门路。　毛主席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真是我们干部的贴心人。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　毛主席在这时期中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选”前四卷的就有近１００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干部的头脑，他亲自主讲哲学，其中两节后来补充修改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的讲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常用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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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勤的培养　热情的关怀　　　—３７２—

　　　　比喻来说明问题。　他把教条主义者比作庙宇里“八面威风”

　　　　，但是“十分无用”的偶象，还比作终日挂在空中不踏实地的奇人。　这些深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对王明一类主观主义者的有力鞭挞。毛主席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者把理论与空谈、吹牛混为一谈的主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啃教条，背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　毛主席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　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　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作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这样，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毛主席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　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毛主席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主席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勉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　一些通讯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主席就说明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主席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鼓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所感染。　毛主席对干部是严格要求的，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正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

　　　　的字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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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２—王首道文集

　　　　主席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　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瓣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毛主席教育干部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在认真看书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发挥党的优良作风等方面，他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对于自己的亲属，他也要求非常严格。　毛岸英同志刚留学回来，毛主席就要他打起背包到农民家里拜师，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你所学的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劳动大学，学习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１９４０年春，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这些指示是为后来延安整风和路线学习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４２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在党内大量存在，加上新吸收的大批党员，也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　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　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总结、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主席倡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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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勤的培养　热情的关怀　　　—５７２—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１９４３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这次审查干部是完全必要的。　党的干部队伍从抗战以来有很大的发展，１００多万党员中抗战开始后入党的就占了９０多万。在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都发现混入了少数敌特、叛徒和其他坏人。　因此，为了纯洁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上的整顿。　在这次审干中，搞清了少数人的严重问题，挖出了一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　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同志，经过审查后进一步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我们还从运动中总结了审查干部的宝贵经验，审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可是，当时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康生却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背离了整风运动的精神，实际上继续推行了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的部署，使审干工作出了偏差，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在１９４３年夏秋约两个多月时间中，他们搞了所谓“抢救运动”

　　　　，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看不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来到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极力夸大敌情，把革命队伍看成一团漆黑，认为“特务如麻”。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搞扩大化、简单化，在各个机关中追求揪出阶级敌人的一定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　如有不同意他们这样搞的人，就被指为“没有敌情观念”

　　　　，甚至也受到怀疑，有的被扣上“特嫌”的帽子。　特别是对过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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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２—王首道文集

　　　　和从白区来的同志，不作具体分析，怀疑一切，制造了不少冤案、假案。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立即着手纠正。　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倾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于１９４３年８月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９条方针。　毛主席说，这个方针是同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　那个错误的方针，简单的说来，就是逼、供、信３字，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和方法。　毛主席指出，就是对于有问题的人，也应走群众路线，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同年１０月，毛主席在一个材料的批示中再次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这种政策。后来，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当听了关于审干工作的汇报时，当即表示不同意过去那种作法。　他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那有这么多特务？他坚决地提出要甄别！

　　　　毛主席对这次审干运动所出现的错误，不但及时纠正，而且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对那些冤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１９４５年初，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的一次报告中讲到审查干部问题，以严于律己的精神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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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勤的培养　热情的关怀　　　—７２—

　　　　了审干中发生错误的责任。他指出，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被戴错过帽子的人，以后要给别人戴帽子时，就应该比较谨慎了。　他还提到审查干部要采取严肃和谨慎的态度。　毛主席对被搞错的同志赔礼说，现在给你们取下帽子，赔个不是。　毛主席把手举到帽沿下说，我向你行了礼，你该还我一个礼吧！

　　　　你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少同志被伟大领袖的这种崇高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在审干中大搞主观主义、扩大化的康生等人，却文过饰非，推卸责任。　他曾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推行他的那一套。　等这位同志回来汇报时，毛主席已对审干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　而康生听了汇报，竟翻脸不认账，说：“谁叫你那样搞的。”这位同志为之气极。由于毛主席及时拨正了航向，审查干部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我党高级干部又在１９４３年冬进行了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大家以整风精神对过去各个根据地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清路线是非，分清功过，分清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　这次学习，采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敢于发表意见，提出问题与同志间辩论问题的作风，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路线觉悟，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学习，亲自参加一些讨论会，并就党的历史问题对大家作过报告。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使我们加深对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更加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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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２—王首道文集

　　　　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　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调动起一切积极力量，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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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扎根人民中　　　—９７２—

　　　　一生扎根人民中——怀念周立波同志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讣告。我用颤抖着的双手揭开封口，“立波同志逝世了！”我记不清当时是惊呼出来的，还是心里的无声震动。素白的纸上印着粗黑的铅字，我心情沉痛地凝视着它，立波同志朴质的容姿，谦和的微笑，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勾起我对他深切的哀悼和怀念。立波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文学家，他为社会主义文学写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他有着文学创作的丰富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当人们殷切地期望看到他在我国文坛上的新作时，他却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我国文学战线失去了一位好战士，我失掉了一位好战友。立波同志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是党培养起来的作家。他入党以前，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文化工作。１９２８年，他随周扬同志从家乡到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　后经人介绍，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　由于参加党领导的工人罢工斗争而被捕，和吴黎平同志一道被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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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２—王首道文集

　　　　英租界巡捕房的囚牢里。　他在狱中受尽折磨，曾用带着镣烤的双手抵抗过巡捕房外国包探的铁棍殴打，他以昂扬的斗志，组织和鼓舞同难者与敌人进行斗争。　在法庭上，他面对敌人的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坚贞不屈，正气凛然，表现了一个爱国革命志士的崇高革命气节。　包探以死来吓唬他，叫嚷明天就拉出去枪决，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蔑视包探的无耻恫吓，视死如归，全无惧色。１９３４年出狱后，立波同志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年被吸收入党，后来成为左联的党团领导成员之一，编辑《每周文学》，积极推动革命文学运动。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散文、文艺论文，还翻译了肖霍洛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文学名著。　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在这些文学作品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立波的夫人林兰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卢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历史新篇章。　立波同志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中途改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　作为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中走遍华北前线，写出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特写散文。　在这些文章中，立波同志用他的笔，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凶残本质，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宣传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道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立波同志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讲授“名著选读”。立波同志学识渊博，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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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扎根人民中　　　—１８２—

　　　　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课极受欢迎。１９４２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发表的讲话后，努力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进行创作实践。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他积极要求参加王震和我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随军南征，深入华南敌后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王震同志和我热情地欢迎他，非常爱护和关心他，让他在司令部里担任秘书。　部队南征北战，行程两万多里。　这个文弱的书生，紧跟着队伍，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经受了各种艰苦惊险的严峻考验。　在鄂南樊湖，我派他办报纸，他自己写稿、编辑、刻写蜡版、印刷，辛勤地日夜工作，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油印的《解放》小报。　我仍然记得他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守着电台，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记录电文的身影。　这份在江南敌后传播延安声音，宣传我党我军方针政策的人民报纸，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在湘南的行军途中，部队在一个小山村里宿营，天下着倾盆大雨，所有能避雨的地方，大门口，屋檐下，牛棚里……

　　　　都挤满了战士，立波同志就在老乡门口的鸡窝边蹲了一夜。一次夜行军中，他跟着机要参谋萧林达同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走着走着，萧林达同志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急忙回去找。找了一会，没有看见，只听见稻田里沙沙作响，走近一看，原来是他丢失了眼镜，正在稻田里东摸西撞。　萧林达同志赶忙下田去帮他找到眼镜，扶着他走上田埂，他对萧林达同志深深感激说：“要不是你来找我，我会在稻田里摸到天亮。”

　　　　八面山突围的那一天，山高路险，风雨交加，战士们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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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王首道文集

　　　　饿疲惫得实在连空手走路都走不动了，王震同志下令轻装突围，立波同志把一切都轻装了，唯独舍不得把日记丢掉。　这些日记是他沿途蹲在墙根下，靠着石头上，用纤细的字写成的，忠实地记录了南下北返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情景，成为这次英勇战斗历程的珍贵历史纪实。　后来，他整理了《南下记》、《万里征尘》等作品，形象而真实地描述了这段雄壮动人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立波同志去东北参加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参加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等各项工作。他在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领导农民斗倒了恶霸地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使广大农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　土地改革的胜利，赢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从而使我军在东北地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立波同志和农民群众患难与共，情同手足，严酷、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为他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创作源泉，他迫切需要有个地方进行整理。　那时候，我在东北局工作，在哈尔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有一间屋子供我工作用，环境很幽静，我就把那间屋子给他暂住。　立波同志日夜辛勤地工作，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暴雨骤雨》。这部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着重描写了那时在东北广大农村开展的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歌颂了对传统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新人物，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画卷。　立波同志深入生活，使他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更扩大了，人物形象更多样了；他运用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的思想和社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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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扎根人民中　　　—３８２—

　　　　源，在反映农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比以前的一些作品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因此荣获了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立波同志为了反映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中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怀着极大的热情，去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人阶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的伟大斗争。立波同志还参加了中苏合拍的彩色影片《解放了的中国》的摄制工作，再次荣获斯大林奖金。１９５５年，立波同志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期间，响应作协关于作家深入生活到基层去的号召，第一个报名，把全家搬到故乡益阳乡下落户，亲身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　他洋溢着喜悦的激情，创作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描绘和塑造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共产党员、农民和新人的形象。　正是他们，才是推动我们社会主义农村不断前进的主要力量，他们代表人民群众的愿望，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勇往直前地向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前进，他们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山乡巨变》和他的一些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新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文学界的重视。１９６５年除夕，立波同志写了一篇歌颂毛主席的优秀散文《韶山的节日》，记叙毛主席１９５９年６月回韶山的动人情景。只因为文中写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夫人杨开慧同志和当年陪同毛主席回韶山的罗璃卿同志，这就犯了林彪、江青、张春桥的大忌，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目的，阴谋策划了一起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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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２—王首道文集

　　　　听闻的大冤案。“文化大革命”

　　　　前夕，江青、张春桥亲自出马，把立波同志这篇颂扬毛主席的文章，污蔑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期间，江青又和康生一起用种种借口，先后６次点名，对立波同志肆意施行诬陷，他的作品都被诬为“写中间人物”

　　　　、“毒草作品”

　　　　，横遭禁锢、批判。　立波同志则受到无端的斥责、贬谪，还被加上“右倾”

　　　　、“反动”

　　　　、“叛徒”等一类的政治罪名，从此长期失去了自由，被送去劳动，欲置他于死地。　如此颠倒黑白，混淆功罪，怎能不令人发指！立波同志没有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真理，对这一伙丑类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具有的真正共产主义品质。１９７５年，经过党中央有关同志的过问，立波同志才获得解放。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立波同志开始着手酝酿了很久的、关于三五九旅南征北返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写出了第一篇《湘江一夜》。他满怀崇敬和挚爱，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艺术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这一段人民革命战争的英雄事迹，获得１９７８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当我最初读到这篇小说时，感到由衷的喜悦，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谢，祝贺他在创作上开辟了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