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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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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我们受害的几个同志谈话，代表中央为我们平了反，我感到无比亲切温暖。 到整风期间，时隔几年了，少奇同志又找我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还有遗留的问题。 他对所有受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都是十分同情和关怀的。 他亲切地对我说：大家把党比做“伟大的母亲”
，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温暖和爱护送到每个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心坎上。 当我向他谈到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无辜地秘密杀害的情况时，他悲愤而深沉地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懂得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再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 他真挚地对我说：首道同志，你我都受过打击，吃过苦头，应当看做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就绝不搞王明他们那一套，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少奇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使我难以忘怀。多年来，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热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里也珍藏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鲜血所染红。 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党的入门教科书，包含了马列主义真理，而真理是谁也扼杀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少奇同志这些革命论著，１９６１年就指示要整理编选少奇同志的文章。１９６２年修订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正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部分。康生当时主持了这项工作，但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却脸色突变，颠倒黑白，带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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挞伐，对１９６２年的修订再版也横加诬蔑。 这说明，他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专家。
三、实事求是的模范
在建立新中国以后的１７年中，少奇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和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密切配合，负责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担当着繁重的责任。 他不辞辛劳，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地勤奋工作，使毛泽东同志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 解放以后，我较长时期在交通部和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工作，在和少奇同志较多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最受教育的是：少奇同志堪称为实事求是的模范。 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把各项事情办好。少奇同志及时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协助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制定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历史转变关头，我党决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 毛泽东同志说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又在下边书写了报告人“刘少奇”
３个大字。我们在八大聆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觉得很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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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思想豁然明朗：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说，这个报告“是个很好的提纲”。
现在，当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挫折，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灾难，我们看到八大政治报告至今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更觉得少奇同志那种科学精神之可贵。少奇同志对经济建设抓得很紧，具体指导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抓得十分细致扎实。 他那种实干家的领导作风，深深铭刻在我脑中，至今历历在目。 早在１９５２年，少奇同志在社会上各项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念念不忘船民，亲自写信给我，督促抓紧做好沿海和内河民船的民主改革工作，以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 他还亲自提名让中央组织部为我们调配有关干部。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了《论十大关系》，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吃透精神，用来指导工作，把交通运输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各项事业都在发展，出现了运输能力与运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运输战线面临着紧张局面。就在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亲自听取我们汇报，给予指导，少奇同志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帮助我们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发展交通业和轻工业，说“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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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挨骂的“。少奇同志深入浅出地对我说：首道同志啊，你过去抓过枪杆子，现在让你抓国家建设中血液循环系统的总开关，一条条运输线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塞不通，高血压也过不去。 这形象的比喻，顿时增强了我的责任感，使我明确了交通事业的工作方向。 当时各种运输的运价定得太高，影响了工农业产品交流，束缚了生产力。 少奇同志指示要坚决把运价降低下来，不能只打财政算盘；并且抓住这个事实教育我们：运输业一定要为各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各部门之间都要合作好，否则，就会违背了客观的基本经济法则，就是犯了大错误。 他指出，为了迅速提高运输能力，尽快改变我国交通工业基础薄弱、工具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低的现状，就一定要抓紧学习，坚决采用外国先进技术，迎头赶上去。 他并且一一和我们具体研究部署新建铁路干线，改造公路水运，建设民航和专业航空事业等等。 他高瞻远瞩、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要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国内自己造飞机，自己造远洋海轮，发展远洋运输，总有一天把中国的旗帜打出去。 他脚踏实地、细致入微地指示：对人力车、兽力车、独轮车、木帆船的技术改造，也不可忽视啊，铁木轮改为胶皮轮也是一个进步，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现有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 他十分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专业干部队伍，强调说：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包括解放前留下来的人员，他们９９％在政治上是可靠的；要吸收专家参加部的领导，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要制定长远规划，以各种形式办学，大量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 他说要抓两条：一是把外行变为内行，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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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改进交通运输工作，而且使我们对于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必须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 少奇同志一直很关怀交通运输业，后来几次亲自代中央拟文，转发我们的报告，请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今天，看到我国铁路干线交叉纵横，公路水运四通八达，海运航空贯通全球，我总不能忘记，这里也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 我总想到，我们搞经济建设，多么需要既勇于创新，又扎实前进的实干精神。少奇同志一贯拥护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科学的态度，理论结合实际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１９６４年，正当林彪鼓噪所谓“活学活用”
，大搞生搬硬套片言只语的形式主义之际，我看到少奇同志给某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亲切谈心式的信，十分感人而又发人深省。 信中恳切地指出了这位同志有过一次只摘引毛泽东同志讲话和上级文件而“讲空话”
的错误，又循循善诱地讲清道理，教育他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 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 信中指出：不生搬硬套，工作才有创造，这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懂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 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而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倾听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要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凡是符合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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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原则的，都应当学习。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在批示中给少奇同志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这短短数语，是对这封信的很高评价，也是对少奇同志的科学态度，对少奇同志亲切帮助干部的领导作风的热情肯定。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为信中一段内容作了一些修改。 这段可视为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共同写作的精辟内容，其大意是：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 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
，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如果行不通，就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再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一直到行通了为止。 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 今天，我重温少奇同志的这封信，依然觉得亲切、深刻，是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当时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一起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述，又是多么启人心智，多么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学习。少奇同志多次讲过，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具有的态度。 只要大公无私，就能胸怀坦白，有勇气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 少奇同志在不少问题上模范地表现了这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气概。１９５８年以后，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出现了“瞎指挥”
、“浮夸风”
、“共产风”
，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遇到了暂时困难。少奇同志在１９６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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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地承担责任，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他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讲清楚，造成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各地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总结和纠正。 他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改正缺点和错误，坏事就能变成好事，用不着悲观丧气，跌了跤子就爬起来，看清道路再前进。 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肯定了少奇同志的报告，并且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回顾当年，我们党正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实事求是对待缺点错误的态度和顽强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引导我国人民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渡过了难关的。 这表明我们党是伟大、正确、光荣的党，中国人民是英勇无畏的人民。历史上，任何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生中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个别的、一时的失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周总理说过，对革命领导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作出评价，坚决反对把个别的、一时的并且已经改正、抛弃了的错误夸大为总体的、系统的错误。他还赞扬过少奇同志对自己个别的、一时的失误采取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态度。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过，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有最大的革命勇敢，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
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虚怀若谷地听取其他同志向他提出意见，很快改正，抛弃了自己个别的、一时的失误，甚至在中央的会议上主动诚恳地作自我批评。 我们听了，都很佩服，很受教育。 有的问题本来应当由中央或其他同志承担责任，他也常常主动分担责任。 例如，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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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有“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提法。 在这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中已经有过这样的提法。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少奇同志也很快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毛泽东同志也以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到１９５４年，少奇同志还主动对此事做过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曾经很谦虚地说，他自己并不是没有“过”
，把“坏”的就写在少奇同志的帐上，这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当时这种互相爱护、争担责任的高尚风格，是多么感人肺腑啊！和这种高风亮节成为鲜明对照，林彪、“四人帮”这伙惯于文过饰非的家伙的嘴脸，又是显得多么卑劣！
他们利用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蓄意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则是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妄图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
并统统打倒，用心又何其险恶！
少奇同志虽然饱受中伤和诬蔑，不幸过早地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是紧随毛主席的，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功德垂青史，昭示天地人。 他的革命精神，会在党和人民中间重生。 对他的彻底平反，本身就是把历史上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表明了我们党决心以实际行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可以告慰于少奇同志的正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业，我们仍在继承，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必定会开鲜花、结硕果，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我们以此祭奠少奇同志的英灵，相信他会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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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刘少奇同志 —５０３—
刘少奇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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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进一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党从来就是重视研究历史的。毛泽东同志早在４０年前就说过，革命领导人，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现实的理解，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分割不开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更好地知道今天，更无法比较正确地预见明天。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它集中了一大批具有丰富阅历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 他们亲身经历了从戊戌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复杂斗争。 针对这一特点，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全国政协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同志在招待６０岁以上政协委员的茶会上，就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他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
，“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这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这一建议，得到了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话说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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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进一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 —７０３—
们的心里。 他们不仅早有这样的愿望，而且也具备从事这一工作的条件。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全国政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以及将近４００个市、县政协，都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或文史资料工作组，开始了征集、整理、编写文史资料的工作。开始进行工作时，由于处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不久，许多老人对于撰写自己的经历和某些史实还存在着各种顾虑。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出了“撰写者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
的征稿原则。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撰写文史资料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给稿酬，给帮助，处理稿件时对撰稿人给以尊重。 这些方针和措施，解除了各方面人士的顾虑，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 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大量史料，广泛地反映了戊戌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教、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面貌。但是，“左”倾思潮影响了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 文史资料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被拔高为路线错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被迫作了大幅度地转向。 到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时，进一步地提出文史资料工作中的阶级斗争是“写与不写的斗争，揭露旧事物与美化旧事物的斗争”
，文史资料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显然，这是错误的，是同撰写文史资料的精神相违背的，因而也受到了主持、参加文史资料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广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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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一定的抵制。 由于文史资料工作的客观需要，加上广大文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在十年浩劫前，文史资料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据统计，１９５９～１９６６年，全国政协共征集史料１６００余篇，１１亿多字（包括地方政协提供的在内）
，A编印《文史资料选辑》５５辑，《辛亥革命回忆录》６辑；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也征集了大量的史料，合计３８００余篇，２０５A亿字，编印了《文史资料选集》１９种。十年浩劫期间，整个文史工作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在全国政协的工作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文史资料工作。 文史资料一概被诬为“毒草”
，许多工作人员和撰稿人被诬为“替牛鬼蛇神涂脂抹粉、树碑立传的黑秀才”
，文史资料机构瘫痪，工作停顿，大批《文史资料选集》被销毁，有些省、市如辽宁、江西、湖北、青海等，辛苦征集起来的许多史料完全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史资料工作得到恢复。 由于形势的发展，人民政协组织中增加了许多党内的老同志，文史资料工作也相应地增添了革命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的新内容。１９７８年五届政协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把征集、整理、编写近现代史、革命史资料，明确地规定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是文史资料工作恢复以来的新特点。 接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心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政策逐步落实，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全国政协于１９７８年５月重建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恢复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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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进一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 —９０３—
了文史资料的组织机构，工作得到一定的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征集史料２７００余篇，２８００万字（包括地方政协提供的在内）
，出版《文史资料选集》１５辑，《西安事变资料选集》２辑，文史资料丛书５种；地方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和６个大城市共征集史料８７００余篇，６３００余万字，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集》和《革命史专辑》的有２９个单位。经过两年的工作实践，文史资料的工作机构在逐步健全，规章制度在逐步建立，工作经验也在逐步积累，一支包括文史委员、文史专员、专业干部、业余积极分子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文史资料工作队伍正在逐步形成。 虽然工作发展还不平衡，但是，已为进一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抢救史料工作迫在眉睫
２１年的工作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总结，从而进一步明确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讨论文史资料工作的纪要》中指出：“要根据人民政协的特点开展文史工作。人民政协是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它集中了一批具有丰富阅历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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