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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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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发展，于１１月１３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２８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于１２月２５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瓦窑堡会议后，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我参加了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我们党即将开创一个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局面而兴奋不已。 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第一，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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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阶级都动起来了，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虽然他们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加入了反革命营垒，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势必会转到革命方面来。 事实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力阶级是不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除去右翼，大多数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因而他们有动摇的痼疾。但是，事实不会对他们没有教育，和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毛泽东断言，在当时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总的特点是动摇，但确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也说明，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而拒绝同他们结成同盟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摒弃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严肃地批评了党内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为了实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就要在党内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应该纯粹又纯粹；民族资产阶级全部都是永世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３天的革命热情，招收他们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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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这一营垒已经并必将继续发生变化。 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为此，毛泽东阐明了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口号的原因。因为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包括广泛的阶级和阶层。 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并积极容纳其他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和人们。第三，阐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任务。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争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指出：“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 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
１９２７年革命的失败，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 那时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部队，四面八方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现在事情起了变化，坚强的共产党和强大的红军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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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 这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政策不能得逞。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这就使共产党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正是以“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全面阐述了党的新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全党建立起来。
二、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瓦窑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通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１９３５年的“八一宣言”
和１２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没有把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内。 这时的口号是“抗日反蒋”。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且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进行“剿共”战争。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东征抗日后，各方面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５月５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这实际上是开始放弃“反蒋”口号，而采取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方针。 逼蒋抗日就是要为联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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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创造条件。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郑重提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封信虽然对国民党当局多年来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了严正的批评，但明确表示了联合蒋介石抗日的愿望。 这时蒋介石对抵抗日本的侵略渐趋积极，但对“剿共”尚不死心。 联蒋抗日是通过以后事态的发展演变逐步实现的。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扣压蒋介石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经过我党的积极工作，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破坏，蒋介石承认国并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变获得了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和平解决的结局。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我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５项国策和４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 这是我党联蒋抗日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也承认要与共产党谈判并停止国共武装冲突。５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 这次会议为迎接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在此前后，我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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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地位。 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在大量信件、讲话和文章中，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又有重大的发展。第一，毛泽东依据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的要求和时局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为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任务。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使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变为次要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但是，毛泽东认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 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这就要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同时，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和实现全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改革中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民主改革，这是为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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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基础做准备的。 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与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 其共同目的，在当前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将来就是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准备条件。第二，毛泽东提出了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正确方法。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最广泛的民族性，其中又存在各种阶级差别，随之而来的会存在各种矛盾和斗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在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大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对此，毛泽东有许多重要的建树。 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全国军队总动员，实施新的战略战术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必须实行全民总动员，开放民主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派和各界领袖人物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汉奸，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实行抗日外交，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实行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提高人民的购买力，繁荣市场，活泼金融等，使之成为巩固政府的基础；实行有利于抗日的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造成全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一致，等等。 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８月对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阐述，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方法，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新的内容。第三，毛泽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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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必须自始至终坚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训练和建设自己的干部队伍。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 毛泽东认为，所谓实现政治领导，就是要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并且，使党的主张、纲领、策略能为广大群众所信服和接受，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推行和实现。 对此，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的模范；在坚定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并发展这一同盟关系；共产党要在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队伍；全党应对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的情况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有所转变。 只有这样，我党才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自始至终坚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在坚持和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过程中，干部的作用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诚然，干部问题在任何事业中都是重要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吸引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到抗日的旗帜下，干部问题就具有更大意义。 这就要不断训练和造就大批干部，使他们成为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在困难中不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的革命的英雄。实践证明，正是大批坚强得力的干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民族的拥护。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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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毛泽东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和阐明了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路线的主张。毛泽东认为，兵民是战争胜利之本。 为了实现中国的抗日战争，就要动员和组织起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联合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并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弃任何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总之，只有实行人民战争路线，才能发挥中国抗战的真正优势，并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三、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直至取得抗战胜利的长时期中，党面临的就是实施统一战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并制定和实施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原则。这期间，我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纠正了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领导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提出了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原则，为克服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和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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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又斗争经验教训方面，据我的亲身体会，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有关讲话和１９４０年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几次报告，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他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说明，关于统一战线中３种不同阶级势力的分析，以及关于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等斗争艺术的论述，至今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第一，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对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３种不同的政治力量。 左翼进步势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间势力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右翼顽固派是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中的抗日派仍采取两面政策。 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他们看不到上述３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区别，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３种不同集团的正确判断；轻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不了解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民主、改善民生的深远意义，等等。毛泽东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是，次要矛盾的解决也是解决主要矛盾所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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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条件。在国际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力量交织的条件下，我党必须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这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当然，这种独立性又以不损害统一战线为前提，是合作中的独立。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５日）毛泽东指出，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发展进步势力可以采取“先斩后奏”
、“先奏后斩”
、“斩而不奏”
、“不斩不奏”等等策略。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正是这样，我党坚持了已有的阵地，并以这种阵地为基础，以自己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吸引同盟者，实现对抗战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均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原则的实施，使统一战线得到了巨大发展。第二，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实施这类策略原则及政策是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一环。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不可一刻抛开的。 针对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左、中、右３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以及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根本原则。 团结和斗争两者不可偏废，而以斗争为手段，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争取抗战胜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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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民众运动，团结知识分子等等。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是必须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而且，要争取他们，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实行坚决的斗争，并能进一步取得胜利。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削弱、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影响和行为。对于他们中采取两面政策的抗日派，我们则必须相应地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以斗争求团结”
的政策，团结其抗日、联共的方面，并同其妥协投降、反共的方面进行斗争。在孤立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原则，是自卫原则、防御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利原则，是胜利原则、斗争的局部性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作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有节原则，是休战原则、斗争的暂时性原则，即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其未实行新的进攻以前，应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方面政策。 具体表现为：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原则；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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