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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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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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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 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作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因此，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这对我们是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一门基本功。在农讲所，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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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 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最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同志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同志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 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 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的８０％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开农民这一支大军。 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 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
，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１９２５和１９２６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 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 在这些革命斗争中，虽然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但已表现出伟大的力量。 如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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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 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 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 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 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５％，是富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 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
，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 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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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
、“团防情形”
、“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 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１３。
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B练工作。 全体学员编为１个总队。２个中队、６个区队。 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 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５分钟内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 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 记得有一次，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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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 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 除训练外，学员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在农讲所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教育和引导我们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在这期间，他除了引导学员坚持社会调查外，还以学员为对象，做了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调查材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同志将全体学员按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江西、两广等１３个“农民问题研究会”
，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 研究会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经济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３６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冲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１～２次。 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 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 有一次，研究会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 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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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 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 毛泽东同志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做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他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作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３００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中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 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以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 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 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 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 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 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 在这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参观访问，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增强了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我们在海丰还学到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 例如：怎样发动农民控诉地主，怎样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怎样安排会场，怎样开办民校，以至贴什么标语，呼什么口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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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很详细地进行了了解询问，并认真做了记录。毛泽东同志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 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６月２３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 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生活也作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斗争的环境。 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 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 毛泽东同志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
，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 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吃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在农讲所里，还有许多我党的领导人和优秀干部担任我们的教员，如周恩来、萧楚女、彭湃等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既是毛泽东同志办讲习所的得力助手，也是我们学员们敬爱的良师益友。教员中还有恽代英同志讲授《中国史概要》，阮啸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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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张秋人同志讲授《各国革命史》，周其坚同志讲授《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安体诚同志讲授《统计学》等等。这些同志的讲课和他们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许多难忘的教益。第六届农讲所于１９２６年９月结业。学员们秘密奔赴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
，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向祖国大地。农民运动的兴起，“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亘古以来未有过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到１９２７年６月，全国已有１５个省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到９００多万人。农民运动极大地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检阅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干部。 在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中，我党在全国广大农村中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密切了我党同农民的联系。这些为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投身农村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同志为了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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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湖南籍学员黄益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参加了建设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红军长征时，他服从党的需要，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牺牲。 每当回想起这些和我同学习、同战斗的战友和同志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时刻鞭策着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说到我个人与农讲所的关系就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我是由青年学生直接调来学习的，因此，参加农讲所也同时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我来学习时只是个青年团员，当时叫“ＣＹ”
，到农讲所以后，才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一年也是我参加党的开始。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向党宣誓的誓词：“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１９８６年５月３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６０周年，我与其他几十位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 我高兴地说：“这是我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讲所学习的６０周年，同时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６０周年，也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６０周年。”
（原载《党史文汇》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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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７日
湘西匪患，历史久远。 据传，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湘西就有了成股为患的土匪。 后来，各地官、绅、匪三位一体，割据称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弄得湘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岁无宁日。 民国后期，特别是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他们在湘西大肆收编土匪武装，给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妄图凭借土匪势力在西南建立一道反共反人民的“人防长城”。
这时候，土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狼狈为奸，残害百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平定湘西匪患，解放湘西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打垮国民党军队，即将解放全国大陆之际，便在湘西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１９４９年９月，四野十三兵团主力三十八、三十九军在兵团司令程子华和政委莫文骅的率领下，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配合衡宝战役挺进湘西，解放了湘西沅陵、辰溪、怀化、芷江等１２座县城，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击溃了宋希濂在湘西收买的土匪武装暂一军和暂二军，为消灭湘西土匪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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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大军入川作战途中曾指示：湘西所处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狂獗，是湖南的“盲肠”。为了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必须消灭湘西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中央军委又给四十七军下达了经营湘西的命令。 这些指示和命令给四十七军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欣慰和鼓舞，给灾难深重的湘西各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解放湘西，必须首先消灭大庸之敌。 当时，国民党一二二军两个师盘踞在大庸县和大庸至桑植的公路沿线。 根据敌我态势，四十七军党委以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及一四○师的四一八团，分三路奔袭大庸，活捉敌军长张绍勋和二一七师师长谢叔周。攻克大庸后，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奉命入川作战，军直、一四○师、军炮团、教导队进驻沅陵，担负保护交通、征粮支前和配合二野消灭国民党西南主力部队的任务。 经中共湖南省委研究决定，在沅陵成立了中共湘西区党委、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具体领导包括剿匪在内的各项工作。混乱的湘西局面一度平静下来。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土匪并没有真正放下武器，归顺人民，而是装成妥协，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当我入川大军全部过境之后，他们见我后方兵力空虚，又重新集结，与湘西人民为敌。１９４９年年底，野战大军相继解放了重庆、成都，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翌年１月，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东返湘西，参加剿匪。 一三九师负责沅陵地区，一四○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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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地区，一四一师负责永顺地区。同时成立了沅陵、会同、永顺３个军分区，组建了独立团和县大队，壮大了剿匪的力量。中共湖南省委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召开党代会，通过了关于“三大任务”
的决议。 决议指出：剿匪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和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剿匪计划。从１月中旬至３月底，各部队先后组织了对辰溪长田湾、龙山八面山、麻阳地区、古丈李家洞和泸溪兴隆场的５次较大的军事合围，沉重打击了土匪的气焰，解放了湘西广大地区，初步打开了湘西的局面。１９５０年４月上旬，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 根据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认真总结了春季进剿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确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区，相对地集中兵力对中心区进行重点进剿。在这次重点进剿中，人民解放军和地方群众一道，开辟了东西２００华里、南北４００华里的广大作战区域，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山地、河流和村庄，做到了无山不上，无村不入，无林不进，无洞不搜，使逃匿散匪惶惶不可终日。８月以来，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中心区又普遍进行了减租斗争，整顿和健全了农民协会，进一步发展了民兵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清匪挤枪运动。对流窜土匪则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反复宣传我党剿匪政策，并揭露匪特谣言，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各县普遍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公安、民兵４种武装，对顽匪开展驻剿、搜剿和追剿。到１２月底止，中心区股匪基本荡平。正当我集中兵力进剿中心区的时候，边缘区土匪获得了喘息的机会。６月份以来，他们经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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