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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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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上述情况，似乎是极不合理的，但这是时势所使然，没有理由苛责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既不能讲智慧，又难以制定法制来共同遵守。譬如，在尧舜时代，如果想施行现代西洋各国的法律，就一定没有人能理解它的意义而恪遵的。人民不遵守法律，并非不守法，而是因为没有相当的智慧来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如果放纵他们为所欲为，则不知要作出多少坏事，给社会造成多少灾害。惟有身为酋长者，能善察时势，以恩惠使人喜悦，用威力使人慑服，对同一种族的人民，视同一家的子弟，加以保护和照顾。酋长的职责大自生杀予夺的刑罚，小至日常家务琐事，无所不管。那时，天下如同一个家庭或一个课堂，君主就如同父母或教师，君主的恩威神妙而不可测，一身兼有父母、教师和神佛三种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如能克制私欲，虚心修德，纵令智慧不足，也能获得仁君明主的称誉，造成所谓“野蛮的太平”。在那个时代，也只能这样，这不能不说是好事，唐虞三代之治，就是如此。反之，只知使用威力以逞其私欲而不施德政的，就叫作暴君。在这种“野蛮的暴政”之下，人民连生命也岌岌可危。总之，在野蛮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恩威两方面而已。不是恩德就是暴虐，不是仁慈就是掠夺，在这两者之间，根本看不出智慧的影子。古书上所谓“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连在私人的品行上也形成了两个极端，界限非常分明。试看中日古书，不论是经书或是史书，凡是论道而品评人的品行时，皆以道德为标准，如仁和不仁、孝和不孝、忠和不忠、义和不义，都是针锋相对的，不是伯夷就是盗跖，不是忠臣就是贼子，两者之间没有智慧活动的余地。偶尔遇有发挥智慧的行为，也认为是细行末节不加重视。由此可以证明，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间关系的，唯有道德，此外，没有任何可资运用的了。
随着人类文化逐渐发展，智力不断进步，人心也产生了怀疑，对于宇宙事物，不肯轻易放过，看到事物的作用，就要追究其根源。既然产生了怀疑，即使不能找到真正原因，也能根据其作用的好坏，想办法趋利而避害。例如，为遮避风雨之害而建筑坚牢的房屋，为防止海河泛滥而修筑堤坝，为渡水而建造船只，为防火而使用水，制药以医病，治水以防旱，逐渐到达依靠人力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既然懂得用人力创造环境的方法、则恐惧天灾的愚昧思想也就逐渐消失，对于一向崇拜的神力也就失去了信仰的一半。所以，智慧前进一步，勇气也增长一分，智慧愈进步，勇气的增长也就越无止境。试看，今天西洋文明的发展情况，宇宙万物凡五官所能感觉到的，都要研究它的性质，查明其作用，然后进一步探索其作用的根源，即使一利可取亦必取之，哪怕有一害应除亦必除之，凡是人力所能及，莫不尽力而为之。太平洋的波涛虽险恶，利用水火制造的汽船可以横渡；阿尔卑斯山虽高，劈山开路可以行车；避雷针出现以后，雷霆再也不能逞凶；化学研究逐渐奏效，饥馑亦不能饿死人了；电力虽然可怕，而利用电力可以代替驿马信差；光线的性质虽然微妙，而可以摄影传真；如有风浪为害，可筑港湾以护船只；遇有传染病患流行，则可设法预防或将其隔离。总而言之，人类的智慧已经战胜自然，逐渐冲进了自然领域，揭开了造化的奥密，控制它的活动，而使其就范，为人类服务。可以说智勇之所向天下无敌。既然人能制天，又能使天为人服务，又何必恐惧而崇拜它呢？有谁再去朝山、拜河呢？山泽、河海、风雨、日月之类，不过是文明人的奴隶而已。
既然人能驯服自然，使其听从人的驱使，为什么独独屈服于人为力量而听其摆布呢？人类智力逐渐提高，对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开始探索它的作用及其根源而不予放过。于是，圣贤之言，也不足全信，经典之教也不无可疑，尧舜之治也不足景慕，忠臣义士的行为也不足为典范。古人是在古代作古代事的人，我们是在现代作现代事的人。何必学习古代而施用于现代呢？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胸怀开阔，仿佛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心的自由。既然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又何必受身体的束缚呢？既然暴力失去了权威，智力逐渐占据了上风，二者已不再是势均力敌，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旦夕祸福的情形也减少了。从此社会上如有横行霸道的，就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他，如果仍不接受，可团结群众的力量加以制裁。既然可以以理制暴，则以暴力为基础的名分关系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所谓“政府”，所谓“人民”，只不过是名义不同，职业不同而已。在地位上，不应该有高低的区别。政府保护人民，制裁强暴，扶助弱小，都是其应尽的职责，并非分外的功劳，这无非是符合于社会分工的精神罢了。再者为国君者自修其德，欲以礼乐征伐以示恩威时，人民首先应认识国君为何物，分析其恩威的实质，不应接受的私恩就应予以拒绝，不应恐惧的暴威，就不要恐惧，丝毫不取，丝毫不予，只根据道理为其所当为而已。有智力的人能自己掌握自己，恰如恩威行于自身，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譬如，为善则能获得心情愉快的赞誉，了解为善之理，所以自然而然地为善，既非谄媚他人也非景慕古人；作恶则内心要受到羞耻的惩罚，知道不应作恶之理，所以才不作恶，既非畏惧他人也非恐惧古人；何必仰赖偶然人为的恩威而有所恐惧或喜悦呢？如果向文明人士询问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然得到如下答复。国君，也是同样的人，不过由于偶然的诞生而登上了王位，或者由于一战功成而跃居政府之上而已。国会议员，本来是经我们选举任用的全国人民的公仆，何必听从这些人的命令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品行呢！政府是政府，我是我，关于我自己的私事，一点也不容许政府干预！又如兵备、刑典、惩恶等法律，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东西。为此而纳税，并非怪我，不过因为居住在坏人多的社会上，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所纳的税不过是白送给了坏人而已。何况政府为了管理宗教和学校，指导农工商的经营，甚至指点日常家务，或者为了向我们劝善和指导谋生的方法，而要我们出钱纳税，那更是没有道理。哪有向人屈膝请求他来对自己劝善的呢？谁肯出钱哀求无知识的人指教自己谋生之道呢？文明人士的心情大抵如此。向这些文明人施行无形的德化或以私人的恩威来使其顺从，岂不是徒劳无益？固然按目前世界的情况，不论哪个国家的人民，并不全是有智慧的，然而，距离原始时代愈远，这个国家的文化只要不退步，人民的智慧必然会提高和普及。所以，纵然人民积习甚深，习惯于仰赖君主的恩威，勇气也非常不足，但是，每一接触事物，就会产生怀疑。譬如，称一国的君主为圣明，其实往往并不圣明，口头上说爱民如子，其实是，这个为民父母者在和赤子争执税额的多寡，父母掠夺赤子，赤子欺骗父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人以下的愚民，也会怀疑其言行之间的矛盾，纵然不进行反抗，也不能不对其措施表示怀疑。既然产生了疑心，则信仰依赖的心理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这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证明。不论在日本、中国或西洋，所谓善于治国的圣明君主都是出于上古时代。日本和中国，直到近代，虽然还在盼望圣明君主出现，但始终不能如愿。西洋各国，自从公历十七八世纪以后，仁君逐渐减少，到了十九世纪，不仅仁君，就是智君也不见了。这不是由于国君一族的道德衰微，而是因为人民的智德普遍提高，君主失去了炫耀仁德的场所。譬如说，西洋各国，现在即使出现了仁君，也不过是象月夜打灯笼而已。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
道德虽然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上的道德分量减少了。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谋求太平的方法越进步，争斗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真正达到了太平盛世，就没有人再去争夺土地，贪财好货，更不会有争夺皇帝宝座那种卑鄙行为了。到那时，君臣的名义这类东西早已被人遗忘，就连儿童在游戏中也不会提到它。战争消灭了，刑法也废除了。政府已经不再是惩治坏人的工具，而是为了管理事务，研究如何节省时间、劳力而设置的。社会上没有违约背信的人，借据只不过是为了备忘，并不是拿它作为日后诉讼的证据。社会上没有盗贼，门窗并不需要锁钥，只是为遮避风雨和防止猫狗的进入。由于路不拾遗，警察只是忙于捡拾遗物和寻找失主。不制造大炮而制造望远镜，不建筑监狱而建筑学校，士兵和罪人的形象，如果不是从古画或戏剧上看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家庭内彬彬有礼，不需要听传教士的说教。全国如同一家，家庭如同教堂，父母如同教主，子女如同教徒，全世界的人民恰如被礼让的风气所抱拥，又如同沐浴在道德的海洋。这就是“文明的太平”。经过几千几万年以后是否真能达到这个地步，非我所知。这固然是一个梦想，但如果真能用人力达到这种高度太平的境界，则道德的功用可以说是宏大无比了。所以说，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显著，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想象数千万年以后文明达到顶峰时，则又可普遍地蒙受其德泽。
以上讨论的是道德的时间性。下面再谈谈其空间性即地点的问题。“野蛮的太平”既非我之所欲，期待几千万年以后的“文明的太平”，又不过是迂阔之谈。因此，根据目前文明的情况，区别道德所能实现的地点及其不能实现的地点，是研究文明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本来，一国人民，距离野蛮时代愈远，就应该愈能明了这个区别。但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大大地弄错目标，企图在野蛮的太平状态下，直接达到文明的太平。比如，一些研究古学的人们，生活在现代而向往古代，其原因就是弄错了这种区别和顺序。这样作法，简直如同缘木求鱼，无梯登屋。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和实际所作的总是互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公开地对别人讲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心情错乱思想纷纭，一生陷于混沌糊涂之中，摸不着方向，随建随毁自论自驳，如果用加减乘除之法计算其一生事业，简直就等于零，岂不可怜！这种人并不是实行道德的人，只能说是道德桎梏下的奴隶。其理由如下。
夫妇父子同居一家，谓之家庭。家庭之间以感情相结合，物无定主，授受无常规，失之不足惜，得之不足喜，无礼貌不受责备，即使笨拙也不以为羞耻，妻子的满足即为夫父的喜悦，夫父的痛苦，即为妻子的忧愁。或者薄待自己而厚待家人，看到家人的满足，自己才觉得愉快。比方说，爱子患病正在痛苦之际，如果有人有办法能把病苦分给父母使爱子减轻痛苦，则天下父母心，必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救治子女。总而言之，在家庭间，既没有维护私有制的思想，也没有只顾个人面子的想法，甚至贪生怕死的意识也没有。因此，家庭间既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契约，更不需要权谋策略，即使想用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智慧仅用于处理日常家务，一家之内，是完全依靠道德实现风化之美的。
如果血缘关系稍远，情形就稍微不同。兄弟姐妹比夫妇父子疏远，叔侄比兄弟更远，到了堂兄弟便疏远如外人了。血缘愈远，相互间的情感也就愈淡薄。因此，兄弟成家立业以后就各有私产，至于叔侄、堂兄弟之间更不用提了。再如朋友之交，也有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所谓刎颈之交、莫逆之友，其情谊之深厚，几乎与父子兄弟相同。然而在现阶段的文明情况下，这种友谊范围非常狭窄，几十个朋友能够长期保持深厚友谊的例子，在古今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又如世上有君臣的关系，其情分也有如家属骨肉一般，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精忠的忠臣，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以效忠君主的。关于这一点，古今舆论总是完全归于君臣的情谊，而不再去寻求其他原因。实际上，这种论调，完全被君臣的名义所蒙蔽，只看表面，未能了解具体事实。倘用另外的观点去究明事实，一定会发现其他更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天赋的“党派性”和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气”。最初君臣的人数极少，例如北条早云携部属六人杖剑东来时，他们的情谊必然十分深厚，甚至比父子兄弟还要亲密。但是，在据有一州一国之后，臣属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君位依次传于子孙后代以后，君臣的关系就不象当初那样亲密了。这时，君臣都争相宣扬祖先的创业情形，君主企图借臣属的力量来保持其家统，臣属则尊崇皇室的系统而甘为其奴仆，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党羽。一旦发生事变，就竭尽全力来保护皇室，同时也取得一己的利益。有时因根据当时的风气可以建立功名于一世，甚至还要粉身碎骨。但并不见得这样君臣之间存在着“刎颈”之交。正如忠臣义士所说的那样，“社稷为重，君为轻”，如果认为君主昏庸无道，即便是惟一的君主，也有用非常手段来处置他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深厚情谊了。又如在战场上阵亡，或因城陷而剖腹自杀的，多半是由于当时风气所使然，认为如果不牺牲生命就不能保全武士的体面，于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自尽，或者因为感到逃生无望而一死了之。据太平记所载，妗帜桓谋碧跏厦鹜鍪保�3年5月22日，在东胜寺随北条高时一同自杀的将士有八百七十余人，此外同宗受惠之辈，听到这个消息而殉死的，全妗止灿辛в嗳恕１碧醺呤本烤故窃跹娜示芑竦谜饬О税俪际羟兹绺缸邮肿愕那橐迥兀空馐蔷圆豢赡艿摹Ｓ纱丝杉荒芨菡笸龊推矢谷耸亩喙牙春饬科渚碌谋『瘛２宦畚┚溃蛭示嬲び诰贾槎嵘碚撸橇攘任藜傅摹Ｔ蛏胁辉诖恕Ｋ栽诰贾洌赖碌墓πб彩羌溆邢薜摹�
设立救济院和医院救济穷人，固然是道德仁慈之举，但这并不是由于穷人和施主之间有什么交情，而是由于一方面富，一方面穷，才产生了这种事业。施主固然富而且仁，但是受施者只知其贫穷，至于德与不德则无从知晓。对一个人不详细了解，就不能和他交往，所以扩大救济事业，并不是要和多数人交往，只是仁者散发余财，借以自慰本身的道德良心而已。施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所以，救济事业固然是值得称赞的善举，但是，救济事业的规模愈大，时间愈久，则穷人势必把救济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以施舍为德，如果所得的比以前减少，反而会抱怨施主，这种情况简直是花钱买怨。在西洋各国，关于救济问题，在识者之间有很多议论，对其利弊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归根结底，赠与的方法，除了解受赠人的情况人品和直接赠送以外别无他法。这也是道德不能广泛地施行于社会的一个例证。
根据上述情形看来，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而丝毫不受阻碍的地方只有家庭，一出家门，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但是俗语说，“家庭之间是天下太平的模型”，这就预示了在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必会出现“天下一家”的局面。同时，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动不居进退无常的，就今天的文明情况来看，不能不说它是正在前进过程中。因此，即使前途是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前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以现在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文明相比，也不过是一步之差，学者议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争夺这一步而已。
本来，道德只能行于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于法制的领域。法制的效能虽然也能达到人情的目的，但是从它所表现的形态来看，法制和道德似乎是完全相反，互不相容的东西。法制还有两种区别，有以维持事物秩序的法制，有防止人作恶的法制。违反前者是人的过失，违反后者是人的恶念。这里所讲的法制，是指以防止人作恶为目的的法制，希望学者不要误解。譬如，为了家庭的生活有个秩序，也可以订立家人必须在早晨六时起床、晚上十时就寝的规则，但这不是为了防止家人的恶念，也不因为违反这个规章就以罪人处理，只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方便协商订立的规则，所以并不需要写成书面条文，只是由全家自觉遵守而已。此外，感情亲密的至亲好友之间的金钱借贷也是如此。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上虽然有普遍施行的文书、契约、政府的法律和各种国际条约其中有民法刑法之分，以及为了同时也包括不少维持事物秩序的规定，但从其一般用途来看，显然都是防恶的工具。因为一切法律的精神都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例如，盗窃千两黄金者处以十年徒刑，违约过期十日者罚金百两。这样，把千两黄金和十年徒刑，以及百两罚金和违约十日的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认为有利的方面。其目的既然如此，可见丝毫不存在道德精神。这种情形，正如把食物摆在饥饿的猫狗面前，而从傍举起棍子威吓着“要吃就打”一样。所以，单从形式上来看，这中间绝对没有人情存在。
为了彻底分清实现道德的场所和施行法制的场所的区别，举例如下。假设这里有甲乙二人借贷金钱。二人亲密无间，贷者既不以贷与为德，借而不还，也不抱怨。交情之深几乎不分你我，这种交情，完全是以道义为基础的。或者也约定归还期限和利率，并为了备忘还把它写在纸上交给贷主，但其交情仍然没有超出道义的范围。但如果在这字据上盖章，贴上印花，或有保人甚至还索取抵押品，这就超出了道义的范围，双方只是根据法律办事而已。这种借贷关系，是因为不能相信借者是否守信义，只好把他当作不守信义者，如果到期不还就找保人，再不还就向政府控告，请求裁判，或没收抵押品。这就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和举起棍子吓唬狗的办法。所以，根据法律处理事物的地方，就丝毫不存在道义的影子。不论政府和人民之间、会长和会员之间，卖主和买主之间，债主和债户之间以及在收费教学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凡是根据法制相处的，就不能称作道义的结合。譬如，有两个政府官吏，某甲非常关心公务，勤恳办事，劳累得下班回家后几乎不能安眠；某乙则不然，每天喝酒冶游，不关心公务，然而某乙从早晨八点上班到下午四点下班的办公时间内，也非常勤勉，其工作效果和某甲相似，该说的就说，该写的就写，从未贻误公务，这样谁也不能责备他，而某甲的勤恳也显露不出来。又如人民缴纳租税，如果政府不催促，就可以不缴，或用赝币缴纳，如果被收下即为经收人的过失；相反地如果错误地多缴了税款，即为纳税人的倒霉。卖主欺骗，一经购买，即为买主的损失，相反地卖主多找了钱，一经交清，卖主即吃了亏。借钱给人，如果丢失了借据，即为债主的损失。兑换票据，如果过期，即为票据持有者的损失。拾物隐藏起来，如果无人知道，即为拾者的便宜，甚至偷窃他人的东西，不被发觉，盗贼就得了便宜。从这些情形看来，今天的社会完全成为坏人聚集之所，丝毫看不到道义的痕迹。只是依靠无情的法律勉强维持事物的秩序罢了。本来内心充满着恶念，但是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见之于行动，走到法律所允许的边缘则不得不停下来，正如在锋利的刀刃上行走一般。多么可怕！
人心如此卑鄙，法律又如此无情，从其外表骤然看来，的确令人吃惊，但是进一步考察产生这种法律的原因，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则绝不是无情的，而是今日世界上最完善的东西。法律虽然是为了防止作恶而制定的，但并不是因为天下都是恶人才制定的。因为善恶混淆不清，才制定法律以保护好人。在一万人之中难保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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