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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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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末期，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随着这种束缚的逐渐松弛，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封建贵族互相争霸，没有人仰慕唐虞禅让之风，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庶民。所以，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惟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到了孟子的时候，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已经逐渐趋于统一，扶弱抑强的霸业已经行不通，而形成了强吞弱，大灭小的兼并局面。当时，苏秦张仪之辈，奔走四方，或助其成，或破其策，忙碌于合纵连衡的战争之间，贵族本身尚难自保，哪有余暇去关怀人民，考虑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呢？他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战争，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当时即使有圣明君主，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恐怕也将随着政治的崩溃而危及本身的。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孟子也无良策，这就是一个佐证。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摈斥孔孟，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不仅被人嘲笑，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是把他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弊病。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本书另有论述。
楠氏的死，也是时势所使然。当时日本王室政权旁落已经很久，即从保元、平治以前，军事大权就完全操在源、平二氏之手，天下的武士没有不隶属于他们的。源赖朝承袭父祖的遗业，起于关东，日本全国没有一人敢和他相抗衡。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畏服关东的威力，只知有源氏，而不知有王室的缘故。后来北条氏相继执掌政权，仍能保持镰仓的旧观，也是凭借源氏的余荫。及至北条氏灭亡，足利氏兴起，也是依靠源氏的门阀。北条足利时代，各地的武士虽然曾以“勤王”名义兴兵举事，但其真正目的是想打击关东，以猎取个人功名。假使这些所谓勤王之辈果然得志，必定同样会变成北条第二或足利第二。若为天子着想，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罢了。这种情况可从织田、丰臣、德川等的历史事迹得到证明。自从镰仓以来，举事于天下者，没有一人不是打着勤王旗帜的，但在成功之后，又没有一人是实行勤王的。所以勤王，只是作为举事时的一种借口，成功以后并没有成为事实。史书中写道：“后醍醐天皇在灭北条氏以后，首赏足利尊氏之功，并使其位列诸将之上，新田义贞次之，楠正成等真正勤王的功臣，则置于不顾。致使足利野心得逞，王室再度衰微。”直到如今，学者读到这一段历史，莫不切齿痛恨尊氏的凶恶，叹息天皇的不明智。其实这是不知时势的论调。在当时，天下大权，掌握在武人之手，而武人的根据地又在关东，消灭北条的又是关东的武士，使天皇复辟的也是关东的武士。足利氏是关东的名门，威望一向很高，当时关西的各族虽起义勤王，但是足利氏若不改变态度，天子怎能复辟呢？事成之后，把足利尊氏列为首功，原非天皇有意奖赏足利尊氏的汗马功劳，而是顺应时势不得不敷衍足利氏的威名。从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形势了。尊氏自始至终没有勤王之意，因为他的权威并不是由于勤王而获得的，乃是足利氏一族固有的权威。他勤王是为了推翻北条，对自己有利。既然推翻了北条，不用勤王名义，也能保全自家的权威，这正是他反复无常和盘据镰仓长期独立的原因。至于楠木正成就不然了，他出身于河内的一个贫寒家庭，用勤王的名义，仅仅募集了数百士卒，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奇功。但他的威望不高，又怎能和关东的名将相比呢？在足利氏看来，他不过等于自己的部属罢了。天皇并非不知正成的功劳，但也不能背谬人心，把他列为首功。所以说，足利是驾御王室的，而楠氏是受王室驾御的。当时的形势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正成本来是由于勤王二字而起家的。所以，只有天下勤王的风气越盛，正成的威望也就日隆，否则，正成只有衰败下去，这是必然的道理。尤其从首倡勤王的正成不得不甘心隶属于尊氏之下，而天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可以想象到当时天下勤王的声势是很微弱的。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只是由于后醍醐天皇个人的不明智。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如王室父子相残，兄弟阋墙，或依靠武臣自残骨肉。及至北条时代，情形更为严重，不单陪臣司掌了天子的废立，甚至王室各支也有互相向陪臣进谗，互相倾轧，以争夺王位的。因为他们忙于争夺继承王位，无暇顾及国政，所以置天下大事于度外，这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天子并不是统治天下的主人，只不过是屈服于武人威力下的奴隶。（如伏见帝曾密谕北条贞时，诉说立龟山帝后代之不利，因而改立伏见帝的皇子为后伏见帝。但是，伏见帝的从兄后字多天皇又向贞时请求，于是又废了后伏见帝，改立后宇多帝的皇子为帝。）后醍醐天皇虽然不是明圣的君主，但比起前几代的皇帝，言行颇有可取之处，又怎能把王室衰微的罪责完全加在他的身上呢？政权的脱离王室，并不是由于别人夺去，而是由于积年累月的趋势，王室自己放弃了权柄，让别人拾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的缘故。所以在当时即使天皇圣明，并且得到十个正成作大将军，但在积弱之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决不是人力所能及的。由此看来，足利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楠氏的战死也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其必然的道理。所以说，正成的死，不是由于后醍醐天皇的不明智，而是时势所造成。正成不是败于尊氏而死，而是由于违逆时势为敌而败亡了。
如上所论，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既不是四十八位勇士的创业，也不是华盛顿一人的战功。四十八勇士只是把十三州人民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力量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华盛顿则把这个力量运用在战场上罢了。所以，美国的独立不是千载一遇的奇迹。即使当时战败，一时未能成功，但还会有四百八十勇士，十个华盛顿出现。总之，美国人民必然要独立的。近例如四年前的普法战争，有人说，法国的败北是拿破仑三世的失策，普国的胜利是宰相俾斯麦的功勋。这是不对的。并不是拿破仑和俾斯麦智愚悬殊，其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趋势。普鲁士人民能团结一致所以强盛，法国人民党派分歧所以衰弱。加以俾斯麦能顺应这个趋势发挥了普国人民的勇敢，而拿破仑则与法国人民的希望背道而驰，违背了人心。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假设现在让华盛顿作中国的皇帝，让惠灵吞作他的将军，率领中国军队同英国军队作战，结果胜负如何呢？即使中国拥有大量的军舰大炮，也要被英国的土枪和帆船打败的。由此看来，战争的胜败，既不在于将帅，也不在于武器，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如果率领数万将士作战而吃败仗，这与士兵无关，只能归罪于将帅的无能，因为他妨碍了士兵的行动，未能使士兵充分发挥勇气。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假定今天的日本政府，把行政效率不高，归咎于长官的无能，于是为了寻求人才，录用这个，或拔擢那个，但试行的结果，对事务本身仍然没有改变。或者以人才不够为理由，聘请外国人当教师或当顾问，向他们请教，但是行政效率依然不能提高。若从行政效率不高这方面来看，政府的官员好象实在是无能，聘请的外国教师和顾问也好象都是愚人。其实，现在的政府官员都是国内的人才，而聘来的外国人，也不是特意挑选来的愚人。那么，行政效率为什么总不见提高呢？必然另有原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每当实际推行政务时，必有无可奈何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它的原因。这种情况是极难形容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寡不敌众”。政府失策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寡不敌众。政府官长并非不知失策，知道为什么还要作呢？这是因为官长势孤，群众的舆论势大，实在无可奈何。要问这个舆论的来源，是无法找到的，就好象从天而降似的，但是它有足以左右一个政府的政务的力量。所以行政效率不高，不是二三官员的罪过，而是群众舆论的过错。世人切不可错误地归咎于官员的处置不当。古人认为正君心之非最紧要，可是我的说法完全相反，我认为国家的要图，首先在于纠正群众舆论的错误。身为官员的，因为亲自接触国事，其忧国的心情也当然比较深切，本来应该忧虑群众舆论的错误而设法予以纠正。但是有些官员并不这样，他们不是赞同这种舆论的一分子，就是迷惑于这种舆论，变成了这种舆论的同情者。这种人真正是身居忧人的地位，反而作出令人忧虑的事情。政府的失策往往在于，好象自己制定，自己又来破坏，这都是这班人造成的。从国家看来，如果说这也是属于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那末，一切忧国之士就必须大力提倡文明，不论官员和平民，都应该从迷惑中清醒过来，以改变群众舆论的方向。舆论之所趋是天下无敌的，区区的政府何足虑！小小的官员又何足怪呢！本来，政府是随着舆论为转移的。所以，今日的学者不必责备政府，而应该忧虑舆论的错误。
有人或者再说：如果按照本章的意思，天下的事物，只能一任人心的趋向而无能为力；世界上的形势，也象寒暑的往来，草木的荣枯一般而人力无可奈何了？好象政府对于人民也没有用处，学者也成了无用的废物，商人、工人也只有听其自然，没有应尽的义务了。这能说是文明进步的现象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然。前面已经说过，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各有应尽的职责。如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实行当前的措施；学者应该瞻前顾后，策划未来；工商业者应努力经营个人的事业，增加国家的财富等等，都是各守其职各尽所能为文明的实现尽一分力量的。当然，政府也不能没有长远的计划，学者也不能没有当前的职责。而且政府的官员，也是出身于学者，彼此的职责虽然相似，但是，既然有了公私的区别，明确地划分了职务的范围，那么职务的性质就不能没有现在与未来之分。假如国家一旦有事，首当其冲并即时决定对策的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经常注意观察世界形势，为应付未来作好准备，或促其实现，或防患于未然，都是学者的职责。一般学者，不明此理，爱管闲事，到处奔走呼号，而忘却自己的本分，甚至有的受官方利用，想插手处理当前的事务，结果，不但一无所成，反而贬低了学者的身价。真是愚昧已极。政府的作用，譬如外科手术，学者的理论，譬如养生方法，其效果虽有缓急迟速之不同，但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现在论政府和学者的作用虽然说一个是为现在，一个是为未来，但是都有其重大功用，对于国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学者的作用切不可丝毫互相抵触，必须互助合作，互相鼓励，共同为文明进步而努力。
第五章 续前论
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前章所讲的舆论，就是指国内群众的议论，也就是在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所以，从舆论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但是，关于舆论，这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舆论的强弱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慧的高低。第二种意见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是，如果不能和习惯互相结合起来，就不能构成舆论，兹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人的主张，不能胜过二人，三人的主张，可以制服二人。人数愈多，舆论的力量也愈强，这就是所谓寡不敌众。然而这种舆论的众寡强弱，只是限于在人们的才智相等的情况下。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人的智德，犹如人的体力，有一人的力量等于三人的，有一人的力量等于十人的。因此，假如把群众合成一个整体来计算它的强弱，就不能单从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而应从整体之中分别具有的力量来计算。譬如一百人举一万斤的东西，每人平均力量为一百斤。但是，人的力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假使把这一百人分为两组，每组五十人，然后使这两组分别来举，结果，可能一组举七千斤，另一组举三千斤。如果再把它分成四组或八组来举，则必定要相差越来越大，最强者和最弱者相比，可能有一人力抵十人的。如果从这一百人中选出力量最强的二十人为一组，其余八十人为一组，分别举重，二十人这组，能举六千斤，而八十人这组，只能举四千斤。现在按照这情况计算，从人数来看是二与八之比，从力量上来看，却是六与四之比。所以力量不能由人数多寡来决定，而应按照所举之物的轻重和人数的比例来决定。
智德的力量，虽然不能以度量衡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却和体力没有两样，它的强弱相差，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假如把人类的智德变成酒精一类的东西，一定会有惊人的奇观。蒸溜十个这一类的人，能得一斗的智德量，而蒸溜一百个那一类的人，也许只能得三合的智德量。一国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谓舆论，不是完全由于论者的人数多而有力，而是由于在论者之间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这个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而成为舆论的。如果把欧洲各国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来看，国内不识字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而在这些国家里所出现的所谓国论或舆论，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愚民不过是随声附和，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而已。而且，在这些中等以上的人们中也有无限的智愚之差。或甲胜过乙，或乙排除甲，有一旦交锋立即遭到失败的，也有争论不休而胜负难分的。经过千锤百练好容易才压倒异说于一时的，也就被称作国论或舆论。这就是欧洲各国报纸和讲演会盛行，众口喧嚣的原因。总之，人民是处在全国智德指导之下，智德如果改变方向，人民也随着改变方向，智德如果分成党派，人民也分成党派，进退聚散，无一不是跟着智德走的。（社会上嗜好书画的人，本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风雅人士。他所以嗜好，是要考究历代的古物，比较书画运笔的巧拙，从中寻求乐趣。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爱好古玩书画的风气，很多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几个钱，也要买些书画，挂在房间里，或者因为收藏些珍玩古董而扬扬得意，这的确可笑亦复可怪！其实，这些愚民不过是追随中等以上人物的风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风气。此外，如时尚的服装，布匹的花样等等，也是模仿别人的式样来加以欣赏。）以最近我们日本的事例为证，前几年政府实行了维新，接着又有废藩置县之举，华族和士族因而失去了权力和俸禄，但是他们没有敢出怨言，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才完成的。这完全是不识时务者的臆测。王室如果真有实际的威力，王制的复古又何必等到庆应的末年，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氏吗？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权了。复古的时机不一定非在庆应末年不可，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完成维新大业和实行了废藩置县呢？它既不是由于王室的威严，也不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而是另外有其根本原因。
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力量，是怎样压制也压制不住的，在这停滞不动的期间，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因此，有的弃官而作儒医，有的埋头著作。在藩士里面有这种人，在僧侣神官之间也有这种人，这些都是怀才不遇的人。从“天明”、“文化”年间出版的著作、诗集或野史小说之中往往有借隐喻影射以发泄牢骚等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迹象。当然在文章表面上没有直接对门阀专制政治进行攻击，但是，从国学家悲叹王室的衰微，汉学家讽刺贵族执政的奢侈，以及一些小说家，利用狂言戏语讥讽社会等，不论在文章上或事迹上，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但是，不满意现状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其实作者本人也只是莫明其妙地发泄牢骚，这种情形，恰如陈疴缠身的病人不能说明自己的病状，而只能诉说痛苦一样。（在德川初期，政权强盛之时，著作家慑于幕府的威力，丝毫不敢批评时政，有些人反而谄媚歌颂幕府；从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后来，直到文政年间赖山阳在著述日本外史的时候，才敢于对王政的衰微表示愤慨，字里行间，有如谴责德川氏的罪恶。现在我们研究其中原因，很显然，白石、竹山不见得甘当幕府的奴隶，赖山阳也不见得是天子的忠臣，这都是时势所使然的。白石、竹山是受当时权势所压制，不能畅所欲言，赖山阳不过是稍微摆脱这种束缚，由于愤恨当时的专制政治，借著述日本外史发泄其积郁而已。以后在国学、小说、狂诗、狂文特别是在天明文化之后这种风气最盛。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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