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穷小伙子的发财日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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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阳光有些慵懒，我坐在石头上无精打采地苦等。

午后，终于有一辆白色丰田轿车沿着简易公路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朝工地旁的办公室走去。

我连忙小跑着跟着他们走进办公室，恭敬地向两人递上名片，说明是来联系运输业务的。

其中一个人穿一件有四个兜的夹克，他戒备地看着我，不耐烦地说，渣土运输早就谈好了，叫我赶紧走人。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结果，意料之中，我随口问他渣场在哪里，多少钱一车。

他说，180块钱一车，渣场还没落实。

我失望地退出办公室，突然心里一动：渣场都没落实，又怎么会有价格呢？

我心下雪亮，这回是遇到同行了。

这段时间通过联系渣土运输业务，我发现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其实很多。也难怪，空手倒腾，用别人的资源赚自己的钱，不光我一个人想得到。

我本来打算收场算了，但想起这个同行令人厌恶的样子，特别是他挥手让我出去的神态，好像他就是包工头一样，我决心和他斗一斗。我站在工地办公室的转角处，寻思着怎样才能拿下这笔业务。

根据这段时间我跑工地的经验来看，这个工地的运输业务应该还没承包出去，但也是近在眼前的事，这对像我这样的掮客来说，是一个应该全力以赴的机会。

正想着，只见一辆越野车直接开到了工地办公室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觉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包工头，我连忙跟了进去。

里面那两个人正在向包工头递名片，四个兜的夹克向包工头介绍另一个人：“这就是我在电话里给你讲过的陈队长。”

包工头客气地请二人落座，以为我也和他们一起，请我也落座。

四个兜说：“他和我们不是一起的。”

我连忙站起来，也向包工头递了一张名片，满脸堆笑：我是专门搞渣土运输的。

包工头笑了笑，让我先到外面等等，回头和我谈。

我只好退了出来，心里想：也好，先谈的未必比后谈的有优势。

除了挖土机的声音，工地其实比较安静，他们三个人在屋里的谈话被我在外面偷听了个大概，越听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从他们谈话的内容得知，那陈队长就是分管这个片区的城建执法队的队长；而那四个兜，是陈队长的朋友。

熟悉渣土运输业务的人应该知道，城建执法队对一个工地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工地不和这类人搞好关系，出去一辆车罚你一辆车——渣车能有不掉渣的？

而这个姓陈的，就是专门干罚款这勾当的。

在我以前跑工地的时候，就听说很多城建的人私自联系渣土运输，今天我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实例了。

再听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要价格不过分，这笔业务我是没法拿下来了。

原来我还想和他们斗一斗，没想到还没交手，我就败下阵来。

我遭遇了传说中的资源优势。

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另一个工地，我和土石方老板已经就价格达成了共识，但隔天他却以高于我的价格包给了另外一个人。看来，这种手中握有资源优势的人在每一个工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我沿着简易公路往回走，心里突然憋得慌，身上虚汗直冒。

难道我的渣土运输业务就到此为止了？

我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但刚上路，就看见了前方的死胡同。

我感到了对未来的极度恐慌。

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了，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索性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休息。

我的脑子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除了一些焦躁外，说不出在想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我立即挂断，再回拨过去。

母亲问我在做啥子，我想了想，说刚和客户谈完事情，没事。

母亲在电话里有些支吾，我听出意思来了，她有些缺钱。

我说：“你缺钱我给你，明天先给你汇1000块回去。”

母亲高兴地说：“哪用这么多，500块就够了。这是以前买肥料时找邻居借的钱，原来讲定卖了肥猪还给人家，但他家有急用，只好来找你们了。”

母亲在电话里解释着，语气有些不好意思。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让他给母亲汇1000块钱回去。弟弟说他那里总共只有三百多块钱了，这个月维修生意不好，连带我给他的1500块钱都亏进去了。

我想了想，对弟弟说：“那就先打300块钱吧。”

这是多年以来，母亲第一次找我要钱。以前，我和母亲通电话时，都会问她是否缺钱花，母亲总是说不缺。问得多了，便知道母亲不会找我们要钱，她希望我们把钱留在手里干事业。所以有时候即使身上没钱，我也会大方地假意要给母亲寄钱，反正知道她会拒绝的。

如果不是遇到难处，母亲绝不会主动找我要钱。

但作为儿子，在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这份内疚，让人难安。

我们兄妹共五人，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还没成家。

按农村的观点，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三个姐姐都是“外人”。弟弟比我小七岁，又没读啥书，无形中，我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顶梁柱。

但她不知道我这个顶梁柱是如此的潦倒，就连答应孝顺给她的钱都凑不齐。

在她的记忆中，我从那家上市公司出来后就和弟弟合伙开起了公司。她认为开公司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她常跟我在老家的那些乡邻说：“我两个儿子都在开公司！”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对母亲说我混得很差，但我真的开不了口。

母亲六十多了，我不想让她再操心。

在简易公路边的石头上，我静静地坐到了天黑。

如果我混得好，家就不是现在这样

2005年11月22日　星期二　阴有小雨

今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个姓姜的女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同岳母闲谈。

之所以把“家”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融入这个家庭。周媛一家都是城市人，我是地道的农村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有差异。

这些尚可以磨合，但是因为我没房，不得不借住在岳父家，我成了事实上的上门女婿。

如果我混得好，我可以和岳父一家人谈笑风生，心理优势会起　　作用。

但我混得不好。

周媛嫁给我的时候，我除了没房，其他尚可，岳父一家人并不嫌弃我。

现在我混得不好了，他们会嫌弃我吗？我总觉得我正被轻看。

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回来，出去，空气般进出。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事情。不问，或许就是一种态度。

很多个深夜，在周媛和儿子酣睡的时候，我还在客厅抽烟，一明一灭的烟头诉说着我的无眠。

我在想我的未来，我确信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它却的的确确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我也想我和周媛的婚姻，尽管我混得差，周媛也并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获得她足够的理解。

比如，有时候我需要一点儿安慰，让我感觉到我并不孤单，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但她没有这么做。

她做不来这些。

她最擅长的，是使城里女人的小性子，动不动就和你赌气。你别指望她走进你的内心，体察你的难处。

所以，在这个家中，我没有体会到团队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独自扛着。

我很孤独。

姓姜的女人是我岳母以前的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对推销保险的确没什么好感。这些推销员给人的感觉就像受过传销训练，把保险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我认为凡是靠吹牛皮拉业务的，都不大靠谱。

所以我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往里屋走。

但姜姓女人把我叫住了，她告诉我说，周媛和岳母做主，在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两份什么教育保险，一份一千八百多元，两份就是三千多元，年年都得交，今天是送发票来的。

我很吃惊，本能地回应道：“已经买了吗？”

原来姜姓女人前不久和周媛她们谈妥后，已经将保费垫付给了保险公司，今晚是过来找我收钱的。

给儿子买保险不和我商量，收钱为什么就直接找上了我？我有些愠怒，但当着姜姓女人的面，我不好说什么，只是说我今天没带钱，改天再给她。

姜姓女人走后，我把周媛叫到卧室，问她给儿子买保险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周媛说：“保险公司的说了，这只当是给儿子存钱，又不会亏的。”

我说：“你猪脑子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

周媛说：“卖保险的这人是儿子外婆的朋友，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周媛这话把我噎住了。我总不能诋毁岳母的朋友吧？

我说：“那你的钱准备得怎样了？”

周媛说：“我还指望你拿钱呢，我没这么多钱。”

我说：“我现在哪有钱啊？要不把保险退了，咱暂时不买，等条件稍微好点再说。”

周媛说：“这样恐怕不好，那人是我妈的朋友，怕她会面子上不好看。”

我无言以对。

稀里糊涂就欠了三千多元的账，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欠了债总是要还的，我开始为这三千多元的保费发愁。

我和周媛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唯一的办法是向别人借。

说实话，虽然我混得不咋的，但从来没有向别人借钱的习惯，这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

我穷，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富有，但我向你借钱了吗？没有，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事实上我也没地方借钱了，以前一帮清谈的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往，总不能找上门去借钱吧。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怎么看？

几个至亲呢？我摇摇头。三个姐姐都在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说了，在她们眼里，我应该算有钱人，断没有找她们借钱的道理。即便借，也不会只借3000块钱，在农村人的眼里，3000块钱已经不是个大数目了，难道我连这3000块钱都差？

心里有一点儿小小的期待，期待着由岳母来帮我们支付这笔保费。毕竟，购买保险这件事情，岳母起了主导作用。

如果她知道我的处境，而又力促购买保险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她要帮忙付钱？

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样的期待。

以前我没钱为儿子买奶粉的时候，不也是岳母帮忙出钱购买吗？

所以我虽然为保费发愁，但也没有到日夜忧思的地步。

2005年12月1日　星期四　阴

姜姓女人又来找我要过一次钱，我以不凑巧没带钱在身上为借口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不能老是找各种借口拖延。好几次，我都准备让周媛找她母亲帮帮忙，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我觉得我已经够拖累周媛一家的了，虽然我从没找周媛父母借过钱，但有好长时间都没给他们交生活费了，他们也从来没吱过声。所以，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来帮我，我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出需要帮助。

不知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自从我欠了姜姓女人的保费后，在接下来和周媛一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少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尴尬的气息。

有一次，儿子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很穷？”

这让我知道了其实他们在背后是经常议论我的经济状况的，而欠保费，大约是一个新的评论点。

我感到我正在失去一些什么，至少，正在失去周媛一家对我的　　耐心。

两天后，我在公交车上接到岳母的电话，她说姜姓女人又拿保费来了。

我觉得实在不能再拖欠下去了，便试探着问岳母能否先帮我垫付一下，等我有钱了回头再给她。

没有任何回音，电话被无声地挂断。

我感到我最后的一点儿颜面正在随风飘散，不怨任何人，只怨自己太无能。

我开始考虑我和周媛的关系。结婚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没带给周媛任何希望。头两年也还罢了，特别是近三年来，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周媛和她的父母口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心里的失望已经表露无遗。

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透露他们的态度了。在我困顿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表示不满，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在给儿子买保险的事情上，又是一种态度。

我已经被边缘化了，虽然我从来都没核心过。

我会被放弃吗？不知道，主动权不在我。像我这样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还能掌握婚姻的主动权？

只是儿子让我揪心。我不希望儿子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不管他是跟我还是跟周媛，都会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创伤。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事情，该承受的还得承受。

我想到弟弟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是可以暂时回避无钱缴纳保费的尴尬；另外，我想留出这么一段空白的时间，来看看我和周媛未来的走向。

我给周媛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经济状况很不好，暂时无法支付保费，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在我回家时我会把儿子的保费带回去。

周媛没有回短信。

身体是发财的本钱

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　阴

我仍然游走在各个土石方工地之间，没日没夜地奔忙。虽然明知拿到业务的希望很渺茫，但心里仍然有一丝奢望，期待着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马上做成一笔业务，先缴纳了保费再说。

没有任何效果。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达到目的的。

在这些天里，为了节省车费，我基本上以走路为主，饿了就找个路边店吃一碗小面。有时候连吃小面的钱也没有，只好又向弟弟求援。

2006年1月20日　星期五　雷雨

我终于病倒了。

贫病交加，自古如是。

医生说我因劳累伤肝，命令我住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当晚，我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住院的钱是我弟弟四处找人借的。他给人修电脑时，结交了一些朋友，在我最危急的时刻，他的那些朋友伸出了援手。

除了弟弟，我已经找不到人帮我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体内，心里竟然无比地轻松。

我们常常会以生病作为借口，来搪塞逼向我们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我们原本是计划好了的，但因病无法兑现，以不可抗力因素来争取对方的理解，从而获得喘一口气的机会。

我在医院的轻松，就带有这种心态。

白天弟弟要工作，晚上，他就在我的病床边支一块木板，靠在床边应付一个晚上。

临近春节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尽管病房里有空调，弟弟仍然冻得发抖。好几次我都叫他晚上不要来，但弟弟仍然坚持来陪我，大约是怕我有意外吧。

弟弟怕我在医院无聊，有一天晚上他还把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来，教我打游戏。

兄弟情，就像苏打水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病房。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六千多块钱，我不得不离开医院。

医院可使我遁世，但我们却再也付不出钱来。

有可能借到钱的地方，弟弟都借了，他曾要给周媛打电话，被我严厉制止。

周媛一家为我做的已经不少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

离开医院，我在弟弟的出租房内静养，每天按时服药。弟弟里里外外忙碌着，日渐消瘦。

按医生的嘱咐，我不能断药，所以尽管不再住院，但药费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几天，弟弟给我买了药后没了生活费，我和他喝了两天的稀饭。直到弟弟帮人修电脑挣了70块钱，才去买了点肉，改善了一下生活。

弟弟小我四岁，原本应该由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照顾他，但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拖累。

弟弟显然也支撑不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当然，有时候他会在我面前抱怨几句，主要是说我没有珍惜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机会，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总是笑一笑。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我说不出更多宽慰的话。

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弟弟有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又有些说不出口。

有几次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他总是说没事，等我的病好些再说。

我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仍然感到身上无力，但活动已经无碍了。

我问弟弟公司忙不忙，如果忙的话我过去帮帮忙。

这是客套话，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这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

弟弟说不用，他一个人足够了。

我说：“你说过，等我身体好起来有事和我商量，不妨现在咱俩说说。”

弟弟说：“以后再说吧。”

我一再催促弟弟，问他到底有啥事要和我说，弟弟总是不吭声。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弟弟想要说什么，只是他见我身体还没恢复，不想说而已。

在我的追问下，弟弟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分家。

这与我猜想的一样。

分家分什么呢？我和弟弟的共同财产就是一个空架子“公司”，所有东西加起来不足1000块钱。

弟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我们共享公司的资源，房租各出一半，如果一方不在里面办公，那另一方就独自付房租。另外，自己挣钱自己得，多劳多得。

这意味着弟弟没有帮我的义务了，但同时这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方案，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弟弟问我还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如果不需要，他就一个人承担房租。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弟弟一个人在承担办公室的房租，我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创造过一分钱的效益。

我想了想说，不管我利不利用这个办公室，我都承担一半的办公室租金。也许我暂时付不出租金来，但账要记在我头上，只要我有钱了，我会还上。

弟弟同意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的复杂。

结果是，我分得公司的债务1200元，另加我生病花的六千多元，共计8000元的债务。

弟弟死活不要我承担公司的债务，另外我生病的钱他也帮我承担了一些，实际上我的债务为5000元。

分家结束，我的心情蛮复杂。

多年前，弟弟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把他带到C市，两兄弟相依为命；如今前途迷茫，我们却要各自飞了。

挣钱的方向在哪里？

2006年1月27日　星期五　多云

春节快到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

我已身临绝境，无处可去。在我和周媛没有正式讨论婚姻是否存续之前，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回“家”。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周媛见面了，她看见我，表情很复杂。

我曾跟周媛说过，在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把保费带回去，我食言了。周媛没有提保费的事情，岳母也没有提。

我也不提。提什么？又拿不出钱来。

2006年1月28日　除夕　星期六　多云

按照习俗，大年初一有很多亲戚将到岳母家来，其中有周媛的两个表姐夫，一个表妹夫。

我岳父兄妹三人，但他们的后代却是清一色的女儿。

除我之外，他们姐妹的老公都不错。

因为要准备初一的伙食，除夕这天很忙，周媛和她父母在厨房进进出出。我有几次想过去帮帮忙，岳父都示意让我自己休息。

我感觉我像一件多余的家具，不管摆放在哪里都不太合适，于是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像客人一样。

岳母提议让周媛去给我买一套衣服，说都过年了，我身上的衣服还这么旧，还说新年新气象，图个好彩头。

我敏感地想到明天要来客人了，我这一身旧衣服会杀风景。

我承认我很敏感，自从我的处境衰落以后，我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常常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这大约是落魄者的通病。

周媛给了我300块钱，让我自个儿去买。

我拿着钱，牵着儿子的手上了街，想象着明天热闹的情景。

我可以包装得人模狗样，但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业，我该怎么回答呢？

大家都是有事业的人，而我，却是太阳下那片最明显的阴影。

街上挂满了灯笼和彩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我却一片萧瑟。

在一个卖烟花爆竹的摊点，儿子赖着不肯走，我由着儿子的性子，给他买了120块钱的烟花。

没有买衣服，我牵着儿子的小手回到了家。在进门的时候，我把手机举在耳边，假装大声地通着电话。

我把剩下的钱还给周媛，说我有一个重要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要和我谈合伙做生意的事情，我得马上走。

岳父岳母没有做声，他们肯定知道我是不愿意见那些亲戚——感谢他们没有戳破我的谎言。

周媛把剩下的那一百多块钱重又塞到我手里，我转身出了门。

儿子的哭闹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我轻轻地嘘了口气。

2006年2月3日　正月初六　星期五　阴

春节那几天我是在弟弟的出租房内度过的，弟弟回老家去了。弟弟走之前，我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把我们的窘境告诉父母。

屋子里有米，有面，还有油。床边摇晃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台拼凑起来的没有机箱的电脑，弟弟平时用它看电视。

白天，我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看电视，饿了，下点儿面条吃；晚上，我会一个人在街上徘徊，看街上绚丽的烟花。偶尔，我会想象儿子放烟花的样子。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