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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千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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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德华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国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考古猜想的书籍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学成了服务上帝的一种科学，因为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们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总理们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般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也很快成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个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一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逊上尉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之后便成为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团体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进行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普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们。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一样”。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团体考察耶路撒冷的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视态度，所以他就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并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挖掘出了耶路撒冷第一批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的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新科学魅力的典型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并且还乘坐一个由几个木门做成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着篮子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她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须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让她们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个“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则很同情那些犹太人，他认为，这个“地区必须是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独立成为王国”。＇3＇法国人在他们考古学方面的抱负上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原因在于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只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行动：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这片土地是在查理曼、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手下保存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出资支持下，埃及在一个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玛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与圣墓大教堂离得很近。腓特烈（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提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返回雅法时，腓特烈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土耳其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驼夫，此外，他还带着一个巨大的银床，这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道：“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就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也在购买一些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巨大的土木工事，这个工事就是在苦路上建立的一个奥地利救济院。
土耳其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那些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将任何道路设施加以改善”，“因为他们到时会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疯人院”。但土耳其人却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这种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都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第一根电线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拉起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对设立电线杆进行了指责，后来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个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对这里发生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还不时受到来自圣殿山上的人的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在那里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他们自己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有的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4＇
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那些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真正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各个方面困扰着你”，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写作方式像马克·吐温。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5＇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既然现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访问者乘着汽船来了，他们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种族刻板观点，他们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贝德克尔（Baed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他们本应来建设一个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们却很少留意，而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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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托管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
＇2＇ 爱德华·罗宾逊是个传教士，同时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能够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对诸如约瑟夫斯等知识的了解，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1852年，他在地平线上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个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要好好保护马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
＇3＇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其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而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后来在布尔战争中沃伦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
＇4＇ 蒙蒂菲奥里于1885年逝世，享年百岁有余。他和朱迪丝葬在拉姆斯盖特他们自己的“拉结墓”里，墓里有取自耶路撒冷的土壤。蒙蒂菲奥里磨坊现在仍然还在，而广为人知的被称为“Yemin Moshe”的蒙蒂菲奥里区则是耶路撒冷最优美的郊区之一，也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五个地区之一。蒙蒂菲奥里的准男爵爵位由其侄子亚伯拉罕世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就疯掉了，蒙蒂菲奥里因此将其财产留给了在摩洛哥出生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此人即后来的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在拉姆斯盖特的豪宅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在以色列之外，蒙蒂菲奥里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他的墓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忽视了，还受到城郊建筑物杂乱无序拓展及在其外墙上乱涂乱写的威胁。不过到了21世纪，他的墓地成了一个圣所，成千上万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离世纪念日里都会去那里朝拜。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将军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吐温的《傻子出国记》一书对那些怀疑基督的人来说是个永恒的经典，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就是以这本书作为他的导览手册的。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土耳其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土耳其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土耳其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1＇穿着轧别丁＇2＇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方式的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现存有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
如果这些在外来者看来是一团糟的话，那么苏丹哈里发逊尼派统治的土耳其帝国更是一片混乱：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其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仍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一场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娱乐活动及赛马来进行庆祝，同时，小商小贩们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镜，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所有三个宗教的人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以赠送犹太人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来欢迎他们从麦加朝圣返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他们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以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说“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个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教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使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并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节日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他们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由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
大家族们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就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来自侯赛尼家族）在小时候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在马耳他上了一所新教学校。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Utsi——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3＇不过，哈立迪这个第一任市长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或许他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个带领骑士进行远征的市长。
每个大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族旗，并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不过先知穆萨节却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是侯赛尼家族的人和土耳其政府长官。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一些人吞煤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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