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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千年-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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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岁的谢尔盖是一个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在家里他是一个比较专横的人，他一直被秘密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着，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于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却到处炫耀他的个性。”谢尔盖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焦点：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了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和他那些建筑工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他的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了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奢华的带有角塔状新哥特式塔楼的酒店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2＇谢尔盖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即刻就从这个城市赶走了两万犹太人，他派出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在逾越节第一个晚上的午夜包围了他们的居住区。埃拉写道：“我不相信我们将来不会因此事而受到审判。”不过谢尔盖却“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我不认为如此，除了感到羞愧”。＇3＇
六百万俄国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很尊崇耶路撒冷，祈祷时也都会面向他们房屋的东墙。然而，现在俄国的这场大屠杀却逼迫他们要么革命——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要么逃亡。于是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即第一次“阿利亚（Aliyah）”。“阿利亚”一词的意思是“升到更高的地方，升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在1888到1914年间，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不过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去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去了“美国金色之地”。但是仍有千万人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1890年，俄国犹太移民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四万名耶路撒冷人中有两万五千名都是犹太人。1882年，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889年又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虽然以优素福·哈立迪为首的阿拉伯大家族们请求伊斯坦布尔方面制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但犹太人还是持续不断地到来。
自从《圣经》的作者们创造了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自从这个城市的传记成为一个传遍全世界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命运便在很久以前被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以及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们确定了下来。1895年，一个奥地利记者出版了一本将会对20世纪的耶路撒冷进行明确阐释的书——《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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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的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
＇2＇ “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
＇3＇ 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894年，他那涉世未深、才能平庸又不太走运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任为新的沙皇，此人承袭了他父亲对专制统治的顽固信仰。尼古拉二世很喜欢“谢尔盖叔叔”，并对其非常信任。作为总督，谢尔盖要对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礼庆典负全责，但是在这次庆典中，却有几千个参加庆祝的农民因踩踏不幸死亡。可是谢尔盖却建议他的侄子继续进行庆祝，企图逃避责任。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前言
这个一直处于被世人讨论（的中心）的男人，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除了给耶路撒冷增加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西奥多·赫茨尔，《日记》
耶和华愤怒的面孔正对这些炽热的岩石忧心忡忡，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库斯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
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文¤人··书·¤·屋←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芸芸众生中，
身负重荷的异教徒，
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
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
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村庄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且不会因为要对儿子行割礼而困扰。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惊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判为德国间谍，赫茨尔亲眼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
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也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会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他的军队将会是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他的现代犹太公民则将会在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却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起来。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了出来，而现在，赫茨尔为这个古老的观点赋予了政治表达和组织形式。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
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必定也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追寻锡安》的书。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ses Hess）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组织“圣山热爱者”的新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了农业垦殖村庄“里雄勒锡安”，他捐助的款项总共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后来又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进行了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还是断了他们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还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ckharan）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该区被很精心地用栅栏围了起来，其建筑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1＇
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无节制使用的健康恶化了，并向他提出了挑战，而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
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很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进行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了他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外交活动感到自豪，还将自己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为土耳其帝国提供德国的保护，提升他的新德国的威望并抵制英国的影响。
“我要去见德国皇帝，并对他说‘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吧’”，赫茨尔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决心将他的犹太国建立在“这个伟大、强盛、尊奉道德、统治完美、组织严密的德国支持的基础上”。他认为，“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很可能会再次喜欢上这个德国。”
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我非常支持这些说犹太德语的人前去巴勒斯坦，他们越早被清除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我的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作为一个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却感觉到“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
赫茨尔必须要渗入德国皇帝的宫廷。首先他试着去面见德皇很有影响力的叔叔——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希，此人对于寻找约柜的方案很感兴趣。弗雷德里希给其侄子德国皇帝写信，德皇转而让奥伊伦堡亲王就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写个报告。奥伊伦堡亲王是德皇最好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也是德皇的谋士，他对赫茨尔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扩大德国权力的一个途径的说法非常着迷。德皇也同意“闪族的活力、创造力以及效率将会转而成为比乳臭未干、沉闷枯燥的基督教徒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阶级一样，威廉二世相信犹太人对于世界的运转拥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我们敬爱的上帝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是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救世主，他也相应地对他们作出了惩罚。不应忘记的是，考虑到国际犹太资本所代表的巨大而又极度危险的力量，如果希伯来人能够充满感激地敬仰这种力量，那对德国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利好。
德皇给了赫茨尔一个好消息：“令人恐惧的反犹主义的水螅到处都在烦人地冒头，担惊受怕的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保护者。到时候，我会与苏丹进行斡旋的。”赫茨尔听后欣喜若狂：“太好了，太好了。”
1898年10月11日，德皇和皇后登上了皇家列车，随行的有他的外交大臣，二十个朝臣，两个医生，以及八十个侍女、仆役和保镖。德国皇帝热切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自己设计了一件特别的灰白色制服，还戴有一条标准长度的十字军式样的面纱。10月13日，赫茨尔和四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乘坐东方快车从维也纳出发，他们带了一个衣柜，里面有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以及木髓头盔和旅行装。
在伊斯坦布尔，威廉二世最终接见了赫茨尔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赫茨尔的评价是“一个有着贵族心智的理想主义者，聪明，有智慧，有着富有表情的眼睛”。德皇说他之所以支持赫茨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高利贷者，这些人如果能去住在垦殖地的话，会更有用”。赫茨尔对德皇这种中伤犹太人的言谈表示了抗议。德皇问他见到苏丹后应该提什么要求，赫茨尔回答说：“在德国保护下的犹太同胞得到特许。”于是德皇邀请赫茨尔在耶路撒冷与他会面。
赫茨尔感到印象深刻。霍亨索伦王室皇帝权力的典型形象是“非凡的蓝色海洋般的眼睛，漂亮严肃的面孔，直率、和蔼、无畏”，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威廉二世当然富有智慧，知识渊博，而且活力四射，然而，他同时又是个过于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的人，甚至奥伊伦堡亲王都担心他精神上有问题。在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之职后，他控制了德国的政治，然而他自己太不稳定了，因而不能很好地进行维持。他的私人外交极富灾难性，他写给部长们的函件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为此他们不得不将之锁在保险柜里；而他那清楚明确得令人忧心的讲话——他鼓励他的军队像匈奴人一样去射杀德国工人，或者屠杀敌人——也同样让人尴尬不已。＇2＇1898年时，威廉已经被视为半个小丑和半个战争贩子。
然而，他还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讲给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听，苏丹坚定地予以回绝，并告诉他的女儿：“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大把的钱节省下来。当我的帝国被分割时，他们或许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巴勒斯坦。只有我们的尸体才能被分割。”同时，威廉二世也为伊斯兰教的活力惊诧不已，因而失去了对赫茨尔的兴趣。
1898年10月29日下午三点，德国皇帝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与雅法门紧挨着的那个缺口，骑着白色战马进入了耶路撒冷。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标准长度的金线缝制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帽盔上面还镶着一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配有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戴着腰带和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一同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这一说法。
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穿着喜气洋洋的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则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那些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火红飘逸的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裹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带着刀刃周围布满了鸵鸟羽毛的长矛。
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呈递了一部《摩西五经》，威廉还受到了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皇家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在大卫塔那里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主教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而且愈发激动。
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曾向穆夫提提出允许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有礼貌地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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