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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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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益田花园还有一大贡献，那就是该项目首创欧陆风格，不久欧陆风便席卷全国。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发现参与房地产开发最多的是金融产业，那个时候银行和有金融背景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行业。但随着银根紧缩金融行业开始淡出房地产市场，一批靠盖房子起家的包工头又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他们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广东尤其如此，合生创展、碧桂园、雅居乐等一大批企业在1992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但是一轮泡沫之后，他们开始改变思维了。这个时候中国房地产进入一个成熟的快速发展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考虑的是怎样建房子和怎样卖房子，考虑的是需求，并不择手段地从规划设计上、从销售手法上、从产品包装上寻找需求与刺激需求。
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起朱孟依和他的合生创展。
1990年突然跑去香港发展的朱孟依，1992年与人共同创办了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后，又回到了广州，而且是深深地扎入土地之中。从1993年开始，他陆续开发了华景新城、暨南花园、骏景花园等高尚社区。其中华景新城成为当时国内首个百万平方米的超级大盘。他充分利用合生一流品牌取悦消费者，取得布局华南的良好开局。事实证明，朱孟依三年前买下的那些偏僻、价廉的地块，数年后都变成了城市扩张后的中心区域，如广州的天河东圃、番禺等。
熟知合生创展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孟依一贯秉承的处世哲学是，只有给别人带来好处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企业价值的体现，就是为合作伙伴、为消费者、为社会带来好处。
远远走在别人前面是合生创展的成功路径之一。从最早一拨“东进北伐”，到首个提出结束毛坯房的历史、开创全精装时代，合生创展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产品定位上合生创展也是独辟蹊径，他们将“以人为本”和“生态”的理念贯穿至规划、建筑、景观设计之中，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不惜重金全力打造全新的优质住宅产品。
不仅于此，基于主流精英人群的需求，合生创展努力为消费者量身定做最贴心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并在每一个社区内设立尊贵服务中心，随时随地为消费者提供超越期待的服务。
纵观合生创展开发的住宅产品，无一不是核心地段、设计独特、建筑品质良好、物业管理精良、社区活动丰富的优质住宅，也无一不是吸引眼球的地标性建筑，这与合生多年来致力于“价值生长体系”开发有密切关系。
十多年后，合生创展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总值过百亿元的香港上市公司。
在中国房地产界，合生创展给人的印象就像一只沉默而神秘的巨象，不断创造奇迹，不断令世人瞩目，却从不张扬。朱孟依在房地产界呼风唤雨、攻城略地，在地产圈外却籍籍无名，被称为行内“沉默的大佬”，据说他的神秘和低调简直令人窒息，出道多年至今，给大众媒体捕抓到、公开流行于市面的仅有唯一一张个人照。
中国地产界另一位大佬级人物王石，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朱孟依及朱旗下公司合生创展的艳羡与尊敬，用王石的话说：“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王石此言自有其背景，据说朱孟依的合生创展90年代在广州一个城市的开发规模，就相当于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开发的总规模，而1998—1999年，合生创展仅在广州一地创造的利润就超过了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创造的总利润。
但是，多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主导型的房地产格局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 在衣食住行中，其他三类别产品均有替代品，有市场和买卖双方的选择权，具有一定的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价格升降有自然法则在起作用。而房子则不然，土地、地段、开发权都具有垄断性，民众及消费者买卖过程没有替代品，没有选择权。这样，市场自发调节的法则在这里大体上就不灵了，价格的主宰者就只有政府职能部门、开发商和利益集团了，房价人为升高和上涨就是必然的了。在老百姓不得不住房，不得不买房，又没有可替代产品而房屋供给方面又具有绝对垄断的情况下，供给方的一系列利益集团人为地抬高房价、制造高房价态势，从而造成房价快速上涨的体制基础。
1996年
● 2月，《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出台，贷款期限为1—10年。
● 2月，《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出台。
● 6月，深圳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举行落成仪式。这座高达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不仅成为深圳不可或缺的城市符号，也翻开了中国商业地产的“新地标”概念。
● 7月28日，上海市长宁区挂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区域房地产交易中心。
● 8月，厦门市政府颁布《厦门市城镇房屋管理条例》，明确房地产权证书是房地产权利人依法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凭证，实行两证合一。
● 12月1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窗口式”办文制度，迈出了中国推行行政制度创新的重要步伐。
● 我国开始启动住房抵押贷款。
●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创刊，这是全面、系统、客观反映与真实记载一年一度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的综合性资料年刊。
1997房改新政启动在即
经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多少年了多少年
一直被埋在深深的荒地
……
全靠他啊
第一个顶着漫天的暴风雪
挖出了这颗种子里的种子
并把它撒向
应该开花的所有领域
——桂兴华《邓小平之歌》
1997年国内外的大事很多，但在中国人的眼里，当年只有两件大事： 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
2月19日晚上，93岁的邓小平在北京301医院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位世纪伟人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更多的中国人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和全世界一起知道这一消息的，路透社这天发表评论说：“邓小平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中国的一位哲学教授说：“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邓小平逝世时，我们已经知道了该向哪里走，问题只是怎么走。”
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同时在维多利亚海湾升起。那一刻，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重回祖国怀抱；那一刻，电视机前无数中国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一连好几天的倾盆大雨，实乃香港自1840年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大自然中气象的变换，本属正常。但是，一场豪雨被人们赋予了鲜明的内涵。中国人说，这是“洗雪百年耻辱”；西方媒体却说： 这是“苍天在哭泣”。
1997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
香港的新纪元才刚刚开始，弥漫在维多利亚海湾空气中的喜庆余温尚未散尽，1997年10月，东南亚金融风暴便黑云压顶，席卷而来。
早在年初，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浑水摸鱼，狠捞一把。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 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之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击中国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他国家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泰国央行奋力反击，索罗斯步步紧逼。泰铢贬值一浪接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重挫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8月5日，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停止了捍卫行动，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起落。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资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后来连东亚的韩国也未能幸免。
国际“金融大鳄”自然不会放过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狼终于来了。
其实，两个月前金融炒家就曾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月14日和15日，一些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大幅下降。香港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迎击投机者。8月20日就使港市恢复平静，金融炒家无功而返。然而，人们心里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
果然，“金融大鳄”们再次如期而至，对香港股市发起更大的攻击。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此时，台湾地区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33点，22日下跌1200点，23日继续下跌1211。47点，28日，更是大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
在这关键时刻，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成功地抯击了“金融大鳄”贪婪的侵袭。
但是，后果依然触目惊心。这场风暴立即引爆了泡沫经济这一存留香港多年的痼疾。一涨再涨的香港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使得绝大多数人所购房产的市值甚至不抵银行的贷款债务，资不抵债，每位业主平均损失267万港元。香港约有20万中产阶级一夜之间由百万“富翁”变成了百万“负翁”，成为“负资产”一族。就像做了一场发财梦，梦醒后财富化水而去，香港经济命脉严重受损。
香港楼市和股市泡沫双双破灭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并背上沉重包袱，此后陷入长达56个月的经济大萧条。
直到今天，每每回眸那段日子，人们仍心有余悸。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冲击到国内，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深、沪股市持续下跌，由“牛”转“熊”；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出现下滑；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大量积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我国就宣布实行宏观政策重大转向，其中包括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活跃的房地产市场。而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内需的带动作用还处于促进和形成阶段。
掌控中国经济大局的朱镕基高瞻远瞩，盯上了住宅建设，他认为必须尽快启动住宅消费，用它来拉动中国经济。在他的指示下，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组织力量，加班加点研究取消福利实物分房制度，全力以赴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
这年8月，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调任建设部党组书记，准备接任因年龄到限的部长侯捷。俞正声上任没几天，就被朱镕基叫去谈话。回来后，俞正声马上作了传达： 朱副总理说，建设部的工作涵盖面广，包括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在任一届，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想办法把住宅建设促上去，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住宅建设的拉动，需要住房消费的启动。怎么样把居民的住房消费积极性调动起来？希望能组织有关部委尽快提出可行意见。
1997年10月，第四次房改进入筹备和研讨阶段。
紧接着，俞正声召集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分管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意见。
那些天，各部委组成的政策研究班子几乎天天开会，先由每个组汇报前一天的研究成果，然后大家提出意见并对有关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再分组进行修改。俞正声也是随时了解工作落实情况，只要不外出开会，他每天一上班就把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询问各项主要工作的研究进展。其间，在研究工作有了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俞正声多次亲自召开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他会就涉及的具体政策问题一个接一个追问，并点名让具体承担研究的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
在匆忙、紧张的气氛中，深化房改政策的研究步步深入，分专题的研究报告出来后，政策研究班子来到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讨论会，进行总体材料合成。与会人员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这个小型研讨会在后来被认为是一座里程碑，因为把中国房地产业列为国家支柱产业就是在这个会上提出来的。此后，所有享受过福利分房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在单位的大小报告会上都会听到告别福利分房和分房“末班车”这句话。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中终于写进了“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这句话。
从四年多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出色，其结果也值得自豪。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胆程度上流露出他的忐忑的心情。目前他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7年11月，朱镕基为京九铁路通车剪彩，顺便来到深圳进行企业调研，听取企业汇报。他特别叮嘱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多找几家房地产企业。
于是，深圳市委安排了三家房地产企业，三家出口型企业。
下午三点，王石和深圳五家企业老总来到麒麟山庄。
在这次汇报中，王石说了他对房地产的看法：“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两三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四……”
朱镕基沉吟。
王石继续发挥：“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开发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至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镕基点头：“绝无仅有！”
这句话让王石感慨万千。
王石大胆地问：“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
片刻沉默，总理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
感觉到总理如此认真，王石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
“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
全场笑声一片。
“哎，你是房地产专家呀。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
王石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聘请房地产顾问的事，王石本以为不过是总理说说而已。不曾想，两个月后，建设部、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房改办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他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会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把住宅建设促上去，拉动内需的问题。
在房改政策研究中，大家对“住宅建设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消费热点的形成”认识是一致的，但对1996年启动的住房消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现状感到不解。一方面大量住房困难户亟待增加住房面积，改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却有大量空置商品住宅。有效需求的不足既制约着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又抑制了广大群众改善居住条件迫切愿望的实现。经过深入分析，大家终于达成共识： 拓展市场已成为启动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职工将购买的公房上市出售，获得资金后掏出一部分自家的存款，再向银行贷一点款，换购一套大一点、新一点的房子，在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十年前却是一件争议很大的事情，在政策研究团队中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原房改政策对已购公房上市有五年的限制；另一方认为买了公房住可以，要卖的话，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买房时按照房改成本价支付，出售时得到的是市场价，这部分差价应该由国家或单位收回。
因此，要让已购公房顺利上市，必须首先解开这个扣。在对上海市长宁区试点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房改政策研究小组对公房上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 在房改中允许职工按照房改成本价买房，主要是在旧的住房体制下，住房由国家和单位建设，分配给职工居住，职工工资中基本没有或者很少包含住房消费的因素，职工应得的住房工资成了单位积累资金，用于单位建房。旧公房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职工，是对多年来职工工资中住房含量不足的补偿。职工将已购公房上市变现，获得与按房改成本价购入的差价，是职工隐性住房工资的显化，和目前房改中要将住房的实物分配转换为货币分配，将单位建房资金转化为向职工发放的住房补贴资金是相一致的。
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反反复复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辩论，建设部内部基本形成了对开放已购公房上市、鼓励差价换房政策的支持。尽管在各部门之间，意见还难以达到统一，但大部分已逐步趋于认同。
回顾那时的争论，曾是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的谢家瑾感叹道：“关于房改政策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解放思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式进入方案制订后，在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左已的协调下，国家计委、建设部会同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多次对实施方案初稿进行研究和论证，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城市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住宅建设，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讨论稿）》，交送国务院办公厅。
现在看来，该方案还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尤其是由于有关部门的坚持，方案没有跳出试图全面提高房租，以形成适当的租售比价的框框。我们不难看出，一项改革的推进，难度之大，考虑的问题之多，情况之复杂，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这一年，对大多数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最是难熬。
在任志强的记忆里，1997年的房地产行业是晦明不定，半死不活。任志强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当年时这样写道：“由于当时的市场是以住房实物分配为主，限制了国有企业与财政的建房资金投入，实际就是限制了市场的需求，因此1996年全行业出现了大量亏损。与全国的经济出现紧缩现象一样，1997年全国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出现了全面的亏损现象，宏观调控已使市场几乎丧失了生命力。”
可见，任志强也看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死水一潭的症结所在。
虽然磕磕绊绊，任志强这一路走来总还算顺利： 幼年闹饥荒时，他在军队大院里填饱了肚子；“文化大革命”动乱时，部队成了他最好的避难所；改革开放了，他下海经商当了经理；掀起城市建设热潮时，他正好转到了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邓小平说“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时，已是华远总经理的他不声不响地进入富豪之列。
但上帝不会总是眷顾一个人。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泡沫，堵死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上市之路。
这无疑给正憧憬着在国内证券市场上融资的任志强浇了一盆冷水。当时的华远业务急剧扩张，规模不断扩大，资金需求量大。同时，任志强希望获取更多的土地储备以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可华远口袋里的那点钱远远不够。银行不借钱，土地又涨价，怎么办？
聪明过人的任志强明白，必须弯道超车！要上市，得先在境外寻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为公司的外资股东，以达到曲线融资的目的。
功夫不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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