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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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庙的北京正在着力向东发展：“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在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这里，除了窗外的空气是中国式的，到处弥漫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文化时尚。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

在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志强，就是属于这很少的人。

这个下过乡、当过兵、1981年转业、舍弃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比王石小两个月的男人，当了三年的副总经理，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钞票。虽然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但他正郁闷着呢！自古能人遭人嫉，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上级主管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并派工作组进行整顿。

何去何从？任志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此时，国家实施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政策已经在特区试行。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十分灵敏的。相关文件一出台，他就开始琢磨了，这里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房子应该可以吧。

真可谓想啥有啥，任志强很快梦想成真。

总之，在1984年的某一天，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戴晓明来找任志强，了解他一位下属的情况。

介绍完那个人的情况后，任志强和戴晓明聊起了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华远刚刚组建，对于从未搞过企业的戴晓明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市场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他说晕了。谈话中，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非常诚恳地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加入华远。

其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企业。任志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绝不去国有企业。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任志强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明确提出：　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做一个领导，也不愿意做一个国有大企业里的副手。

戴晓明明明白白告诉他，为实施旧城改造，西城区政府用借来的20万元于1983年成立了华远公司。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说白了就是挂着国有的虚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灵活性的。

戴晓明当即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

两人一拍即合，任志强由此进入华远，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部门经理。

戴晓明的邀请让站在十字路口的任志强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平台。

到了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这彻底改变了任志强的从业方向。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一下子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没成想一举成名，于是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中，开始了辉煌的奋斗史。

这年秋天，在浙江东阳县，一个叫楼忠福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突然发动了一场“抢班夺权”行动。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舞台，成为房地产界瞩目的表演者。

谈到这位楼总，还是得先追溯一下他的出身。楼忠福的父亲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长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后，楼忠福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拔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

1984年，已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六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楼忠福回忆当时的情形是，“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得到这个位置”。

于是，楼忠福找遍了当时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一些领导的支持，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也想接他老子的班，就跑来和楼忠福理论，结果被他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经理时都听我的，你凭什么能力来和我争经理的职位？你和我争，就等于往你爸爸脸上抹黑。”

为避免夜长梦多，志在必得的楼忠福更是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催促公司第二天就宣布他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会场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眼睛一瞪，从包里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戏剧般顺利完成。

当上经理后，楼忠福立马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很快在浙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有的人开始思变，同样也有人选择固守。但有人总结说，当今房地产界的标志性人物，当年固守者多是高学历的人，比如孟晓苏，比如冯仑。

孟晓苏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直接走进了中南海，先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一年后被调入国务院。1984年的时候，他正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秘书。

冯仑1982年从西北大学考入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在中央党校，他读了很多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不仅读德文版，也读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对照着读，连标点和注释都互相比对。1984年，25岁的冯仑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因为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冯仑后来进了中宣部，不久又去了国家体改委。

1984年，拨开了计划经济的迷雾，商品经济时代的魅力犹如晨曦般迷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渐清晰。因此，这一年成为改革历程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被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

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要着手组建多种形式的工程承包公司和综合开发公司。”同时强调：“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资金来源，逐步缓和城市住房紧张状况。”

国家明确了支持经营性房地产经营开发的方针，这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紧接着，1984年10月，党的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的房地产业有了新的转机。这个《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业也必须走商品经济之路。

10月3日，国务院在《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提出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随后，国务院又批转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关于扩大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报告》，明确了“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是逐步推行住宅商品化、全面改革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重要步骤”。

10月26日，主管房地产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对组建房地产公司——那时叫“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做了明确的规定：“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实行自主经营，独力核算，自负盈亏，对国家承担经济责任。”其主要任务是“经营城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业务”。

这之后，各地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房地产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房产与地产紧密相连。在房产开始“苏醒”之时，地产也开始“解冻”。

继深圳、广州开始收取城市土地使用费后，辽宁省抚顺市也在1984年开征了土地使用费，这是非沿海城市中起步最早的内陆城市。开征的缘起是，抚顺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刘文甲，198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听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地租仍然存在、城市土地理应有偿使用的专题讲课后，深受启发，于是开始琢磨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研，提出开征方案。后经市政府讨论通过并报财政部批准，全面开征城市土地使用费。尽管当时抚顺市还没有“三资”企业，但开征当年就收取土地使用费1300多万元，不仅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而且有的企业主动退出超占及闲置的土地。

这表明地产商品化正式起步了。

同年，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1984年11月，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在安徽省屯溪市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以改革城市住宅经济体制为中心，重点讨论了推行住宅商品化，改房租暗贴为明贴等问题。会议认为，改革城市住宅经济体制的中心内容是推行住宅商品化，住宅商品化的关键在于改革城市公有住宅的低房租制。会上对“成本计租，定额补贴”的房租改革方案进行了论证。

这年年底，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织考察团到深圳进行考察，之后在广东佛山召开会议，房地产业的概念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

1984年

●　3月，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施工单位创造了三天建成一层楼的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成为享誉中外的“深圳速度”的象征。

●　6月，国务院批准试点城市实行“公有住房补贴出售”。

●　7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的通知》，确定在1985年组织开展全国城镇房屋普查。

●　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城乡综合开发公司。对城市土地、房屋实行综合开发”，“实行有偿转让和出售”。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

●　9月，王石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日后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12月，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

1985矢志逐梦商海沉浮

无边无际的寂寞吞噬群山和落日那么，让我们聚集起来

骚动起来

登山者在马蹄形山谷里

留下一根预备手杖

我们庄严地接过

探险于一个盛产黄金的世界

——张小波《多梦时节》

1985年，中国经济再次驶入快车道。买彩电要排长队，喝咖啡要搭配点心。这并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情况，一头是“浪潮消费”，另一头却是“短缺供应”，这就是1985年中国经济的火爆景象。

领袖运筹帷幄。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对形势与改革问题作了分析。他说：“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改革正在加速，社会日益开放。在这么一个矢志逐梦、意气风发的时代，每一个生命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投身于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中。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奋勇跳入商海，寻找财富，寻找梦想，寻找人生价值。由于个人机遇、品行、智慧的不同，他们的命运即使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驱动下，自然也会奏出不同乐曲。

改革开放成就风流人物。

尽管今天人们对黄俊钦、黄光裕（本名黄俊烈）众说纷纭，但提起两兄弟的创业沉浮，人们还是津津乐道。

兄弟俩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这是一个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的小村庄，整个村子才300多口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断，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1985年，19岁的黄俊钦带着16岁的弟弟黄光裕一路北上闯荡天下了。

兄弟二人先是在内蒙古一带做贸易。几个月后，因不满当地人“轻易承诺疏于兑现”而决定离开。黄光裕问黄俊钦：“大哥，中国哪个城市的个头最大？”黄俊钦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两人议论来议论去，最后决定去北京看看。因为在兄弟俩的心中，北京是首都，一定个头最大。第一次走出北京火车站，面对着这座庄严而陌生的城市，兄弟俩有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

半个月后，北京市宣武区珠市口东大街，一家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店面成为黄氏两兄弟的事业起点。经营之初，小店以卖服装为主。不过很快黄俊钦兄弟发现家电行业市场空间更大。不久，国美电器诞生，由此二人走上财富大道。在当时，商家普遍以倒买倒卖抬高售价，以图在短时间内获得暴利。而黄氏兄弟经营国美电器却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销售策略，以市场上最低的价格将商品卖给消费者，坚持零售薄利多销，这一策略后来成为国美的立业之本。

国美还是当时第一个在《北京晚报》中缝打广告的商家。报价广告登出后，国美电器生意出乎意料得好，“所有存货一卖而光”。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里，既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相互支撑，也避免不了家族成员因观念、个性和利益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分歧甚至纷争。于是黄氏兄弟在1993年正式分家。

分家后，黄俊钦创办了新恒基集团，开始涉足房地产，并以罕见的低调在房地产业急速扩张。在新恒基发展历程上我们可以看到内地房地产业资本翻滚的轨迹。开发初期，黄俊钦充分利用资本杠杆，以小搏大，短时间内资本就已增长至150亿元。

他首先看中了北京东三环外燕莎东边、机场辅路附近的一块空地。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片农田上耸立起两座大厦：　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这里现在已经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核心区域之一——它的东侧是一大片高档的别墅区，西侧是京城著名的“女人街”，燕莎商城、凯宾斯基酒店等高档的商业和酒店机构也近在咫尺，另外周围还有很多外国的大使馆和酒吧一条街。因为这块宝地浓厚的富贵之气，黄家兄弟分别把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后转让给黄光裕）作为自己公司的大本营。

对商业地产情有独钟的黄俊钦，后来还开发了北京静安中心、沈阳新恒基中心、新恒基高科技大厦、皇家里兹饭店、沈阳新恒基大酒店、新恒基世贸饭店和朝来森林公园别墅等项目。其中，沈阳新恒基中心是一个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的集写字楼、饭店、公寓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是该市面积最大、楼层最高的建筑。

只是与弟弟黄光裕声名大振相反，黄俊钦的曝光率几乎为零，以至于他的名字出现在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上时，黄光裕笑称：“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

2007年7月9日，ST金泰发布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告，把一向低调的黄俊钦推向了前台。公告称，公司将以每股3。18元的价格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80亿股A股。其中，控股股东新恒基集团及关联公司以旗下价值221亿元（未经审计）的地产项目资产认购70亿股。新恒基拟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囊括了黄俊钦及其关联人名下几乎全部的资产，此举也成为A股市场以借壳方式上市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ST金泰丝毫不受大盘震荡影响，以每天5％的速度上涨。每一个涨停板，也都为其实际控制人黄俊钦带来了数十亿的财富增长。据了解，黄俊钦持有新恒基集团80％的股权，新恒基集团认购后，黄俊钦间接持有ST金泰56亿股。8月31日，ST金泰收于25　36元，以此计算，10年前起家专注经营房地产的黄俊钦，账面资产已超过1000亿元，一跃而成内地地产新贵。

然而，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年后，2008年11月28日，北京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巧合的是，其弟黄光裕已先于他被警方拘查。

广东青年黄氏兄弟一路北上淘金之时，河南小伙张勇则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结缘建筑。

1985年8月，年仅22岁、体格稍显单薄的张勇，从中州大学的一名学生变成了郑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

“刚毕业那会儿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学生还很稀缺，也很受重视，我刚好赶上了，”张勇说。在城建总公司，张勇呆了七年。其间正值郑州城建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城建公司也将一些有知识、有朝气的年轻人推到前台。他幸运地成为一名参与者，得以在建筑一线摸爬滚打。

张勇先后积极参与了郑州火车站改造工程、和平商场、亚细亚商场、亚细亚大酒店、华联商厦等工程的施工建设，逐步从一名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成长为监理工程师、项目部负责人。“这几年对我太重要了”，张勇事后回忆。长期在工程一线奔走，给了他宝贵的历练，为他日后进军房地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济不景气，建筑市场极度萎缩。张勇和很多同事一样经常聚在牌桌和酒桌周围，无所事事。

“终日打牌喝酒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张勇说。

经过痛苦的抉择，在1992年的某一天，他揣着从朋友那儿凑来的一点钱，扯起了自己的旗帜——组建了一个施工队。

现在看来，“走出来”是顺理成章的好事，毕竟从他们当中成长出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但在当时，扔掉“铁饭碗”还是需要勇气的。

张勇不缺乏勇气，他带着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开始一栋楼一栋楼地盖，进材料、把质量、催工期、讨债……一晃五年，张勇的施工队完成了3万平方米的施工面积，5万平方米的项目开发，产值5000多万元。

时光正悄悄地在张勇身上积攒着量变。羽翼渐丰的张勇显然不会满足于一个小“工头”的角色。一番审时度势之后，1997年5月18日，河南鑫苑置业有限公司艰难“坠地”。张勇一脚跨进了房地产之门。

张勇能在郑州的房地产圈子站稳脚跟并崭露头角，得益于陇海星级花园的成功开发。陇海星级花园采用园林化欧陆风格，在当时的郑州独领风骚，进入市场后即刻售罄。

后来，精明的张勇又分期开发建设了一个占地300多亩的楼盘——鑫苑名家，市场好评如潮。鑫苑名家不但让张勇实力大增，也为他带来了荣誉和名气。

2002年11月21日晚，深圳五洲宾馆五洲厅内灯火辉煌。中国房地产界的“腕儿”、业内人士及众多“老记”济济一堂，上演了一场中国年度“地产秀”。

当晚，河南鑫苑置业“掌舵人”张勇的名字在“住交会”的颁奖盛典上引起“骚动”，他不但跻身“中国地产百杰”，其旗下的鑫苑名家也摘得“名盘50强”的头衔。

改革的道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但是，内地有人奋不顾身地朝前跑，香港也有人争先恐后向前冲，他们绝不放弃在中国内地的努力。

论财富，罗康瑞一手创办的瑞安集团与香港十大财团中的和黄、恒隆、恒基等地产巨头相去甚远。但现在，罗康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开发商。在国内，有超过十个大城市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帮助改造旧区，在当地再造一个瑞安的标志品牌“新天地”。

1985年，在香港房产商们还不屑做内地房屋开发时，罗康瑞已经在上海开始了他在内地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当他斥资2300万美元与上海团市委合资建造上海城市酒店时，被很多香港商人视作头脑发热。那是一个微妙的时刻，《中英联合声明》刚刚签署完毕，香港信心仍然不足，很多香港商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资产迁到海外，他们对中国内地一无所知。

这项大胆决定是罗康瑞事业真正崛起的开端。当时间来到2004年时，他已是中国最声名卓著的香港商人之一。他在上海兴建的新天地项目是他庞大的瑞安集团的掌上明珠，并将他推向了世界舞台。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