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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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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正在努力改弦易辙、寻找生机，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国人对他们滞销日久的货品产生了狂热，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确实应该归功于欧洲计时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钟的，后来改成机械钟，不知花费了多少天才工艺师的才智和辛劳。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简单机械打点的钟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钟，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计时器出力。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钟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钟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业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尽管当时还是以手工业为主，没有形成生产规模。那些戴着单眼放大镜的大胡子工艺师们，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都倾泄到了那小小的金属块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尽力设法做到。
这便是令人兴奋的创造期效应。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推动，天天精彩勃发，连再难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创造期的结束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大体完成，多数走向停滞、老化，却也有少数事物会进入雕饰期和普及期，手表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的手表业也有不少作为，但都是在十九世纪原创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属于次一等的行为等级。我想十九世纪那些大胡子工艺师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不会满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TXT小说下载：。。〗就像最后一批希腊悲剧演员，或最后一批晚唐诗人，两眼迷茫。他们的出色成就使后代失去了创造的空间，真不知该抱怨谁，他们，还是后代？
二十世纪对手表业而言，比雕饰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其间的中枢人物不再是工艺师，而是企业家。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一个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即新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表面上，机械表还会以自己的历史、品牌嘲谑电子表，但这种嘲谑只是一种伦理性、辈分性的发泄，而电子表对于机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伦理程序，却是一种历史必然。试想，那种可以随时随地贴附在各种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闪光数码，不正绿莹莹地宣告着机械计时时代的基本终了？
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表可以勉强固守的阵地大概就剩下装饰功能了。但是电子技术多么灵巧，它们很快也在装饰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牌号。牌号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其实手表的装饰功能要比人们购买时想像的小得多。购买时它被放置在人们的视线中心，放置在射灯的聚光点上，容易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审美预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过装饰在人体一个偏侧性、运动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会中，一位太太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手表的注意，必须先去引起手表的话题，为了引起手表的话题，又必须先去赞扬别人的手表，然后渐渐把别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手上。众女士明白意图后故意询问，她又故作随意地说出一个牌子……这也许是很多买表女士们幻想中的场合吧，但毫无疑问，这种情景不会出现在那些无须或无意用手腕上那一点小小的光亮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女士们身上。
至于男士们用手表来装饰，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装很难使手表毕露，广告里那些男士装腔作势地频频露出手表，终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动作。我们常常取笑几位时髦的年轻朋友为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新表而早早地忍冻换上了短袖衬衫，或者在公众场合不断看表，使某个演讲者误会成是催促结束的信号。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买一块昂贵的手表藏在暗无天日的衣袖里，也实在太委屈了。
现代人实际，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除了极少数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机械表的装饰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败，失去了世界市场。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设计出了一种极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针表，自造一个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译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欢迎，连很多小学生都花花绿绿戴着它，甩来甩去不当一回事儿。
就这样，瑞士手表业才算缓过一口气来，许多传统名牌一一都被网罗进了“Swatch集团”。这相当于一个顽皮的小孙子收养了一大群尊贵的老祖宗，看起来既有点伤感又有点幽默。但光是这个集团的名称至少可以说明，人家瑞士制表业已经不按原来的价值系统论资排辈了，可惜这一点中国的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一味鄙视当家的小孙子，去频频骚扰年迈的老大爷。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针对日本钟表商的。日本钟表商当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价的电子技术，那么它就来玩昂贵的电子技术，价钱可以高到与名牌机械表差不多，却集中了多种电子仪表功能，让Swatch在电子技术层面上相形见绌。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钟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这种营销手段，在我看来是不太符合商业道义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业从机械表到Swatch，都比较正经。
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资料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让我不愉快的是那种扯上美国空军、海军的宣传，分明是一个迷惑年轻人的圈套。空军、海军本来就生活在仪表堆里，居然还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所没有的，那就说不上重要；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原来就有的，那又何必重复？除非发生这样的事故：机坠、舰倾而人未亡，仪表全坏而其他设备正常，裤带下的放大镜也没有摔破，那么，这块手表可以代理业务了。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既然是惯性和遗传，就不讲现实逻辑，但细细追索，它们的形成还有历史逻辑，这是今天年轻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王公贵胄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绅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有机会还要劝劝挤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国游客，不要为过去的时代过于执着。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辞旧迎新，它最知道时间不会倒转，因此，这也是手表本身对我们的劝告。
闲话旅游
1日内瓦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家木屋餐厅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馆，却发现屋外早已大雨滂沱，无法出门，只好重新坐下。餐厅老板知道这场雨一时过不去，便请侍者搬出一支巨大无比的民族乐器长号，让我们轮着吹。这种长号的号腔长达数米，狭小弯曲，我们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吹不出声音，后来渐渐掌握了一点窍门，才发出一点呜呜声，虽然说不上什么音调，却有一种哽咽浑浊的幽远感，听得让人心颤。
我和两位新近赶来与我们一起考察的记者坐在外间的一角聊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便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提问。
他们问：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
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联合国有关研究部门也已发布了这样的预测结论，说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终点国，而中国人外出旅游的数量也将非常可观。
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
首先是观念障碍。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现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场所，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这便与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旅游的概念拓得很宽，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大量寻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
说到厕所大家都笑了。这确实是一个最琐碎又最重要的标志，很多国际旅客产生“不安全感”，不是由于土匪盗贼，而是由于厕所。我曾听不少到过中国的欧洲旅客说，中国现在星级饭店的设备超过外国同一等级，公路交通也畅达无碍，最让外国旅客却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厕所。他们不理解，在劳动力非常丰裕、管理权力比较有效的中国，为什么一直做不好这件小事呢？
他们的问题也是我的苦恼。几年前，日本NHK电视台直播我和他们的一群汉学家考察从重庆到宜昌一段的长江，几天后直播结束上岸，我陪一大群日本学者、艺术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驱车从宜昌到武汉，一路上遇到的厕所问题，几乎把几天直播所形成的愉悦气氛完全抵消。
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像，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所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
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旅游业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仅仅为了发展旅游，华夏大地也会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样。
2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
风景好、气候好，固然是客观条件，但还不足以成为胜地。按照我们的习惯观念，接下来的条件一定是历史古迹了，如果没有也要从传说故事中拼凑，但无论是尼斯、戛纳还是摩纳哥，几乎都没有什么历史古迹。
“蓝色海岸”作为度假胜地的最早起点，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鲁厄姆的英国勋爵途经此处去意大利，不巧因霍乱流行边界封锁，只能滞留于当时还只是一个渔村的戛纳，滞留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此地风景宜人，决定建造别墅。他的这个戏剧性决定引起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好奇，大家随之而来，都没有失望。后来连维多利亚女皇也来了，那就引起轰动，这一带一时名震欧洲，成了上层社会竞相购地建筑别墅的所在。于是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整体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环。
可见，此间作为旅游胜地，基础是风景气候，而关键则是现代高层度假生态的构建。
这种高层度假生态一旦构建，又成为自然风景之外的第二景观。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无奈于一种可恼的逆反逻辑：风景名胜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处则缺少自然景观。山陬海隅的高层度假生态改变了这种逆反逻辑，营造了人与自然在生活状态上的相悦相欢。因此，这种生活状态也就具备了观赏价值。今天到“蓝色海岸”游观的旅人，目光总是兼及两边，一边是浩瀚无际的地中海，一边是多彩多姿的别墅群，真可谓在领略一种“人化自然”。
站在“蓝色海岸”，我们还会对历史古迹在旅游中的地位，产生更达观的想法。
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复强调，并不是一切历史事件都能成为艺术题材，连历史学家也不会到剧场中研究历史，更不要说一般观众了。同样的道理，多数游人也不会把旅行当作考古行为。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认为判断一个历史古迹是否具备普遍游观价值，除了审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外，还要看三个附带性条件：一，有没有具备令人一振的外观形象；二，有没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诗文记述；三，能不能引起具体而又传奇的生态联想。
第一条关及旅游美学的起点和终点，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条是寻找文化扶手，投靠审美范式，也为常人所必需；第三条最复杂，需要解释几句。
生态联想实际上是一种“移情”，但必须具体，有实物参证。古战场也能引起人们联想，但大多很不具体，缺少实物参证，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虚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游人光顾。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监狱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审视，有阶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张望，有纪录可以查阅，结果身处其间，便能产生对当年堡主生活的诸般遐思。
一般的考古发掘现场、繁杂的所谓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观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态联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对它们的普遍游观价值抱太大的希望。
3洛桑不大，但有两个单位比较重要。第一个谁都知道，国际奥委会总部；第二个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世界上第一所旅馆管理学校。我对这个学校很有兴趣，因为它悄悄地支撑住了一个现代世界的巨大行业，意义未必下于奥林匹克运动。它鼓励和组织亿万不是运动员的民众在赛场之外行走、爬山、游泳、滑雪，而且势头很猛，必将成为新世纪的普及行为，直指人类的整体健康。
瑞士成为世界旅游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贫乏，强国相邻，能为强大的邻居们提供的，除了雇佣军，就是山水之胜。当决定不再输出雇佣军之后，只剩下了山水；二是早早的中立使这儿显得安全和安静，可以为别人在战乱的疲惫中提供轻松和休息；三是拜伦、雨果等文人的来访和传扬，使广大崇拜他们的读者转化成了旅游者……
——显而易见还需要增加一个技术性条件，而这个条件果然很快出现了，那就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旅馆管理人员。这批管理人员的母校，就是洛桑旅馆管理学校。
它已开办了一百多年，在几十年间一直居于世界唯一的地位，三十年代出现了七十几所同类学校，现在则有三千多所，但公认最好的还是它。我看到希尔顿酒店系统总裁说的一句话：“在现今这个领域，拥有洛桑就拥有资本。”
学校并不大，严格说来，也不算美。世上很多专业枯燥的学校都已拥有了山坡、河流，甚至湖泊，相比之下，这所全球至尊的旅游学校未免太简陋了。但细细一想也对，正因为它要驰骋天下山河，当然不必把一些小山小水收纳到院子里来了，这正像，历史学家的书房里不必开辟一个蜡像馆。
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为旅行者提供最合意的居所，也可以说是为寻找“惊人之美”的人们提供“宜人之美”。“惊人之美”乃天地造化，人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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