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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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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具体遇到的对手是两个，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这样的结束，实在让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
瑞典小记
1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才，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
一个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暖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2哥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撑，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3早晨从哥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噼噼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决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忧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
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4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才有可能。
5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忽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6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才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7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他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沉闷”；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两难的实验
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我们备用网址：。。≯这在欧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适就不会长久严肃，而严肃又总蕴藏着某种英雄气概。
斯德哥尔摩的这种气氛，呈现了瑞典人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而现在，主要是经济选择。
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不能代表欧洲，但它用有效的实践体现了一条思路，不妨多看几眼。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忽强忽弱，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获得了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块时间。那年代世界上戎马倥偬、喊杀阵阵，各种陈旧的文明和新兴的文明都为荣誉、国土和横财而耗尽元气，只有瑞典记住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到一百年过去，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瑞典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这就使它进一步避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强国避不开的严重损耗，富裕发达的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既实现了古往今来很多社会改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没有付出社会动荡和极权专制的惨重代价。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于是引起世界瞩目。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则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终究冒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羡慕，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与现代高新科技脱节的传统工业，本是瑞典的世纪性骄傲，却转眼成了它的世纪性包袱。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种中间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道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种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忧。
偶尔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种悲观情绪。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造成对各种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并非危言耸听，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订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砰然关门
1对中国文化界来说，知道挪威，首先是因为易卜生。
《玩偶之家》里的那个娜拉，因无法忍受夫权而离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关门来结束全剧。人们说，正是那声音，关闭了十九世纪。
这声音当年也震动过中国。鲁迅说，娜拉出走后会到哪里去呢？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三是饿死，都不好。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居然早早地指出，娜拉们的出路，在于经济权的获得，因此要以韧性的奋斗，来改革经济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革历史，我不太了解，但这次考察让我惊异地发现，娜拉的后代已彻底翻身，挪威几乎成了一个“女权国家”。匆匆百年，真可谓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鲁迅再世，一定瞠目结舌。
你看，这次接待我们的几个重要机构，最高负责人全是女性，站起来致词口若悬河、风度翩翩，可见她们早已驾轻就熟，担当着各个社会大家庭的家长。从她们自信的眉眼间可以推断，在她们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挥若定、操纵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么多挪威姑娘边走路边抽烟，姿态潇洒，旁若无人。
看到一项社会调查，令我哑然失笑。在文化消费上，挪威的女性喜欢去书店和图书馆，挪威的男性喜欢去电影院。外人调笑说，他们只敢躲在黑暗里消磨时间了。
另一项调查似乎支持了这种有趣的说法，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选择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贤惠。
这么说来，娜拉出走时的砰然关门声，果真是切断了一个时代。
2鲁迅所说的经济权，不仅是女人需要在小家庭中争取的，也是整个挪威需要在世界大家庭中争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历史上，挪威的经济长期不好。自从海盗时代结束，“北海大帝国”梦幻瓦解，挪威全然回归自己的狭小和荒芜。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传来瘟疫死亡过半，像是对海盗时代欺侮英格兰的总报复。以后一会儿受制于丹麦，一会儿受制于瑞典，哪有几天好日子过？幸好几十年前发现北海油田，顷刻暴富。
我曾嘲笑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却居全欧之末。那么，人均外援居全欧之首的是谁？是挪威。挪威脱离贫困才几十年，对别国的穷人还保留着深刻的同情。这两天在奥斯陆的步行街上经常看到衣着整齐的女学生在寒风中向行人伸手要钱，惊讶地停步询问，原来她们是在为世界各国的穷人募捐。
努力救助别国穷人的挪威，自己贫富差距很小，这实在让人向往。但有一项调查表明，就是这一点点贫富差距，却直接控制着挪威人的健康状况。稍稍富裕一点的，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则差，两者的依赖性程度也居欧洲第一。这显然无关医疗和营养，而是取决于一种集体心理倾向。脱贫致富时间太短，一切还过于敏感，就像一批成绩不好的学生突然成了优等生，互相间的一分之差也会又痛又痒。
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这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迟早会强壮起来。善良，终究创造健康。
3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现已产生枯竭的预感。因此挪威作出明智的决定，让水产领先出口。
挪威水产协会请我们在奥斯陆北边一个叫荷门柯林（Holmen kolen）的山地吃海鲜。木屋内炉火熊熊，长窗外冷雨如幕。主人发一声感叹：“我们挪威，不管是石油还是水产，全靠自然的恩惠。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好一点。”
为这种朴素的说法，大家举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读到的中国驻挪威外交官孙夜晓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两个挪威人开着电动雪橇上山游玩，见到几只北极熊就追赶了一阵与它们逗乐，虽然无伤北极熊的一根毫毛，却已经犯了骚扰罪，不仅罚以重款，而且两人都得坐牢。这个判决当地华人大惑不解，觉得挪威还有不少刑事案件发生，司法当局常常因人权的理由从轻发落，这事显然是小题大作。孙先生说得对，这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挪威一向依赖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判决。北极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头，它们不会控诉，不懂法律，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法律的最后保护线。
对自然都讲情义，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汉。
在他们眼中，时至今日，娜拉们苦恼过的女权、男权已不再重要，经济权问题也可暂时搁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们领悟了另一种权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对自然的监护权。
又是砰然一响的关门声，这次关的是监狱的门。上次那声，表达的是娜拉的决心；今天这声，表达的是挪威的决心。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梢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精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海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
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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