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边上的思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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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的这段演说的理论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觉”理论。这既是威尔逊的原则，也是列宁的原则。威尔逊和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强调受殖民地统治的民族从殖民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可实际上，威尔逊希望的是这些殖民地从西班牙、英、法、德这些老牌殖民主义者中解放出来，然后纳入到美国的保护体系中，比如拉美、东南亚就是如此。而俄国则把基于民族自决理论从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中独立出来的中亚诸国直接并入到苏联。撒切尔夫人再次启用民族自决理论，不过是为了改变大英帝国从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惨败以来似乎已注定日渐式微的命运，使英国重新获得信心。正如撒切尔夫人在胜利后所言：“我们不再是个日薄西山的国家。我们已重新寻回自信……绝对不要把这场胜利解释为回光返照，决不是这样——我们感到愉悦的是，英国已经重燃过去世世代代的耀眼光芒，而且近日的荣光绝不比过去逊色。英国已在南大西洋重寻自我定位，而从今以后，只有更加奋步向前，保持这份荣耀。”（同上，172页）正是带着这份自信和傲慢，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旅程。

和马岛一样，英国人在香港地区问题上也有一张政治牌，这要归功于麦理浩治港十多年的成就，香港精英阶层已认同了英国统治，开始抗拒回归。但英国政府很清楚，这张牌在香港无效，因为它没有实力与中国开战。

不过，和马岛不同，英国人多了另外两张牌：三个国际条约的法理牌和香港地区已成了“生金蛋的鸡”的经济牌。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撒切尔夫人在与邓小平就香港前途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香港的繁荣问题，认为香港繁荣系于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繁荣和信心系于英国的继续统治，中英双方只有在香港未来治权上达成协议，才能讨论主权问题。表面上看，撒切尔夫人打的是经济牌，但其背后却隐含着法理牌，即主张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英国人合法地拥有对香港的主权，由此也拥有合法的治权，谈判的主题只能是“九七”之后新界的主权归属问题。由此，通过香港繁荣这个中国政府极其关心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在主权与治权问题上建立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为后来所谓的“主权换治权”的谈判思路做好了铺垫。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到来，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的准备。邓小平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来说，马岛之战根本就算不上战争，大英帝国在马岛的胜利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他要面对的不是与英国人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较量。这场被誉为是“铁娘子”与“钢汉子”的谈判往往被看做是主权意志的较量，但在我看来，这更多是政治智慧的较量，是话语主导权的较量。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能够对整体态势做出理性判断和审慎把握无疑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然而，如何能在这复杂形势中把握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从而把握话语的主导权，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对政治家而言无疑是最高的境界。政治的基础无疑是实力或者综合国力，且军事实力是决定性的手段。但政治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明的行动，而非野蛮的暴力，就在于这种实力通常要以话语上的正当性表现出来，由于这种正当性或正义原则对野蛮的军事力量起到了相当大的遏制作用，这种话语力量也就被当前的学者们热炒为所谓的“软实力”。因此，在政治较量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赢得了主动，谁掌握了对问题性质的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邓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的强势不仅是政治意志，而且是他通过对谈判性质的定义，掌握着整个谈判过程的话语主导权。

当撒切尔夫人经过对香港形势的理性评估，放弃了政治牌而打出经济牌时，已经用功利主义的利益计算取代了政治的正义原则。他们预期中国经济发展对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的依赖，至少会让中国在香港的治权上有所让步。确实，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于内地的经济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而邓小平也常常被人们看做是实用主义者。这其实是对邓小平的巨大误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因此对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阐述和不断创建被看做是党的生命所在。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在香港问题上，主权归属就是不可以用经济繁荣来交易的政治原则。因此，面对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经济繁荣论，邓小平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定义香港问题。他在谈话的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论“一国两制”》，香港三联书店二○○四年，1页）

首先是主权，其次是治权，最后是过渡。这是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完整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展示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它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香港繁荣问题。在他看来，香港问题的实质不是繁荣问题，而是主权归属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香港的主权是谁的，然后，这个主权者才有资格考虑如何维护香港繁荣。换句话说，在邓小平的理论框架中，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香港主权属于中国，香港繁荣问题属于中国政府要考虑的，与英国人毫无关系，英国人应当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过渡的问题，这才是中英谈判的实质。

正是从主权问题入手，中国政府就掌握了整个谈判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因为它直接回应撒切尔夫人假定的三个条约有效论。新中国成立后曾明确宣布三个不平等条约无效，并重申对香港、澳门拥有主权。一九七二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正式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当年联合国大会将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地化”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删除。这意味着香港的前途不可能独立，而只能回归中国。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主权话语无疑为谈判争取了政治主动权。当年，在中央内部讨论香港问题时，不少经济官员顾虑香港繁荣问题而对是否按期收回香港举棋不定，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发言中慷慨陈词，主张不按期收回香港就等于是李鸿章政府。这种主张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TXT小说下载：。。〗

在与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中，他直接提到这个问题，显示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因此，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至于说如何保持香港繁荣问题。当时中央高层的经济官员，都存在类似“主权换治权”的想法，即主权归中国，让英国人继续管治。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机会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他的政治智慧就在于能够在原则与现实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既能满足左派主张的主权回归，也能满足右派主张的保持繁荣。在他看来，香港繁荣不是由于英国人统治，而是由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为此，他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模式来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持香港资本主义的繁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批驳了香港繁荣论，打消英国人以香港作为“下金蛋的鸡”来要挟中国的企图：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页）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未来。香港回归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不能不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远见所折服。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既不是显示实力的粗暴，也不是鲁莽的冲动，更不是出于名留青史的政治虚荣心，而是出于成熟政治家对未来远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刚毅和决心。如果说，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权问题上，也不是在繁荣问题上，而是在最关键的过渡问题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于去除了任何虚幻的东西，无论盲目的迷信，还是天真的幻想。虽然当时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很密切，但邓小平很清楚，在香港问题上，由于涉及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必然会制造各种事端，威胁到香港顺利过渡。为此他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同上，3页）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告诫撒切尔夫人：“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同上，3页）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

这可以说是一种霸道，是在最关键时刻展现主权中最硬的一手，即诉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邓小平展现出支撑政治正当性或正义原则的主权意志，即对紧急状态的决断权。政治意志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准备，更不是鲁莽从事，而是对最坏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准备勇敢地承担。当年，中国人正是准备好“打碎坛坛罐罐”，才勇敢地投入朝鲜战争，最后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而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也做好了香港发生动乱、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坏结果，才宣布收回香港，也争取到谈判的顺利进行和香港的回归顺利。为此，邓小平曾让国务院算笔账，香港每年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外汇，如果香港出现问题，对国家的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主权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法学家博丹为主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帮助欧洲的世俗君主战胜了无所不能的教皇，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这个定义，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主权，而且是人民主权。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无疑是关于主权学说的经典文献。它在主权、治权与政权过渡之间建立了内在的理论关联，王道与霸道杂糅，展现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审慎的判断、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在西方经典的主权学说中，主权就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统治，可是在邓小平所阐述的主权理论中，中国虽然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并没有行使这种主权。这种与西方理论的背离恰恰展现了中国对主权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即区分了“主权权利”与“主权行使”两个概念。在中英谈判初期，通常采用的说法是“主权回归”。对此，著名的国际法学家邵天任先生认为，香港的主权一直在中国，英国人从来没有拥有香港主权，所以不存在“主权回归”问题，而应该是“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赞同这个说法，于是，“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后来就写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也正是这个原因，“联合声明”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因为中英双方没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完全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宣布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既然英国人也同意这个声明，那就自然变成了“联合声明”。

（《戴卓尔夫人回忆录》，香港博益出版集团一九九四年版）

“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七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6期

一支笔，一张报，往往是文人的梦想。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明报》和《信报》当初都是由一支笔支撑起来的。金庸大侠早期给《大公报》副刊写武侠小说，港英政府镇压“六七反英抗议运动”使得左派报纸受到影响，金庸干脆自立门户，创办《明报》，至今受到文化人的推崇，不仅有文化品位，时事评论也充满政治理性。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先生也是靠一支笔创办《信报》，直到今天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专栏和评论。

从宏观经济到财经政策，从内地改革到全球经济走势，从香港政制到大众文化，这些评论充满了独立思考和专业见地，几乎篇篇可读，单凭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就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林行止与金庸的研究领域和写作风格不同，在政治见地上也有区别。金庸在武侠世界中，用边缘文化和少数族裔挑战和质疑中原的文明正统，　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在不同政治和文化夹缝中游刃有余的香港人形象并质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他并没有颠覆正统。于是在整个香港回归年代，《明报》都以乐观的态度主张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林行止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明确主张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三个条约有效论”，鼓励英国政府以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为条件要挟北京，用“主权换治权”，保持香港继续由英国人统治，说到底是对香港回归中国没有信心。对香港的这种普遍民情，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了。而他提出“一国两制”主张使得连林行止这样对香港回归持怀疑和消极态度的人，也都赞成香港回归了。对此，林先生感慨道：

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在政治面前，经济利益算得了什么？特别是受一统思想和民族主义激情所催眠的中国领导人，又怎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在原则上让步？在这一环节，我的看法原本相当准确；可是，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竟会提出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及“港人治港”作为其香港政策指南；不管这些是否权宜之计，都足以令英国及港人无法招架。自从这些石破天惊的特别措施提出后，港人信心问题虽然还是存在，但由于对“高度自治”及“一切维持不变”有所憧憬，“英去中来”对港人所引起的冲击已大为降低。（林行止：《香港前途问题的设想与事实》，香港信报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版）

一句话，中央之所以能够争取到香港人心，使香港在保持繁荣的前提下顺利回归，要归功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中外政治家都一致称赞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构想。然而，想象力何在？想象力从何而来？“一国两制”思想已提出二十多年了，我们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些问题。以至于“一国两制”依然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设计，而没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难以发挥出“软实力”的作用来解决世界各地的类似政治难题（如科索沃问题）。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视野过于狭隘，将其看做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而没有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从毛泽东到清朝开国君主们关于中国边疆政治的连续性思考。而在这思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国两制”无疑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讲这个构想是他自己独创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来华探寻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时，小平重申了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让香港投资者放心。当时还没有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中央同志就明确告诉卡林顿，请他们研究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或者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可见，中央对港政策与当时提出的对台政策以及中央解决西藏的办法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一国两制”方针脱胎于中央对台政策已人所共知，但它与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内在关联却少有人注意。事实上，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阐述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思考时，就把西藏与港、澳、台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四”）。一九五一年签署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之前，一直是中央治理西藏的基本法。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十七条协议”与中央对台政策“叶九条”以及中央对港方针“十二条政策”，就会发现后来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基本框架却来源于“十七条协议”。这三份文件贯穿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原则。

其一，维护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治权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维护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的政治关系，由此国家主权必须统一归中央人民政府。“十七条协议”明确要求“驱逐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一条），因为英美势力一直在策动西藏独立，并把藏传佛教看做在中亚和大南亚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西方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而“叶九条”“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是“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一条）。至于中央对港“十二条基本政策”的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第二，西藏、台湾和香港作为“独特”的地方政府，虽然直辖于中央政府之下，但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按照这个原则，对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做出具体划分。其中，作为主权象征的国防和外交事务等权力，必须归中央人民政府，而特别行政权的具体治理事务由地方政府自己管理。西藏当时虽然有藏军，拥有很大的自治空间，但中央决定对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西藏部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第八条）。中央对台政策上，容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曾经引发一场风波。当时港人盛传外交部长黄华表态中央不在香港驻军，被邓小平斥之为“胡说八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要在香港驻军。这不仅是为了宣示主权，更主要的是防止西方势力把香港变成颠覆大陆的基地，由此引发大乱。

其三，西藏、台湾和香港作为“自治区”或“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的权力，因此拥有不同于中央政府和内地其他地方政府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十七条协议”肯定西藏保留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的地位不变，其宗教信仰及制度不变，甚至西藏的农奴制也暂时不变。而对香港和台湾则保证两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其四，这些地方政府作为国家行政区域的一部分，通过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这两个机构参与国家管理，同时中央也可以委任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领导职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中，一直都有西藏、台湾和香港的代表。“叶九条”还明确提出，“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第五条）。

当时有人说是国家副主席职务。“十七条协议”和“十二条基本政策”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内容，但事实上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比如达赖喇嘛签署了协议之后，于一九五四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即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喇嘛被选为人大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卸任之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其五，中央人民政府不需要这些地方政府或居民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比如服兵役、纳税等等，相反中央在这些地方政府遇到困难时，有责任和义务予以支持。比如“十七条协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