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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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进一步根据知识的确定性高低的不同，把知识分成三大等级：直觉知识、论证知识和感觉知识。所谓直觉知识就是，不必借助其他观念作媒介，就可直接感觉到两个观念是否相符合而产生的知识。如白非黑、圆形不是三角形，一看便知。直觉知识最明白、最确定无疑，是所有知识中确实性最高的，也是其他类型知识的基础。

　　　　确定性比直觉知识稍逊的是证明的知识。这是借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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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为中介来考察观念间符合与否而产生的知识。譬如，要获得“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一推论，我们必须通过“三角形三内角和与两直角和均等于１８０度”这个中介判断。由于证明知识须经如此曲折的过程，因而减弱了其清晰度，它虽则有可靠性，但不如直觉知识那样一目了然，确实性有所折扣。

　　　　确定性水平最低的是感觉的知识。它是关于外界特殊事物的知识，是感觉对当时感觉得到的事物的反映。人们无法知道自己感觉到的火是否确实可靠，但可以明瞭梦见的火与感觉到的火是相差甚远的。因此，感觉知识虽然缺乏普遍必然性，但仍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或然性）。

　　　　《人类理解论》这部著作的基本宗旨在于，判明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度，即人的认识能力的大小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洛克得出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全部知识都奠基于从经验而来的观念，但许多观念并非对象性质的反映，而是一些主观感觉（例如对第二性质的感觉）

　　　　，即使是对第一性质的观念也只能接触事物的表面性质（如大小、形状、重要等）

　　　　，而不能深达其内在结构或本质；另一方面，人的经验范围也是有限的，遥远高渺的天体、微若粉尘的物质粒子，是经验无法达到的领域，即使有朝一日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和视野日益扩大和深入，但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新领域是人所未知的。正是由于观念和经验天生的这种局限，给知识加上了种种限制，使人无法了解宇宙和事物的全部本质，而使人类永远都不能建立绝对完善的自然科学体系。

　　　　对于刚从宗教神学沉重的束缚下探出头来、为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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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发展而欢呼喝彩的人们来说，洛克的结论似乎来得太早了。这种悲观的论调无疑给雄心勃勃、自信知识无界的科学家，给盲目乐观、自以为是的唯理论者，兜头泼了一飘冷水，而且对鼓吹知识万能的经验主义创始人培根来说，洛克对认识的谨慎态度也是始料未及的一个结局。当然，尽管洛克有些消极，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探讨的历史意义，他们这些研究触及了前人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原则下划定了认识的界限，仿佛捧出了一付醒酒药，使那些过分陶醉于知识的无限美好前景的人多少清醒了些，从而返过头来对认识本身进行更深入的反省。

　　　　洛克之后，贝克莱大主教夸大了洛克关于观念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学说，创立了英国经验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分支；而休谟则发展了洛克不可知论的方面，变成了不可知论的经验主义者。到了１８世纪末，德国的康德更是接过洛克的端绪，对人类知识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彻底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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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理性的故事

　　　　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当英国经验论的奠基者培根，在冰天雪地中为一个实验而劳碌奔波时；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却安坐在温暖如春的火炉旁凝神沉思。这个鲜明的对比，恰好勾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南辕北辙的理论特征和学术风格：前者把知识建筑在经验的大地上，因此，注重事实、推崇实验；后者以理性为基础构建认识的大厦，所以，肯定原则、强调推理。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目睹，培根如何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在实验场所鞠躬尽瘁；下面则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先生又是怎样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头脑里抽茧剥丝、并用之于建造形而上学体系的。

　　　　笛卡尔（Ｒｅｎ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出生于法国外省一个贵族家庭。他体质嬴弱、敏感多疑，这种天生的气质给他的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耶稣会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数学基础，并从古典学中了解了以往的主要学问。后来，他前往巴黎学习法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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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西方哲学初步

　　　　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而且他作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当兵从军。理由很简单，因为充斥着学术文化界的都是些经院哲学的胡言乱语，只会误人子弟，要获得真知，只能到世界这本大书去寻找，而当兵则可以使他周游列国。

　　　　笛卡尔随军游历了荷兰和德国许多地方。

　　　　在服役期间，他的哲学思想渐趋成熟。

　　　　１６９１年冬一个严寒的日子，笛卡尔独自躲进一间小屋，面对火炉闲适安坐，炉火烤得人暖烘烘、懒洋洋的。他双眼漫不经心地瞟着火炉，飘忽跳跃的火苗慢慢地使他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的出神状态。这种凝神沉思的情景，对他已是家常便饭了。忽然间，一个观念异常清晰地跃上他的脑海：“我思故我在！”

　　　　他无比兴奋地紧紧抓住这一思想，一步步地推展下去，把以往零星分散的观念提纲挚领地串联起来，拧成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于是，近代西方哲学终于在这个火炉旁悄悄地诞生了，而这位老是佩戴着一把长剑、爱睡懒觉和沉思冥想的笛卡尔先生，则因此被西方人尊奉为近代哲学之父。

　　　　为什么笛卡尔能享有如此殊荣？他到底创立了什么样的一门哲学学说呢？

　　　　“怀疑一切”

　　　　，这是文艺复兴时法国名作家蒙田（Ｍ。

　　　　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１５３—１５９２）的杀手锏，他祭出这一绝招，用以否定神学和经院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前追溯，可以在古希腊的智者中找到一批最早的怀疑论者，他们目空一切、怀疑一切。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理性思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怀疑论者好走极端，错将方法当目的，由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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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９６１

　　　　进而否定人类的一切知识。蒙田虽则未入智者窠臼，但他却无力在被他的怀疑方法所扫清的地基上，重新栽种下新哲学的树苗。笛卡尔与培根一样志存高远，决心放倒经院哲学这株老朽的枯树，并在新地基上重新树立新哲学的理性基础。

　　　　他接过怀疑的方法，作为扫荡经院哲学和一切旧知识的铁扫帚。

　　　　怀疑一切，便成为他的哲学出发点，也是他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小时候，笛卡尔埋头研读各类经典，谁知越学越糊涂，敏感多疑的他不由得疑窦丛生：神学是教人练习升天堂的学问，除了天使和上帝，谁有能耐去理解和把握？哲学呢？千百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论之中，从来就不曾给人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学科，其可靠性就更不必提了。他由此联想到，我们所有的知识，无一不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用理性去独立思考之前，由别人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而灌输者也是从别人或前辈那里接受他们的意见的。这样陈陈相因、代代相传，谬种便日渐累积凝固，从而构成我们熟视无睹的所谓知识体系。

　　　　也许正是那团陪伴着笛卡尔陷入沉思的炉火，意外地给了他以灵感：必须在经院哲学和旧知识大厦中放上一把滔天巨火，让怀疑的烈焰将它们统统烧成灰烬，以便腾出空地，让位给经过理性反思的新学问。

　　　　普遍的怀疑，是笛卡尔方法论中第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乃在于，在寻找确定可靠的知识以前，首先排除一切武断、偏见和迷信等错误的干扰，以便在清晰明白的心境中去鉴别真正的知识。这就引申出怀疑之后，确定知识可靠性的四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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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除了根本无法怀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以外，决不接受任何东西；（２）将所考察的任何问题，都按照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分成最小的部分；（３）思想必须遵从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即便本身没有次序，亦应假定其有次序；（４）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始终进行彻底的审查，以确保毫无遗留。

　　　　笛卡尔正是用上述规则把代数运用于几何学，从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他希望把这种数学中行之有效的演绎方法，抽象概括为普遍有效的方法，用以解决哲学、物理学、解剖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中的问题。

　　　　普遍怀疑和上述四条确定性规定，是笛卡尔方法论中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两大部分，怀疑意在扫除偏见和迷信，规则旨在确定可靠知识的标准和步骤。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用理性直观去寻求清楚明白的原理和进行演绎推理，“清楚明白”是笛卡尔十分强调的可靠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哲学研究所必须遵从的一般规则。

　　　　所谓“清楚明白”是指，观念、判断和知识在头脑和思维中是否清晰有序、明白无误、不自相矛盾，而与具体的经验证实无关。

　　　　当笛卡尔用这种方法去审视一切时，便导致了系统的怀疑。什么东西是清楚明白而无可置疑的呢？面前的火炉显然不是，因为我的感官可能会欺骗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梦境；也许数学千真万确，但没准上帝或恶魔在捉弄我，将我引入歧途；身上的佩剑也许是假的，停在脸膛上的鼻子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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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一会儿就会化掉，连我本人是否真的站在这个地球上，这些由感官经验告诉我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在我对所有事情进行怀疑之时，却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个思维活动。如果连这也要怀疑，那世上就没有怀疑了，这岂不自相矛盾了吗？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的怀疑”

　　　　，从这里就引伸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我思故我在”。我在思想，即使在想我在做梦、我被捉弄、我没有了身体，无论我想什么，想这件事本身是确凿无疑的。笛卡尔认为，这是最确实可靠的真理，其他一切原理都可以从它推导出来。

　　　　就这样，笛卡尔通过批判的怀疑方法，找到了第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我”。这个“我”并非肉体之“我”

　　　　，而是思维者之“我”

　　　　，是独立自存的精神性实体——心灵，其本质就是思想。事实上，这个“我”就是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也即与对象客体相对应的人的自我意识。笛卡尔将自我从客体世界中独立出来，并把这个主体作为与客体对立的哲学与认识的出发点，这种做法对于以认识论为主题的近代认识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难怪人们毫不犹豫地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之父。

　　　　接着，笛卡尔便从第一原理中推论出上帝。

　　　　既然“我”

　　　　会怀疑，那就证明“我”是不完满的，因为怀疑意味着认识不足，即不完满性。但“我”心中却清楚明白地感到有一个全知全能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它从何而来？绝不可能从不完全的“我”

　　　　（即心灵）中产生，所以上帝观念必然来自“我”

　　　　之外的一个完满的实体——上帝。因此，上帝必定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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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１西方哲学初步

　　　　是，上帝成了笛卡尔所证明和推出的第二个不可怀疑的实体。

　　　　这个证明其实只是中世纪实在论者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一个翻版。

　　　　然后，借助于上帝的帮助，笛卡尔进一步演绎出物质世界的存在。

　　　　“我”的认识能力既然是上帝赋予的，那么它就决不会欺骗我；只要“我”的观念清楚明白，它就必定真实可靠；因为“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外界物质对象的观念，所以物质对象一定存在。

　　　　现在，我们有了构成世界一切事物的三个实体：上帝、物质和心灵，它们都是笛卡尔从普遍的怀疑、用清楚明白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笛卡尔就这样通过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从主体自我这一认识论思路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存在，一步步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体系一开始就存在着分裂。

　　　　根据笛卡尔，物质与心灵各自独立、互相平行，谁也不决定谁。这首先就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怎么解释心灵与肉体相互协调的事实？例如，为什么脑子想去吃饭，身体却不会跑去踢球？一个人怒火满腔时，就不可能满口甜言蜜语？为解决心体协调的问题，笛卡尔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灵魂位于大脑的“松果腺”中，当其受到外物震动时，灵魂固有的知觉就出现，并使肉体有适应的反应。这实际上就承认了灵魂与肉体有一定的联系，变得自相矛盾了。后来，笛卡尔的追随者们设计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两钟并行论”

　　　　：精神和肉体就像两个走时一样准确的钟那样，由上帝上紧发条，各自走着独立平行的路。但人们自然会追问：上帝既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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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３７１

　　　　全能，为什么会弄出这样一套笨拙的东西，而不是将二者合并为一？

　　　　难道上帝有意捉弄人才这么干的吗？

　　　　无论怎么说，笛卡尔无法解决他提出来的这一套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只好搬出上帝来调停二者的矛盾，填平心灵与肉体的鸿沟。但这样一来，他就回到了神学的怀抱中去了。

　　　　依赖上帝，这对笛卡尔来说，不仅是出乎理论的要求，而且也是基于心理的需要。生性胆小谨慎的笛卡尔，从军队退役后，只回巴黎住了两年，就发现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适宜他的思想，转而迁往较为自由的荷兰，一住就是２１年。

　　　　他曾写下一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书中完全抛开了上帝，采纳哥白尼的学说，用机械唯物论的方法去讨论物质世界。可是，当他知道１６１６年伽利略被教廷秘密审判以后，眼前似乎又浮现起布鲁诺被活活烧死的情景，终于决定将书稿藏而不露。因此，他之捧出上帝，也许是为了逃避迫害而不得不披上的一件保护性的神学外衣。况且，他的上帝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从自我出发、通过理性推导而来的，它作为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必要的理念基础和终极原理，也是一种理论的需要，它仿佛是那个人再不能言说的那个思维的极限，那个人类把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往它身上推的空箱子。

　　　　当然，我们不必为笛卡尔的有神论作辩护，因为在当时，就像我们今天相信人都有祖先一样，信奉上帝乃是一件及其自然的事，像霍布斯那样极端的无神论思想家是绝无仅有的，大物理学家牛顿，在他的机械论宇宙中也恭敬地将上帝尊奉为“第一推动者”。培根和洛克都是虔诚的教徒，也是二重真理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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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１西方哲学初步

　　　　笛卡尔关于心灵与物质为各自独立的实体的观念，加剧了由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引发的二元论。这种理性化的形而上学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不可同日而语。经院哲学将理性看作信仰的附庸，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从而建立神学的世界观。

　　　　笛卡尔则将这一切颠倒了过来，用理性的怀疑彻底推倒经院哲学的旧建筑，然后从思维者主体——即理性的自我意识中推引出整个世界及其上帝。

　　　　这样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中，笛卡尔也贯彻了他的理性第一的原则。

　　　　在火炉旁得出“我思故我在”结论的笛卡尔，此时端来了一盆蜂蜡，对着它出神。

　　　　感觉告诉我，它有特定的味道、气味、颜色和形态，它较脆硬又易于摆弄。可是，当我用火来烤它时，它立刻就融化流动，然后冷凝成与刚才很不相同的形状。不过，我知道虽然它已面目全非，但它仍然是原来的那一块蜂蜡。为什么？感觉已经告诉我它早已发生变化，而我却认定它根本没变，可见使我作出这一确认不是感觉，而只能是我的思维。换言之，是我的理性知道蜂蜡之所以为蜂蜡的本质。因此我能够排除感觉的干扰，坚持正确的认识。

　　　　从这个例子，笛卡尔引申了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与经验论相反，笛卡尔认识，感觉经验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时常还会骗人，因而没有可靠性。

　　　　只有理性的认识才是可靠的，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推理，人就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认识。人心天生具有一些不证自明、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

　　　　，例如像“平面上两直线不相交必平行”这样一些几何公理，像“全体大于部分”这类数学原理，像“甲不是非甲”这种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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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５７１

　　　　以及像上帝观念等等。人们通过理性的直观而非感觉经验发现这些天赋观念，并使它们成为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从中推演出一切真实可靠的知识，建立起全部知识大厦。

　　　　当然，笛卡尔并不把一切观念看成天赋的。他将观念分成三类：第一是由感觉从外界对象获得的外来观念，其可靠性不高；第二是人造的观念，如美人鱼、飞马；第三类是天赋观念，最为可靠。

　　　　如同他的形而上学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一样，在认识论上，笛卡尔也碰到理性认识如何与经验存在相适应的问题，由天赋观念得来的认识如何能应用于经验世界的问题。在这里，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上帝：上帝一方面把规律建立于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人人的心灵，当我们认识了它们，也就同时理解了自然的规律。这又是一种平行论的论调，即认为自然（经验）系列与理性系列相互平行、不谋而合。

　　　　这是二元论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理论结局，从中透露出一种独断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竟会步调一致、相互趋同呢？笛卡尔只能武断地答道：“那是上帝要这么干的！”

　　　　由怀疑到独断，这是笛卡尔哲学所走过的思路历程。当所有的一切都遭到怀疑否定之后，眼前就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要在这片空白之区树立起任何东西来，都只能靠一种独断专行。笛卡尔正是这么做的：由普遍的怀疑到“我思故我在”

　　　　，那个作为思维者的“我”便是一个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甚至连承担起思维活动的大脑和身体都可以不要。这还不够武断吗？同时，片面否定感觉经验，任意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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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１西方哲学初步

　　　　大理性认识，也使笛卡尔陷入某种先验论的武断之中。无可否认，笛卡尔要求人们凭借理性、独立思考，意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而提倡理性演绎法，以取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这对于反对经院哲学所宣扬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于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数学和演绎逻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正如英国经验论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传统，突出个别实在，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那样；笛卡尔首倡的唯理论也与实在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理论因为感觉经验的个别性而轻视它，转而强调理性所把握的一般共相，以为通过理性直观和理性演绎，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的认识。

　　　　唯理也就是理性唯一、唯上的意思，笛卡尔提倡的理性至上主义，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用于砍劈经院哲学的蒙昧迷信，一面拿来抵挡经验论的经验至上论。与经验论相对悲观的知识论相反，唯理论对人类知识表现出极度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努力发掘自己心中的“天赋观念”

　　　　，人就可以一步登天，走上通往终极真理的康庄大道。

　　　　这种盲目乐观与唯理论的思想独断相映成趣，并始终随着它。

　　　　笛卡尔的几部重要著作《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都是在荷兰定居期间发表的。这些作品使笛卡尔声名远扬海内外，也惊动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力邀笛卡尔赴瑞典讲学。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惯于怀疑一切的法国哲学家，却不曾对这次使命的效果产生任何怀疑，也没有对自己衰弱的身体能否经受得起北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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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７７１

　　　　严寒有丝毫的忧虑，便欣然应命，踏上了斯德哥尔摩。

　　　　岂料，瑞典女王精力充沛得惊人，坚持要笛卡尔每天凌晨５点为她和大臣们讲授哲学。这可难倒了我们这位自由散漫的哲学家。

　　　　像许多出色的哲学家一样，笛卡尔惯于睡懒觉，每每日上三竿、太阳晒到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