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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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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浙江温州之商人为最多，他们大约是惯于航海，未曾呕吐。晚间听兴化人读“平话”，其声甚觉讨厌。福建多山，每过一县，土音稍稍变化，逐渐变化，到了远县，就完全不同了，然除少许土话之外，语源总是相同。因此之故，我们那里人学台湾话是很容易的。不会说国语之人更容易学到。为什么呢？他们把福州土话改变少许，就变成台湾话，我们读书人常把字音变了少许，反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兴化与福州邻近，他们朗读平话，我也略略知道。在晕船之时，听他们凄凉声音，觉得难受。
在船中两天两夜，未曾吃饭，因为吃不下去，一吃，就呕吐出来，只吃带来的饼干与水果，不是充腹，而是渡饥。过饥了要吐，吃饱了也要吐，此种苦况，阅者大约没有尝过。
船到长崎，我们就决定舍舟，改坐火车。最初姓黄的不愿接受，因为船票买至神户，中途退票，公司不会退钱，我们不堪坐船之苦，愿意牺牲金钱，并代姓黄的出钱，遂于长崎上岸，住在兴化人所开办的四海春旅社，休息一天，拟翌日夜里乘火车赴东京。船三等，火车二等，盖我们受了三等舱之苦，不敢再尝“三等”之味。其实，坐船固然至少要坐二等，坐火车，三等并不苦痛。惜小去大，所花旅费已经增加。
住在四海春旅舍之内，各人心里都有一种疑虑，即到了东京之后，话语不通，苟分别而居，更觉寂寞。翌晨，听路上叫卖糖豆之声，其音为Nado、Nado，实在难受，而引起怀乡之心。
当时长崎不甚热闹，路上行人不多。我们在旅舍洗澡，脱光衣服之后，忽然有一下女进来，要为我们擦背，我们面红耳赤，赶快挥手叫她出去。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2节 到了东京
由长崎到东京，路途颇远，火车须行一天一夜（？）。沿途车驿都有穿制服的贩卖东西的人，或卖水果，或卖该地土产，而以卖“便当”的人居多。“便当”是热热的米饭，装在木匣之内，上包以纸，附以木制的箸。我嫌其菜太甜，太过难吃。但是大家都吃“便当”，我在出国以前，虽然学过日语一两个月，而应用之时，却说不出口，只有随众吃“便当”。
大约是夜里吧，火车到了东京，那位姓黄的人，把我们安置在神田区岗村馆之内。此后就很少见到此君了。旅馆很小，只能容纳十余人。但尚有三间未曾租出，我就与梁贻隆同住一室，林振成与杨允修同住一室，杨文澜独住一室。大约那位姓黄的往访福建留学生监督叶某，翌日叶君来访，告我们暂住这里，现在学校都已开学，过了数月，暑假之后，再入成城中学，搬入宿舍去住。
我们住在岗村馆，约有数月，合请一位日人，教我们日语。先学日常用语，“阿姊，请拿饭来”，“阿姊，请拿开水来”念个不休。不久，就有许多同乡来访了。其中有一位姓陈的，大约他自认日语很好，教我们往访朋友之时，先把纸门叩一下，叫道“ゴメンクタサイ”（Gomenkurasai），房中的人若说“イラシヤイ”（Irashai），你们就可以开门进去。说毕，他就扮作客人，把纸门关闭，在外面用手叩叩，不断地说“ゴメンクタサイ”，我们故意置之不理，他开门进来，对我们说，“为何不说イラシヤイ，你们太不知道招待客人”，我们大笑不已。
我们在旅舍住了二三个月，日语渐渐进步，不怕独自出门了。神保町为书店集中之地，我常常到书店看书，因为日语差得太远，购买回来，也不会看。但邻近有“十钱均一”或“五十钱均一”之店，“十钱均一”是每件东西都是一角，“五十钱均一”是每件东西都是五角。店中所卖的物多半是玩具，这对于我，不失为一个诱惑，每晚非到“十钱均一”或“五十钱均一”，心中好像有一件事没有做。但到了之后，并不是每到必买，不过看看而已。
初学日语，每句都很简单，读了一小时，就可背诵，闲极无事，想看小说，在家之时，常常听见家人谈《红楼梦》，什么凤姐呢，刘姥姥呢，我听得有趣，然又不许我们小孩子看，所以赴日之后，即写信给十叔父，请他购一部《红楼梦》寄来。我看《红楼梦》几乎废寝忘餐。其实此书不是诲淫的书，小孩子所以不能看，乃是因为小孩子心情不定，看了之后，也许发生悲观之念，由悲观而颓唐，看破世事，而遁入空门。大观园由热闹渐渐变成冷落，“众鸟各归林”，史湘云出嫁了，宝琴回去了，林黛玉逝世了，宁国府与荣国府抄家了，凤姐也死了，由热闹变成冷静，由荣华变成破落，观此情状，贾宝玉也出家为僧了。人世如梦，令人看了，失去雄志，这是《红楼梦》的害处，也是《红楼梦》成为吾国小说第一名著的原因。
其他小说都是借用历史，不过加料润饰，只唯《红楼梦》不以历史为根据。其他小说，写到男女关系，无非是后花园相会，中间虽数经磨折，结果皆男角中了状元，而至团圆，只唯《红楼梦》是以悲剧完结，有人谓后四十回的文笔比不过前八十回。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写的。由我个人看来，后四十回之文字不比前八十回差，而由前八十回之热闹，写至后四十回之冷落，没有一点强勉，绝不是容易的事。至于《水浒传》与《荡寇志》必不是一人写的。把《红楼梦》视为两人写，又把《水浒传》与《荡寇志》看作一人写，我对于此种看法的人，很怀疑他的文学修养。
既然说到《红楼梦》，对于今人所写的“红学”不能不稍加批评。任何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总免不了夹杂以自己所亲历的事。如谓这部小说就是他的自传，未免大误特误。反之，硬把《红楼梦》视为革命的书，以林黛玉影射朱竹佗，薛宝钗影射高士奇，也未必妥当。不过《红楼梦》必定另有所指，“真事隐去”（甄士隐），“假语村言”（贾雨村），这是作者亲口说的。但是“真事”是指何事呢？我个人以为“宝玉即宝石也”，表示玉玺，而全书之中，特别注重“木石旧盟”与“金玉良缘”，似有用意。依五行学说，木东方也，金西方也，似指东宫太子与别子争位，或东宫皇后与西宫皇妃争宠。前者为是，大约是指别子打倒嫡子；后者为是，大约是指皇妃打倒皇后。曹雪芹生在清初哪一个皇帝时代，这是第一关键。至谓暗指排清扶明，以清为“金”之后，明之国姓为朱，朱字之中有“木”字，不但附会，而男子（汉）皆浊，女人（女真）皆清之言，又当如何解释呢？何况曹雪芹乃汉军旗人，在当时，何至有“排清扶明”之意。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3节 中学时代的暑期生活
中学时代的暑期生活每年暑假，学生须搬到校外去住。大约是第二年吧。我同林振成均住在神田区神保町圣天馆之内，林君有语言天才，说日语极其流利。暑假期间颇长，我则补习功课，以便成城毕业之后，考入帝国大学。此时吴清源之父吴毅先生及其连襟郑某（忘其名字）也住在圣天馆之内。他们两人年龄都比我大。我同吴郑两君合请一位日本人教授日文。此人能看中国书，因为受教期间甚短，而且事隔五十余年，已经忘其姓名。我不但要学看书，而且要学写文章，常把中国文句，例如“岂……哉”，“况……乎”，“尚且……何况……”，“不但……而且”等句，请先生译为日文。
一天郑某告我，你下学年要学平面几何，学几何，是要背诵的。“背诵”，除古文外，这是何等苦痛的事。我即赴神保町书店，买了一本小林鹤太郎（？）所著的平面几何学，来自修。最初什么叫做点，什么叫做线，什么叫做面，也用诵读之法，暗记心上。读至“两直线相交，其对角相等”，“一直线与两平行线相交，同位角相等”之后，我就领悟几何学不是暗记的，而是理解的。我不去诵读了，然每天仍自修一二习题。过了数天，那位教日文的先生，介绍一位日人教我数学，每天下午一小时，先教代数，代数教了一个月之后，一天教平面几何，一天教代数，他很佩服我数学之才。
此时吴毅已热心下围棋了，每天下午，他特请一位日人教他下棋。我未曾学过下棋，一天他问我会下不会下，我以为既名围棋了，只把对方的棋子围住，即算胜利。我们坐下对弈，他让我先下，我把棋子放在绿边线上，他问我这是什么手法，我说： 四方沿边都给我占领，你的棋子不是围在中央么。他知道我不会下，即教我如何占角，如何作眼。第二天我们开始赛棋了。我先将黑子放在棋盘中央黑点之上，即在10十之处，他愕然一下，把白子放在左上角4三之处，我就把黑子放在右下角16十七之处，他又把白子放在3四之处，我复把黑子放在17十五之处，即每子都与他所下的子成为对称之势，这样，下了七八子之后，他觉到不妥，知道我还不会下，不过学他下法，即宣布中止。其实此际我已经眼花缭乱了。他又教我如何做眼，眼先由角做起。我最初只做一眼，他说两眼方活，一眼便是死眼。这样教了数天，我渐渐知道下棋秘诀，先由他让我二子，二子不活，再让三子，三子活了，进至两子，再进至平手，但我常败，而他常胜。他是学法律的，他每天都在依棋谱，独自下棋，下至能够暗记第一谱为止，而后再来暗记第二谱。他毕业回国之时，带回日本棋谱不少，这就是吴清源能够成为国手的原因。
吴清源来到日本之时，我尚未毕业。他对于日本围棋，有极大影响。第一，在他以前，每次本因坊比赛，往往延长至一两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一天只下一二子，令人看了讨厌。吴清源来日之后，渐渐露出风头，终而扫尽群豪，称霸一时。称霸之后，提议每次比赛以十小时为限，为期两天。第二，在吴清源以前，比赛均注重四角，几乎有各占二角之势。吴清源改为中原战争，这是否中国人生在陆地，自古有逐鹿中原之语。日本人生在岛国，故只注意一角之胜负。第三，吴清源以前，双方可把吃来的对方棋子填在对方所占领的空隙，看哪方空地大，决定哪一方胜。现在此种决胜方法，依报纸所载，大约已不采用。
我不但喜欢看下棋，也喜欢看角力，“角力”的人都是胖胖的，也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角力最好的叫做“横纲”，分为两派。当时一派横纲名“大刀山”，一派横纲名“凤”，大刀山的实力似比凤高，他称霸很久。每年角力，我虽然有时没有去看，第二天也必细阅报纸，看谁胜谁负。人类都有同情弱者之念，所以我总希望“凤”胜。以后“大刀山”及“凤”都退休了。“凤”之弟子“锦”也成为横纲。
暑假过了之后，我又进入成城中学。此时我的日文及数学在校外已经补习不少，我只注意英文一课。英文需要暗记生字，我了解力虽强，记忆力却不甚佳，以后买了一本《英语单字记忆法》一书，依书中所言方法，才会记得。中学生活不过如此这般，我总希望暑假来临。我又决心不能考上帝国大学，绝不回国。所以在成城中学三年，我均留在日本。
第二年暑假，我似与侨生梁贻隆同住一个“下宿屋”之内。“下宿屋”与旅馆不同，旅馆是营业的，客人很多，下宿屋是居家将其余室租给人住，而收取租金及伙食费。下宿屋比较清静，伙食亦比旅馆好些。我同梁君各住一室，除了补习之外，常常下棋，往往由早餐后开始，一直下至夜里熄灯时为止。然一盘棋最多不出一小时，因为我们均不能深思，因之下棋也不会进步。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4节 看电影
我在出国以前，已经看过电影，第一次看到的为日俄战争之电影，是拍成么，是画成么，我不知道。当时我大约六七岁，我记得有一队日本兵行至河边，看见没有渡船，均投身河中，积尸成桥，后来者便踏尸过河。又有两个日本兵坐在短垣之上，将枪作杠，将其他日本兵运至垣上，而后跳到垣的外面。电影只映二三十分钟，继以“天胜娘”的魔术，我记得有一个足球能在天上飞来飞去，又记得有一骸骨，随音乐之声而舞。
到了日本之后，最初一年，我不看电影，一次同杨允修、林振成同往浅草电影院去看，他们数人看得津津有味，我却觉得模糊不清，盖不知道自己“近视”之故。到了配了眼镜之后，才知道电影是鲜明有趣。
我非暑假，绝不往看电影，因为学校设在牛込区若松町，电影院集中于浅草，两地距离较远，神田区神保町有一间锦辉馆，距离牛込町亦远。暑假之时，我们均搬在神保町一带之旅馆或“下宿屋”去住，到锦辉馆看电影，不必多花时间。日本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都是四小时，每星期六换片一次。当时日本电影极其幼稚，“电影”在日本译作“活动写真”，“写真”乃相片之意，“相片”既是活动，当然需要动作，而与舞台戏之注重说白者不同。但是日本电影，往往两人相对而坐，交谈了二三十分钟，当时尚是无声电影时代，日本电影院固然有一“辩士”说明，但亦无聊之至。
锦辉馆的观众以中国留学生为最多，它为迎合中国人胃口之故，均映西洋片。每天由七点开始，至十一点散场，即共演四小时。四小时中，先演笑剧片一种或两种，费时一小时，次演文艺片一小时，而后再演压台戏两小时。
先从笑剧片说起，笑剧片均由美国输入，此时卓别林才出风头，日人称之为“酒精先生”，另有一位“威士忌先生”，其体形、脸形、须形、服装以及走路方式完全与“酒精先生”（卓别林）相同，观众不能分别孰是“真正陆稿荐”。两者演技，观众一样欢迎，不久之后，不知何故，这位“威士忌先生”忽然不见了。有人以为卓别林以其妨害商标（指服装、须形及走路方式），告到法院，卓别林得到胜诉，所以“威士忌先生”不再见面。除卓别林所演的笑剧之外，又有一位极胖的人（日人称之为“デブ先生”）演的笑剧，复有一位又高又胖及一位又矮又瘦的人共演的笑剧（似就是吾国称之为劳来、哈台者）。这种笑剧颇受观众尤其小孩子的欢迎。
说到卓别林，又想到“罗克”来了。此两人均演笑剧，但两人之戏路不同。罗克所演的是胡闹，看了之后，没有一点印象。卓别林所演的是幽默，看完之后，尚有余味。抗战以前，我在南京，看过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幽默之中含有悲哀之意。即人非盲女，不会同穷人讲爱情；人非醉汉，不会与穷人做朋友。盲女目明了，她就视你如路人。醉汉酒醒了，他就与你断绝友谊。这是多么看破世情的事，而卓别林演来，却令人捧腹不已，技术高妙，堪称绝顶。
次说文艺片，文艺片大率出品于意大利，我犹记得两片，一片之名为《火》，分做上中下三卷，上卷为《焰》，说明男女爱情刚刚发生之状。中卷为《火》，说明男女爱情如火燃烧到了顶端之状。下卷为《灰》，说明“从此萧郎是路人”。另一片为《威尼斯之梦》，说明一个男人，坐在船中，看见桥上一位贵妇，向他一笑，取下胸前所挂之花，向船中掷去。这个男人急急弃舟登岸，而贵妇已经不见了。是晚男人做梦与贵妇相会，醒时，不知昨天舟中所见者为梦乎，抑或现在醒时之情况为梦。“庄生梦为蝴蝶乎，蝴蝶梦为庄生乎。”此情此景有些相似。所以到了今日，尚能记得。
最后说明压台戏。此时美国的侦探片甚受观众欢迎，每片甚长，多者至一百余卷，当演廿四小时以上，所以每星期只演八卷。我最初看到的是Broken Gold，即欧洲有一小国王，崩时，遗下金片。金片分裂为二，必须两片合起来，才会知道宝藏所在。于是就发生了侯爵、强盗及一位美国女记者的斗争。忽而此一半为侯爵所得，忽而那一半又为强盗夺去，忽而女记者又得到了这一半，当一方得到两片之时，窗外又来了一个手枪，令对方将金片交下。每次情节达到最高潮之时，都闭幕不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大家都要知道最后结果，只有等待下星期六换片，用此引诱观众，观众亦愿意受其引诱。又有一片，名称为Black Box，有一位科学家发明一种药水，药水涂在衣上，别人就不会看见。某日此位科学家忽然为人勒毙，而衣裳也复失掉，这样，便展开了侦探与强盗的斗争，最后发现强盗就是科学家之女的爱人。
当时电影都是天然色的无声片，固然片上时时现出字幕，然写的是英文，又复简单，需要一人说明。说明之人叫做“辩士”，他站在银幕之旁，依幕上人物之动作，用各种口吻或声音，说明幕上所演。影片能否招揽观众，不但要看影片之内容，而且要看“辩士”之口才。所以“辩士”的地位，在日本颇见重要。我还记得锦辉馆有一位说明笑剧的辩士，姓名为“柳如是”。这好像中国人的姓名，极受观众欢迎。一次有数星期之久，不见他出场说明。某星期六他又出场了，楼下小孩大叫“ヂ——ヂ——”（Gi——Gi）“ヂ——ヂ——”为“公公”或“叔叔”之意，我们中国人都愿意多花一倍钱坐在楼上，也鼓掌欢迎。由此一端，可知在默片时代，“辩士”之重要。
毕业回国之后，我先在上海。上海电影院只演两小时，我觉得不过瘾。以后习惯了，又以两小时以上，时间太长，所以今日凡演至三小时以上的电影，或分做上下两集，而演两次的电影，不但我，就是一般人也不愿意去看。我奉告国内制片商，拍电影，不要拖得太长，太长使人厌倦，不如精彩一点还好。
此时日本出版了许多电影杂志，我都买下来看。要拍电影，必须知道文学、美学，还要知道心理学。我敢说一句话，我做导演，也许比任何导演都高明。电影拍得好不好，演员固然重要，剧本更见重要。自梁祝以后，国产时装及古装影片，黄梅调的歌剧电影，观众都不甚爱看。为什么呢？剧本写得太差，而在歌剧，词坏，音乐没有变化，导演复有问题。梁祝电影的来源值得我们研究。
音乐，听得顺耳的都是好音乐。图画，看得顺眼的都是好图画。文章，念得顺口的都是好文章。民族性不同，一个民族认为美的，别个民族也许认之为丑，披头的歌唱，我听得极不耐烦。西片中男女拥抱，深深的长吻，我认为有关风化，应该剪去。印象派的图画，我更看得不顺眼，不知好在哪里。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5节 进入三高
三高设在京都，即在西京。以我的成绩，本可留在一高，但东京太过热闹，西京寂静，适于读书，我第一志愿是三高。果然如愿以偿。
与我同赴三高报到的，是一位四川人陈某，他是第二部学生，最初住在三高邻近吉田町的“下宿屋”，除我与陈某两人之外，尚有一位帝大学生马洪焕君。马君现在台北。
西京果然寂静，其市区，据说是模仿唐代长安，共有九条大街，街名为一条、二条，而至九条。三高则靠在比山附近，京都帝大在其对面。当时三高校舍，还是木板造的，就是京都帝大，文科、法科也是木屋。日本办学，先致力于购买图书仪器，而后才来建筑华丽的校舍。贫穷国家只得如此，投巨金于校舍之建筑，图书空空如也，仪器又空空如也，只于讲堂之内，挂了一个黑板，排了数十椅桌，这种办学，我不赞成。
这是少有的事，当时与我同班的，竟有中国学生四人，即除我之外，尚有韩树业、吴瀚涛与杜国兴三人。韩树业是比我前一年考入高等的，大约是因病休学一年，杜国兴虽是与我同年考入一高，但当时他在二部。只唯吴瀚涛与我在一高时同班。
高等学校一部，又分英、德、法外国语三组，入英文组的，以德文为第二外国语，其他两组均以英文为第二外国语。高等学校课程不多，三年之中，据我记忆，只有英文、德文、汉文、日本古文、西洋历史、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概论数种。其中以英文、德文之授课时间最多。
英文三年都有，第一学年及第二学年每星期八小时。第三学年减少至六小时，因为英文在中学都已学过。奇怪得很，第一年之英文乃用最难解的文章，而我所花的时间亦最多。因为日本学校之教英文，注重阅读，不是由老师讲给同学听，而是每课指定一二学生译为日语，讲给老师听。学生讲了之后，再由老师指其误译之处，询问学生，如何翻译。别的学生解释之后，才由老师从头至尾，细加解释。每位学生均怕老师指定他，所以须先准备。我们是中国人，更怕日本学生看不起我们，所以每天放学之后，翻字典，翻英文熟语字典，翻个不休。三年之中，英文字典似翻坏了三四本之多。
德文也是三年都有，第一年每星期竟然多至十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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