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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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休。三年之中，英文字典似翻坏了三四本之多。　　　　
　　　　德文也是三年都有，第一年每星期竟然多至十二小时，第二年十小时，第三年八小时。中国学生在一高预科之时，均已学过德文，日本学生则均初次学习。德文是由文法开始教的，而要记忆文法，又须把日文译为德文。名词之“性”及“格”，动语形容词之语尾变化，单单记忆是记忆不来的，必先会写简单文句，才会记得。所以讲授德文与讲授英文不同，最初不但学习阅读，还要学习缀句，缀句由学生分开去做，写在四壁黑板之上，而后由老师更正。第一学期，一方念文法，同时念浅显的课本。第二学期，课本加深了。第二学年更加深了。到了第三学年，反觉得所教的德文并不甚深。因为第二学年之德文是很深的，Gothe的文章，其他浪漫派的小说，均在第二学年讲授，当然花去我们准备时间不少。因为教德文，也是同英文一样，先由学生讲，而由那一位学生去讲，则不依名次，而由老师临时指定之故。　　　　
　　　　汉文是念吾国古文，该老师特许中国学生用汉文解释。但是我们均不能得到很好的分数。因为我们过去念古文，只求大意，至于一字一字如何解释，未必知道。日本学校，自中学开始，就要念汉文。日本第一部历史是用汉文写的，如果不学汉文，如何知道日本过去历史。在五四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生有的用白话解释汉文，该老师说：“奇怪，何以你们所写汉文，我未必了解。”日本历史似在高等学校也曾讲过。奇怪得很，什么战国时代，什么南北朝时代，竟然和中国一模一样。　　　　
　　　　日文古文只教一年，这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也认为不易解释。因为日本古文，有的完全用汉字写，依汉字之音，其意义又与汉字之本来意义大不相同。有的是“俳句”，有的是“和歌”，什么《源氏物语》，古代诏令，实在不易解释。　　　　
　　　　西洋历史共讲两年，每周四小时，由古希腊开始，一直讲下去，讲到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结束，才讲至法国革命，可知分量之重。这位老师，我已忘记他的姓名，他口授，我们笔记。他讲得极好，应简单处简单，应详细处详细，且教我们看许多参考书。我对于西洋史，略有心得，不能不归功这位老师的启发。　　　　
　　　　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三门功课，每门只教一学期，一星期两小时。论理学及心理学由斯藤先生讲授。我对于论理学甚感兴趣。今日台湾各大学之论理学，大率是一学年课，每周三小时，而学生听了之后，多不了解，大约教授法有问题。我十六未满，即离开中国，说起来很觉奇怪，国文得力于三门功课者甚多，一是英文文法，由英文文法推想到中文文法。二是平面几何，几何学之证明须用最直接的方法，倘令弯来弯去，纵令证明不错，也是零分。由此训练文章的简洁，不会流于嗦。三是论理学，知道论理学，做文章，才会合于逻辑。从前认为说得通的，自读论理学之后，才知不合逻辑。伦理学另由一位先生讲授，大约他讲得不好，所以我没有印象。　　　　
　　　　哲学概论似亦讲得不好，我只有去买参考书来看，而除哲学概论之外，又看西洋哲学史。说来说去无非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我当时对于西洋哲学的评价，未必甚高。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6节　三高发生风潮

　　　　留学日本满满十一年，学校发生风潮，只在三高看到了一次，目的在于驱逐来校不及一年的校长。而风潮并不是由三高学生发动，而是由三高毕业生之在各帝大肄业者，或已毕业帝大而在各种机关服务，且已有地位之人出来鼓动。　　　　
　　　　其驱逐校长的原因是这样的。三高有两位教员，一位教法文的，一位教英文的，在校年间已久，校长以其教授法不甚高明，请他们辞职。说老实话，那位法文先生的教授法如何，我不知道。至于那位英文先生的教授法确有问题。他教我们这一班，是以英国文豪Johnson传为课本。此书在二年级时，已经觉得容易。先生纵不说明，我们学生亦会了解。不过这位先生念英文，已经难听了，而他又是九州人，满口九州话，日人称之为“九州辩”，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亦觉得其话难懂，先生之相貌有点像书本中的Johnson。　　　　
　　　　校长请这两位先生辞职，未必不妥，但由此竟然激动了三高毕业生的愤怒。一天三高出身的“前辈”，在校园中，召集学生开会，时为下午二时，阳光明亮，而风潮却在此时发展。他们起来作激烈演讲者有三四人，大约以为两位先生是我们老师，校长不过文部省（教育部）派来的职员，不能随便驱逐先生。驱逐先生就是破坏三高的“自由学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三高学生听了“前辈”之言，只有接受，要求校长辞职。校长以为我是校长，学生不能目无尊上，这样僵持了两三星期。据我记忆，风潮虽然激烈，而罢课之事却未曾有，因为罢课乃自己破坏学业，所以大家皆不愿意罢课，不过两位先生已经停课，不再上班而已。　　　　
　　　　风潮是在寂静中开展，日本文部省没有任何举动。其实，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任何集会，每年学生毕业，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更没有校长训话之事。他姓什么，名什么，学什么，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他离校与否，由在校学生看来，无关紧要。何以“前辈”一定要驱逐校长，实在莫名其妙。其后校长决定于学期结束时辞职。此时学生的态度，我至今还认为可爱，派了代表，向校长俯首称罪，甚至流下眼泪，赠送了一个纪念品。校长亦流泪，勉励学生用功，一场风潮宣布停止。　　　　
　　　　后来另有一位德文先生，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学校（他是由一高出身）标榜自由，其实，哪里有自由呢？那两位先生应否离职，事已过去，不必再谈。而你们驱逐校长，不过受了毕业生的煽动。毕业生牵着你们鼻子走，你们那有自由。”下课之后，我们一班学生都认其言不错。　　　　
　　　　三高的学校风潮是很安静，没有罢课，没有标语，也没有什么口号，一切同平时一样。而风潮发生的原因，多数学生又莫名其妙。那两位教员讲学实在有点问题，何以不许校长解聘。解聘之时，校内学生本来没有反应，何以三高毕业生出来反对，而三高在校学生亦附和起来。所听到的是校长破坏“自由学风”，而解聘教授法不甚高明的教员，又与“自由学风”有何关系。这几种问题，我至今还不了解。然而校长宣布离职那一幕，即校长与学生代表互相对泣，互相称罪那一幕，我却深深地受了感动。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7节　京都帝大

　　　　三高毕业之后，我住惯了西京，即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此时早已由吉田町搬到帝大后面的白川旅社。旅社有木造房屋十余座，每座四间，楼上二间，楼下二间。住在那里的，日本学生居多。最初中国学生似只有我同杜国兴两人，其后，中国学生渐渐加多。　　　　
　　　　“法学部”分为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法律系学生最多，经济系次之，政治系最少，全班不过二十余人，中国学生似只有我一人。政治系的课程大部分是法律系的，而与法律系学生合班；小部分是经济系的，而与经济系学生合班。政治系特有的课程不过数种，即政治学、国法学（有似于比较宪法）、政治思想史。讲述政治学的先生是佐藤丑次郎。佐藤先生上课只有一个月，即赴欧洲考察，然其区别总统制与内阁制，极有条理，而且明晰。他讲书与其他先生不同，其他先生都是他念一句，我们学生笔记一句；佐藤先生则轻松地讲述，中间又夹杂以许多诙谐之语，全班学生一二百人（大约各系学生选修政治学一课者不少）无不哄堂大笑。　　　　
　　　　大学讲书采用笔记之法，各教授皆有著作，然分量太多，我们只能买之，供为参考之用。全体学生无不上堂听讲。固然他讲一句，我们写一句，然皆摘取书中之要点。而且笔记之时，耳听、手写、目视，已经记得一大半了，以后考试，也觉容易。　　　　
　　　　此时法律系同学有一位江西人陈锡符（即陈天鸥）。凡上法律课时，我都是与他坐在一起。因为遇到不能笔记之时，彼此可互相参阅。陈同学先我一年考入一高预科，中间休学一年，所以我入京大政治系之时，他也入京大法律系。在许多朋友之中，此君最见聪明。口才佳，文笔佳，有一次国内学生来日参观，到了西京之时，我们开会欢迎，公推陈天鸥同学报告日本学生情况。此时马列主义极其流行，东京各大学学生常常分为两派。而在早稻田大学，两派斗争至于用武。陈同学说明学潮，听来，令人忘倦。我教他福州小调，他不会说福州话，唱起来，不但不错，而且好极。　　　　
　　　　大学恐怕学生忘记了外国文，所以每学年都有外国文一课，课本不是小说、杂文等文学之书，而是各学系的课程。我记得，政治系第一学年是以Oppenheimer的“国际公法”为课本的，学生对此课程，不甚重视。因为学校已有国际公法一课了，此不过令学生看看英文，考试之时，亦不过印刷了书中一段文字，令学生译为日文。陈天鸥同学告我：“我们留学日本，只知英文，在学术上不能与欧美留学生竞争，必须知道德文或法文。”我平生最能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陈君之言不错，我又选修德文，课本是Anton　Menger的Neue　Staatslehre。后来我与陈君同译是书，遇到不易了解之处，即请教先生。书译成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知何故，出版之时，只用我一人姓名，我将稿费一半交与陈君，而对于该书译者没有陈锡符之姓名，于心甚觉不安。但后来再想一下，此书译得不好，没有他的姓名，还可以保全他的名誉。　　　　
　　　　要学外国文，我认为翻译是最好方法，因为看书可以忽略过去，而译书则非每字、每句皆懂不可。所以大学毕业之时，我的德文似比英文好些。抗战八年，一切书籍均丢在南京，而政校的图书馆又无德文参考书。我的德文已经忘记了一半。来到台湾之后，发觉台大法学院有不少德文写的名著，我即决心再学。借出Jellinek的Allgemeine　Staatslehre，向书店购买了《独和字典》，每早决定翻译一页，过了三个月之后，渐渐恢复过去的德文程度。所著《政治学》一书第一章多引用Jellinek之言，原因实在于此。　　　　
　　　　政治系课程不多，我有时间去看别的书籍。关于法律书，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等是与法律系共同必修。我对此不感兴趣，除了上课，笔记讲义，并参考各教授之著作，以补充讲义不够详细之外，不再看别的参考书。我所看的以经济学方面及社会学方面之书籍为多。因为看过了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所以我以后著作，总喜欢说到某一现象之经济环境。关于社会学，我所注意的是动态的社会学，即社会发展之情状。这两类书籍对我很有影响。至于政治学一课，老实说，在大学时，反不甚注意。回国以后，虽在各大学讲授政治学，亦未曾看过“政治学”参考书，所看的乃是各种问题之专门著作，而尤以德人所著的“国家学”居多。阅者若已读过我的《政治学》，就可知道。其实，德国的国家学乃有似于政治学，又有似于比较宪法。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8节　大学的自由空气

　　　　在日本各大学，尤其帝国大学，是采取教授治校之制。教授由国家任命，一经任命，除自己辞职之外，绝不中途罢免。大学的讲学是极自由的。宪法一课，有的教授主张主权在民，另一位教授无妨主张天皇至上。经济学一课，我还记得，河上肇主张马克思主义，而田岛锦治则采用正统派学说。学生选课完全自由。其实，听讲的学生，双方人数相差不远，均有二三百人之多。讲堂是半圆形的，学生座位由低而高，约有十余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左右。因为半圆形，而且自低而高，所以不问你坐在那里，都可看见黑板之字。而教授发音亦听得清楚。盖建筑讲堂，最重要的是传音，音不会散，也不会回音，这是讲堂与其他房屋不同之点。　　　　
　　　　校长由教授会选举，每三年一任，但往往连选连任。校长大约选择年龄已高，在学术上又有名望之人为之。当我在京大时，校长是荒木，他是医学院教授。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集会，连毕业典礼、校庆纪念也不举行，因此，我们看见校长的机会差不多没有。　　　　
　　　　各学部部长（即各学院院长）亦由各该学部教授选举。身负重名之人往往不愿就部长之职，因之部长或由年轻的人担任，甚至以副教授（日本称之为助教）担任。他与学生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京大之时，法学部部长是谁，乃不知道。　　　　
　　　　校长与部长是以发展学术为其最高任务，一般事务另有一个事务所，直接附属于文部省（教育部），校长只负监督之责。而究之实际，学校事务不多，校长未必实行监督，因之校长的职务很见轻松。这与吾国大学现象大不相同。　　　　
　　　　吾国各大学都有不少职员与工友，奇怪得很，我在京大三年，很少看到工友，固然讲堂等是由工友扫除。工友大约于下午下课后或上午上课前，早已扫除干净了。　　　　
　　　　说到职员，法学部学生有一千余人，而职员只有一名，另有一位小孩帮忙，我们选课，向他报告；我们有挂号函件，向他领取；我们考试之成绩如何，向他打听；甚至大学出版的法学论丛及经济论丛，也由他发给。事务不可谓不多，而他一人管理，竟能不慌不忙。日本学校皆尽量减少人事费，增加物件费，以充实各种设备。　　　　
　　　　管理全校事务的机构，名称什么，我已忘记。平时很难看见他们，与今日台湾各大学，五步一主任，十步一股长之情况，大不相同。每年缴纳学费，才看到他们。第一次我往缴费，觉得奇怪，人数无多，除主管一人是男性之外，其余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有各种组织，学生的思想也极复杂，有的主张社会主义，甚至主张马列主义；有的赞成国家主义，甚至赞成军国主义，学校皆不干涉，听他们自由发展。总之，在民国十一二年之间，亦即日本大正十一二年之间，日本思想界是多姿的。到了后来，法西斯主义得势，日本军人就由军界进入政界，再由政界进入学界。凡主张自由主义的教授多被政府放逐。在京大，有行政法教授佐佐木之离校，有刑法教授陇川（我在西大时，他教我们刑法，其思想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当时他还是副教授）之免职，有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之被捕下狱，这都在我离开日本后发生。日本称之为“京大七（？）教授事件”。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9节　“心中”与切腹

　　　　所谓“心中”即情死之意，情死何以叫做“心中”，我们实在莫名其妙。日本报纸之上常常登载“心中”之事。日本人以为男女爱情到了升华之境，不能结婚，就要“心中”。他们常常讥笑中国没有“心中”，因为中国人太过理性，尤其受了宋代理学的影响，以男女之事微不足道。以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的情爱，宝玉竟与宝钗结婚，结婚虽在精神恍惚之时，而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恩爱还是很好。民间虽有梁祝故事之传说，然而他们两人不算“心中”，梁是因情而死，祝则因梁之死，以身殉情。苟令梁山伯能够“珍重年轻有用身，放下婚姻谈友爱”，祝英台不会做出“就是那十八层地狱，我也要跟从”的事。　　　　
　　　　关于梁祝故事，我幼时未曾听过。最初能够知道梁祝姓名的，是在重庆时代。一天我同长儿公强由南温泉坐船回小温泉，船至半途。吾儿忽然喊道：“爸爸，快看，快看那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以为是他的同学，回顾山之前后，没有人影，就说：“那里有人。”他指着树上，又喊道，“看吧，看吧。”树上栖有两只鸟，大约是一雄一雌，羽毛红黄斑斑，极其艳丽，鸟比鸽子还小，其中一只，尾巴极长，有二尺左右，色泽亦极美艳。此鸟我未曾看过，不但台湾没有，恐怕除了四川之外，各省也没有。我才晓得所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指这两个鸟。何以同一种类的鸟，名称不同，而名称又与人名相似。我未加穷究。过了数天，与朋友同坐船中，又看见了梁祝，朋友告我梁祝故事。由今想来，在江左一带是谓梁祝化蝶，而在重庆一带则谓梁祝化鸟。不问化蝶化鸟，各省民间普遍的有这传说，则无疑问。　　　　
　　　　话又说到别处去了。日人崇奉佛教，“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这载在哪一种佛经，我不知道。但《宋书·卷五十二·褚叔度传》及《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均有斯言。日人何以不反对自杀，且认“心中”为一个值得钦佩的事呢？　　　　
　　　　此时，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有一位教授，姓名为厨川白村（？），他提倡“恋爱至上”。以为恋爱是博爱之本。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恋爱是排他的，是占有的，占有对方，而排斥别人之占有，这是恋爱的本质。博爱刚刚与此相反，不排他，不占有，并且以己之所有，施舍给别人。“爱”固然一样，因为上面加有不同之字，其本质就相反了。　　　　
　　　　厨川白村似曾著了一本《出自象牙的塔》，此书颇见流行，我因为“吾道不同”，所以未曾购读。有一年，厨川果同一位有夫之妇“心中”了。报纸争报导，杂志争批评，誉毁各半，其实这种男女之事乃社会上常有的事，是非善恶，人各一辞，不必用道德观念去批评，也不必用时髦眼光去赞扬。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说别的方面去了，宋代理学家摆起面孔，不谈男女之事。其实，中国一部历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也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可否应用唯生史观，亦有问题。若勉强求之，似是“唯性史观”。张竞生之《性史》不过诲淫之书，毫无价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为据，古代历史以为证，则《性史》的价值便不同了。孔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亦说：“食色性也。”孟子且以“男有家，女有室”，“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为王道之始，何曾不谈男女之事。三代之亡，亡于女祸，夏无妹喜，殷无妲己，周无褒姒，历史也许改观。吴王夫差欲报杀父之仇，日夜勤兵，二年果败越师于夫椒。这个时候，夫差不失为一位英明之君，后来得了西施，还能数败齐师，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最后竟为西施所误（这事大有问题），不灭越，而北上与晋争长，终而越师伐吴，夫差兵败自刭。孔子为鲁大司寇，摄行相事，三月鲁国大治，齐人惧，乃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鲁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孔子遂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败死”。吴鲁两事也可以证明女色之祸，而属于唯性史观。更看后来的历史吧，西汉之亡，亡于元后母家王氏，东汉之亡，亡于外戚与宦官之争，这都是由“性”的关系，而发生姻戚，由姻戚之弄权，而致国家灭亡。八王之乱，由于贾后，贾后之立，又由于武帝之后杨氏保荐，这又是性的关系了。隋代之亡，亡于独孤后要立次子炀帝。唐代之乱，乱于玄宗之嬖爱杨贵妃，信任杨国忠，这又是由于“性”之关系了，诸如此类，不但吾国，外国也是一样，克罗巴特拉鼻子低了一分，欧洲历史必将改观，这是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性”实为国家与亡的原因。　　　　
　　　　更进一步观之，由两性关系，生育了许多儿女，人口过剩，粮食不够供给，那便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关于此点，我在《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卷之中，不断地加以说明，现在无须赘言。如果有人愿意做一部“唯性史观”之书，我愿意供给资料。　　　　
　　　　话须转到题目了。日人不反对自杀，因之“切腹”又视为英雄好汉最后的勇敢行为。我在日本之时，日人所最崇拜的，不是西乡隆盛，也不是伊藤博文，而是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之时，乃木立了战功，官阶升为大将。他感明治知遇之恩，于明治死时，夫妇两人皆切腹殉主。据日本一位老师告我，在吾人身体之中，腹部最能忍受痛苦，切腹乃选择最缺乏神经系统的部位，实行自杀，比之中国古人之自刭，容易多了。到底如何，吾人不欲研究。　　　　
　　　　案自杀之风，也是由吾国传入日本的，鉏麑不杀赵盾，而自触槐而死。不杀赵盾，因其忠也；触槐而死，报灵公也。越与吴战，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死。用自杀以引敌人之注目，乘敌人之注视自杀，进兵攻击，这种战法是奇特的，西洋人不会有，亚洲人可以做出。田横五百壮士无不自刭而死，中国民气在东汉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