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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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元凯

拟古九首（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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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隐，从此开始躬耕自资的生涯。义熙十四年，刘裕杀安帝，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篡晋称宋，废恭帝，并于次年杀之。已经归隐十六、七年的陶渊明，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寄托对晋朝的怀念，和对刘裕的愤慨。《拟古》九首，联章而为一组，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所指出：“此九章专感革运。”这里是其中的第三首。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遘，遇。仲春二月，逢上了及时雨。第一声春雷，亦从东方响起——春天又从东方回来了。“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众类冬眠之蛰虫，暗中皆被春雷惊醒，沾了春雨的草木，枝枝叶叶纵横舒展。以上四句，“众蛰”句承“始雷”句来，“草木”句则承“遘时雨”句来。此四句写出春回大地，大自然一片勃勃生机，“草木纵横舒”之“舒”，尤其传神。杜甫《续得观书》“时危草木舒”之句，颇可参玩。“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一双刚刚到来的燕子，翩翩飞进我的屋里。“翩翩”、“双双”，两组叠字分别举于句首，活泼泼地，直是状出燕子之神态。如在目前，毫不费力。“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先巢”、“旧居”，皆指旧有之燕巢。“相将”即相偕。梁上旧巢依然还在，这双燕子一下子便寻到了旧巢，飞了进去，住了下来。原来，这双燕子是诗人家的老朋友呢。曰“相将”，曰“旧居”，看诗人说得多么亲切，这已经是拟人口吻，我亦具物之情矣。燕子之能认取旧巢，这件寻常小事，深深触动了诗人之别样情怀。他情不自禁地问那燕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自从去年分别以来，我家门庭是一天天荒芜了，我的心仍然是坚定不移，但不知您的心情究竟如何？“我心固匪石”之句，用《诗经·邶风·柏舟》成语：“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此句下笔极有力度，有如壁立千仞；亦极具深度，实托喻了诗人坚贞不渝之品节。“君情定何如”之结句，则极富风趣，余味不尽。倘若燕子有知，定作如此答语：纵然君家门庭荒芜，可是我心亦依然不改，只认取旧家故巢而已，不然，又怎会飞回君家呢？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谓：“末四句亦作燕语方有味。”此说实不通。“门庭日荒芜”，“日”者，一天天也，门庭一天天荒芜，此是主人所见，故非燕语。

诚如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所评：“此篇托言不背弃之义。”那么，陶渊明的弃官归隐，与不背弃晋朝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当义熙元年陶渊明弃官归隐之际，东晋政权实已掌握在刘裕手中。《宋书·陶潜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出仕。”至晋亡以后，陶渊明之诗文，亦绝不书宋之年号，即不奉其正朔。如实地说，归隐之志与故国之思在陶渊明原是一致的，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说，这就是节义。品节道义，是陶渊明一生之立身根本。

陶渊明此诗之艺术特色，令人称道者实多。首先是极为风趣又极具风骨。诗人与燕子之对话，十分风趣、幽默。在这份风趣、幽默之中，却蕴藏着一种极严肃的人生态度，极坚卓的品节。这是诗歌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其次，是以众蛰惊雷、草木怒生的大好春天，与“无人可语，但以语燕”（《陶诗析义》）的孤独寂寞相对照，从而默示出诗人悲怀之深沉。大好春光愈热闹，则诗人之孤独寂寞便愈凸出，其悲怀之深亦愈突出。再次，是语言平淡自然而有奇趣精彩。全诗语言，读来平淡自然，可是细心体会，诗人用“时”、“始”、“舒”、“新”等语，表达春天一到大自然就发生的那种种最新变化，是多么锐敏、精当。用“我心匪石”之成语，中间施以一“固”字，表达故国之思，其从容不迫之中，又是何等坚卓挺拔。东坡曾说：“陶渊明诗初读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引）确是会心之言。人们常说陶渊明诗是绚烂归于平淡，其实，要从平淡自然之中，见出其奇趣精彩，尤其是一段绚烂之精神，读陶渊明诗方是不枉。

作者：邓小军

拟古九首（其四）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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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意思是摹拟古诗，此诗张玉穀说是“拟登废楼远望而伤荣华不久之诗”（《古诗赏析》）。登高望远而有所思，乃是古诗中最常见的意境。此诗明言“拟古”，则登楼之事，未必实有，而只是虚构形象，借以抒发情怀。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迢迢”、“百尺”都是形容楼高，李商隐诗句“迢递高城百尺楼”（《安定城楼》）大概由此而来。“四荒”，四外极远之地。由于楼高，极远的地方都看得很“分明”，这又可看作是从对面来写楼高。“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这两句是说，这座楼傍晚有云彩飘入，早晨有飞鸟鸣聚。这一方面还是形容楼高，王勃形容“滕王高阁”“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笔法相似。另一方面，是写此楼之废，只有云鸟栖息，而不见人踪。这几句写楼高、楼废，乃诗人兴感之由。“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所见远，所思广。“茫茫”，既见地域的广阔、思绪的浩茫，还表示平原上一无所有。这两句极具苍凉的情致，为登眺名句，李峤的“山川满目泪沾衣”（《汾阴行》）、晏殊的“满目山河空念远”（《浣溪沙》）当皆由此脱化。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以下就是慨叹了。“此场”即指所望中的山河、平野，古来有多少人在这里角逐啊，角逐之时又是那么激昂慷慨，似乎人生的一切追求莫大于斯。而“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北邙”，山名，在洛阳城北，东汉以来君臣多葬于此。这是说，这些“功名士”到头来一个接一个寿终正寝。从前面的“慷慨”到这里的“一旦”“相与”，见出命运的无情、功名近乎儿戏。身后情形又是怎样呢？“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坟上表示万古不凋的松柏也被人砍伐了，露出了高高低低的坟头。“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遗主”，死者的后代。这两句说：倒塌的坟基也无人修理了，死者的游魂在哪里呢？也就是说，连魂也找不到一处安身的地方了。这些“功名士”身后未免太凄凉了，他们功在哪里、名又在哪里呢？作者最后说：“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诚足贵”是揣摩生前、“慷慨”时的心理，但看看死后的冷落，真正是“可怜伤”了。“怜”、“伤”，同义反复，是加重感叹。

陶渊明在不少诗中都表达了“荣华难久居”的思想。否定功名富贵，就是对自己归田躬耕生活道路的肯定。这是陶诗的基本主题之一。其它诗多是运用自述的写法，从自己的素怀、从当前的生活，絮絮道来，心情显得比较平静；这首诗则是登楼怀古，境界高远，感慨遥深。这与平素的“散缓”风格自是不同。前面写楼，已暗寓了废替之叹；后面怀古，生前、死后的对照，死后的悲哀，着墨甚多；而慨叹的“功名士”又为争疆夺土之人。这些都表示了：此诗不单是一般的“伤荣华不久”，而还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论者谓为寄怆于“国运更革”、晋宋易代，这是很有可能的。

作者：汤华泉

拟古九首（其七）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雲间月，灼灼叶中华。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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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拟的是古代那些表现“美人迟暮”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古诗”中有，不过，对照起来，拟的更像曹植的《杂诗》“南国有佳人”之类。

诗写的是佳人在春天的一个“日暮”和“清夜”的感触。日暮的景色很美，天空万里无云，显得何等澄澈；春风把微微的暖意一阵一阵地送来，叫人感到多么舒适。面对如此景色，自然使人为之心旷神怡，而春风又似乎对人特别有情，殷勤地传布着“微和”，显得人情物态的极为融洽。“日暮天无云”，即目生情，出语清新自然，“春风扇微和”，“扇”的拟人，“微”字的体贴，都富于情意。这是“日暮”。“清夜”的景色又将如何呢？天色、暖意当亦如之，而后面又补写了“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显出更是花好月明，景色就更加迷人了。“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佳人喜爱这清夜，彻夜酣饮，唱歌直到天明。“佳人”，美人，富于青春活力的女子，面对如此的良辰美景，自然激发了她的生活热情，激发了她对美好人生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她的“酣且歌”，是对春景的陶醉，也是对人生的陶醉，如同后来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所写：“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虽则活动内容不尽相同，而心情则是一样的。上面的写景抒情，写日暮景包含清夜，而“美清夜”又暗含日暮，清夜景又见于后幅，用笔错落互见，不同于靖节惯常的平叙，赏者当有会于心。

后幅是乐极悲来了。“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竟”者歌终也，“持此”犹得此、对此之意。大凡人们面对美好的事物，常常是爱之又惟恐失之，如此春夜，真叫人喜不自胜，但转念一想，它又能存在几时？佳人还会想到：自己的芳华又能保持多久？芳颜清歌又能否得到世人的赏识？这就是“持此感人多”的种种复杂意绪，“此”即良辰美景之谓也。下面四句或谓即佳人歌唱之辞，而理解为歌竟时的自言自语（即叹息之词）似更贴切。状“月”前用“皎皎”，又以云来烘托；状“华（花）”用“灼灼”形容，又衬以绿叶。这是多么美好，真是花月交辉啊。春夜越美，春夜在她的印象中越好，就越能反跌出她的惶恐、她的失意、她的焦虑。“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话语似不甚峻切，内在的情感分量是不轻的。曹植“南国有佳人”后幅是：“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作者代佳人说出心中的苦悲，这里是以佳人之口自传心曲，益显意深情婉。

与上述曹植《杂诗》一样，这首诗也是一篇寓言体作品，“佳人”显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执着，诗中“美人迟暮”之感，正见出他某种用世之情。组诗《拟古》作于靖节晚岁，这可见作者身处易代之时，也并未忘怀世事，失去生活的热力。钟嵘在《诗品》中举此诗以为别调，评云：“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认为此诗不是一般的“田家语”，也就是说它似乎别有寄托；认为此诗并非“质直”，而是辞采华美，这在靖节诗中确不多见。写“佳人”云云，全部陶诗一百二十多首，也只有这一篇。至于方东树说此诗“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昭昧詹言》），正可作“风华清靡”一语的注脚。

作者：汤华泉

拟古九首（其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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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发舒归隐之志的诗歌，往往是畅所欲言，而寄托故国之思的诗歌，则往往是微婉其辞。其中如《述酒》一篇，便隐晦曲折之至。所以，只论陶诗明白如话，其实并不全面。《拟古》九首之第九首，亦是一篇用比兴手法寄托故国之思的作品。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种桑于长江边，为期已是三年，似可望有所收获了。乍一看来，起笔二句所写不过是种桑之一小事，可是此一事象，实托喻着重大政治事件。桑树乃晋朝之象征也。西晋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晋武帝）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即晋惠帝）入朝，以此庐为便坐。”《赋》文并谓：“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可见以桑树象征晋朝，是有来历的。江边本非种桑之地，“种桑长江边”，此暗喻晋恭帝为刘裕所立。恭帝于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即位，至元熙二年（420）六月被刘裕逼迫禅位，前后正是三年，故诗云“三年望当采”。本来，桑树种植三年，则可望采其叶矣——此言其已当茂盛；君主在位三年，则可望有成绩矣——此言其已当自强。此在恭帝，虽说是无望之望，然而同情晋朝的人，毕竟望其能够固本自立。结果如何呢？“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枝条刚开始生长起来，却突然遭到山河变迁。曰“始欲茂”，实是未茂。曰“山河改”，则呼应“长江边”，不言而喻，洪水滔滔，江岸崩溃矣。长江边岂种桑之地？昔日种桑是于斯，今日毁桑亦于斯，此正喻说恭帝是为刘裕所立，亦为刘裕所废也。“忽值山河改”一句，触目惊心，虽是比兴，亦是明言矣。元熙二年六月，刘裕逼恭帝禅位，篡晋称宋，改元永初，山河变色矣。“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洪水滔滔，高岸为谷，冲断了树枝，卷走了根株。那洪水滔滔，正如沧海横流。三年之桑，毁于一旦。刘裕逼恭帝禅位，即废之为零陵王。“根株浮沧海”句，喻指此事。次年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便派人杀害了废帝。从“三年望当采”及“根株浮沧海”之句，可知此诗当作于恭帝被废之后，次年被害之前。恭帝被害之后，陶渊明是以《述酒》一诗，作出反应的。程穆衡《陶诗程传》云：“‘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所言甚是。从“枝条始欲茂”及“柯叶自摧折”看，晋室本来并非未作努力自强，“三年望当采”亦并非毫无来由之望，可是晋室终非刘裕之敌手，同情者之希望，也终于落空。“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此二句，从比兴之表面事象说，是写桑树既毁，春蚕遂无叶可食；蚕丝不成，寒衣亦无资源可制。从所寄托之深层情意言，则是表达天下同情晋朝之人包括诗人自己，当晋亡之后深深的失落悲感，其对于晋朝的依恋之情，亦见于言外。此二句所写晋亡及于人们之影响，托喻春蚕、寒衣之事象，但仍与桑树这一基本象征有密切联系，全诗构思，缜密而自然如此。“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者，根也。结笔两句，回向桑树，仍是双管齐下。表面意谓当时种桑既在江边，而未植根高原，则今日桑树根株全毁，又如何可以追悔！深层意蕴，则是当时晋室既依赖于刘裕，今日晋之亡于刘裕，亦无可追悔也。诚如黄文焕《陶诗析义》之所言：“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陶渊明此诗当作于晋亡之后不久。如诗所示，在陶渊明心灵深处，实痛愤刘裕，同情晋朝，对于晋亡，沉痛至深。这就说明，在归隐十六年之后，陶渊明亦决非一忘世之人，他对于世道政治，仍然抱有坚确的是非之判断，鲜明的爱憎之情。就是将他说为一道家，实亦未妥。同时，亦如此诗所示，陶渊明以一同时之人，能够对晋亡之一段当代历史，表达明晰之认识，提出清醒之教训。尤其“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二句，可以见出其清醒、理智之态度。这，显然又是与他早已弃官归隐，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了相当距离所分不开的。可以说，陶渊明此诗是一幅晋亡之诗史。

陶渊明此诗艺术造诣很高。诗中采用桑树这一晋朝之象征，喻说晋亡一段历史，比兴已可谓高明、得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此诗以比兴结体，桑树作为基本象征，全幅诗篇一以贯之，始终都未脱离这一基本象征。意象毫无支离之感。中国诗歌艺术，以比兴为根本大法。《诗经》之比兴，多局于开篇之起兴，简单之比喻。比兴至于《楚辞》，发展而为自觉之象征，寄托以深意，但亦多为片段，诗幅主体犹是直抒。陶渊明此诗，以同一象征性意象贯串全幅诗篇，极为完整圆满，而寄托遥深，不着痕迹。可以说，陶渊明此诗之创造，丰富了中国诗歌比兴寄托之艺术传统。

作者：邓小军

杂诗十二首（其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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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据其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句意，证知作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有八年。

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所云：“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音调，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人生无根蒂”四句意本《古诗十九首》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感叹人生之无常。蒂，即花果与枝茎相连接的部分。人生在世即如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没有着落，没有根柢，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已不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四句诗，语虽寻常，却寓奇崛，将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是为一喻，再比作陌上尘，又是一喻，比中之比，象外之象，直把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写了出来，透露出至为沉痛的悲怆。陶渊明虽然“少无适俗韵”，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抱负，但他生值晋宋易代前后，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迫于生计，他几度出仕，几度退隐，生活在矛盾痛苦之中，终于在四十一岁时辞职归田，不再出仕。如此世态，如此经历，使他对人生感到渺茫，不可把握。虽然在他的隐逸诗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旷达超然之志，平和冲淡之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的是一种理想破灭的失落，一种人生如幻的绝望。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承前而来，既然每个人都已不是最初的自我，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亲、血缘之情呢。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应该成为兄弟。这一层意思出自《论语》：“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也是陶渊明在战乱年代对和平、泛爱的一种理想渴求。“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阅历的丰富往往使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年龄的增长常常使人更难以寻得生活中的欢乐和激动，处于政治黑暗时期的陶渊明更是如此，这在他的诗中表露得非常明确：“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杂诗》其五）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美好的人生理想，他转向官场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寻求美，转向仕途荣利之外的村居生活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这种欢乐平淡冲和、明净淳朴。“斗酒聚比邻”正是这种陶渊明式的欢乐的写照，在陶渊明的诗中时有这种场景的描述，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是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古诗十九首》）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

“盛年不重来”四句常被人们引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在今天，一般读者若对此四句诗作此理解，也未尝不可。但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及时行乐。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