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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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万无一失，慎重也要不厌其繁。这是说，凡是可以称为大计的，付诸实行之前，一定要人民点头。前面已经谈过，人民，数目太大，只能由其代表机构行使批准或批驳之权。这样的机构，比如名为议会之类，批准或批驳之前，当然也要研究讨论，其结果，也许还要凝聚为法条的形式。总之，就精神说，还是科学加慎重，因为大计是大，影响深远，甚至人命关天，就不能不这样。

二五　财富

财富指生活依靠的由人力创造的物质条件。这句话条件前有二项限制。一是生活依靠的，如依靠粮食，不依靠北极的冰山，前者是财富，后者不是。但清楚划界也难，因为有些事物，如月光，显然没有也能活，可是渴望“千里共蝉娟”的人也许就不这样看。人力创造的也有类似的间题，煤矿．露天的，非人力创造，我们也看作财富。物质这个条件更加复杂，脑力，转化为科技，是生产财富的源泉，所以也可以看作更贵重的财富。这些思辨方面的麻烦都由定义、划界之类的书生习惯来；为了避免麻烦，不如从常识方面下手，说我们所谓财富，一般指可以或需要用钱买的。这样，大如波音747，小如纽扣，忙如食品，闲如盆花，质实如钢铁，空灵如文稿（如果有出版机构肯印），就都成为财富。

财富种类无限之多。有些是人人需要的，如粮食和衣服；有些不是，如书和金戒指。泛泛说，或就整个社会说，由最低的存活起，到人能想到、能得到的所谓最大的幸福止，都离不开财富。所以讲修齐治平，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足够的，即能够保证群体中的个个人都不只能存活还能过幸福生活的财富。是不是可以说多多益善？理论上也许有问题，因为过多，一方面会难于存放、打发，另一方面还会饱暖生闲事。实际却无妨这样说，因为至少是不很远的将来，我们愁的只能是不足，不会是有徐。所以讲治国，尽力发展生产，求财富增加，总是对的。一切问题是由寡和不均引起的。

寡的现象显而易见，专就果腹说，僧多粥少，如中年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的所谓三年困难，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填不满肚皮，就成为大苦难。果腹以外，人的欲望还无限之多，如往肚子里装，米面加蔬菜，不愁，却想装对虾和鸡块，间或，可以，大天如是就办不到；又如饱暖了，行有余力，还想项上加金项链，也不是人人能做到。有欲，有些人，甚至不少人，不能满足，原因就是寡，即财富的量还不够多。不够多，想变为多，弄清楚不够多的原因最重要。而说起原因，那就非常复杂；复杂中还有难言之隐，比如原因是人，而这人恰好是有威权的，封建教条有所谓天下没有不对的君父，就只好往其他方面推。因果关系混乱了，求变少为多就更难。且说因果关系都清清楚楚的，荤荤大者也不少。只说人人都会想到的。上面说僧多粥少，这多少由比例来，其中显然含有大道理，即如果僧不多，粥就够吃了。这就不能不触及人口问题。有的人只看到人多力量大的一面，没有看到生产力非无限而有肚皮就须填满的一面，这是无知，其结果就必致引来僧更多而粥更少的恶果。幸而经一事长一智，现在是广到全世界，幼到三尺童子，都知道人口迅速增长是如何严重的问题了。比知道更重要的是办法。这有最根本的，是提高教养，以破除以三多九如为幸福的千百年来久矣夫的信条。但这非三年五年之功，只好急功近利，靠法。我的看法，为了人数多并时间长的利益，法无妨偏于严，比如限制一对“至多”生一个之外，似也可以考虑推行优生的原则，即认定由于遗传会不利于下一代的，许婚而不许生，等等。人口问题之外，财富寡的原因还有偏于人的，如民方面，劳动积极性不高，管理方面，大大小小的措施不当，也会有多生产的可能而实际成为寡。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管办法怎么好而且周密，总会有一部分人愿意懒散而不愿意劳动．大人掌大政，也只雄范求多数好好干，对于极个别的，只要不违法，就睁一眼闭一眼。最怕的是大多数不好好干，那就要赶紧找原因。原因有出于天性的可能，不过好逸恶劳是天性，想活而且求活得像样也是天性，所以，单从人定胜天方面着眼，也要多从管理方面（广义的，直到包括教育）找原因。举个突出的例，强迫顾亭林、李时珍之流去扫厕所，由红卫英雄督着，求财富增加就难了。财富寡的原因还有客观的，天时、地利之外，还有个大的，近百年来大露头角，曰科学技术。即以农业而论，科学种田的结果，产量竟可以增加十倍八倍。所以，总而言之，求财富变少为多，就要多方面想办法，一切办法都要建基在科学上，该急的急，不能急的慢慢来。

总的多寡之外，还有分的如何均衡的间题，严重性虽然未必加大，复杂性则多了很多。以下说说一些比较重大的。

其一，财富包括几乎无限的门类，多生产什么，少生产什么，有如何调理才合适的问题。原则上是有计划比自由放任好。放任，为了赚钱，有的人就会不种棉花而种鸦片。计划也离不开原则，这原则的确定却相当难，比如于群体（包括其中的各个人）有利像是个颇为合理的原则，可是依照这项原则，我们就推演不出应该允许种烟以及开设卷烟厂的措施来。在这类事情上，我们又不得不采用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原则，办法是，先由专家算计，分别需要的主次，画出理想的生产蓝图，照蓝图规定具体措施，现实方面有扦格的，关系大的设法调整现实，关系小的放松。这样，举例说，衣食住都有保障了，有的人还想口衔烟斗手提鸟笼在人行便道上摇摇摆摆，就可以既供应烟丝又供应鸟笼，至于个别人还想吸几口鸦片，就坚决制止。

其二，生产和享用之间有个躲不开的大问题，是如何分配才合理。种类方面问题不大，因为一个人的需要总是千万种中的一小部分口俗谚说，“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伙子要炮”。又如汽车不坏，也有用，许多人就不要，或不敢要，因为养不起。这“什么不起”中隐藏着大学问，是种类的分配可以由钱袋来调节：需要，买得起，就要；反之就不要。理论方面的大问题来于，假定可以按照严格计划分配，应该不应该做到量（或由金钱来表示）的平均。这，再假定做得到，像是合乎平等的原则，一个和尚一碗粥，就都可以心平气和了吧？但这显然是理想，或说空想，因为事实是必做不到口也不应该这样。原因很多。以食品为例，焦大需要的量多，林黛玉需要的量少，平均分配反而不合理。还有，人，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平均分配也会成为不合理．不得已，只得放弃平均的原则，改为公道的原则，如我们常说的按劳取酬就是。这个办法，粗略一看，与公道的原则相合，像是无懈可击，其实问题是既不小又不少。就算是不来于理论吧，但我们知道，实际经常是比理论更僵硬，也就更不好对付。这实际，只举显著的，如劳动的种类无限，减去无利（如提笼架鸟）和有害（如偷盗）的不计，比如某农民收割小麦半天，某小官作报告半天，定酬，同酬还是分高下呢？如果分高下，应该哪个人高一些？还有更实际的难，比如已经规定大学教授之劳较之饭店服务员之劳应该多得报酬，就真能做到吗？这虽然是个别的小现象，如果认为不合理而想改为合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终会成为大难。还有个虽未必大却也相当根本的难，是某劳给予某酬，由谁定，这谁不会厚己薄人吗？觉得自己的所做无足轻重总是很难的。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种种客观原因（因年老的不算）而不能劳、也有存活的权利，于是，至少在这种小范围之内，我们又不能不放弃按劳取酬的原则，而换为人道上义的原则。

这换表明人道主义的原则比按劳取酬的原则更根本，根本常常能够产生指导行的原则。这，就我一时想到的说，有以下几项。一是，财富是保证生民存活和幸福的最重要的条件，讲修齐治平，应尽力求人人有适度的量（最低要能维持泡暖），并予以保障（不得任意籍没）。二是，公道的原则下加一些平均的原则，如实行按劳取酬，最好还能做到贫富不过于悬殊。三是，要坚决制止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举例说，借财力危害别人，奴役别人，剥削别人之类，就不能容许。四是，总会有一些人不能（甚至包括不愿）自力取得财富，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则，只好予以救济。最后，还要记住，人是活的，合为群体，时时会变，所以任何考虑周密的措施都不会万无一失，所以总的对应之道应该是：一方面，努力求好；另一方面，零星小事未能与理想合，安于差不多也无不可。

二六　法律

法律，就其性质说，范围可以，凡制定或约定，在某范围内，某时期内，对某些人有约束力的，甚至不成文的，都是。这样理解，那就某一小单位的某种规则之类也是。不过通常所谓法律，是指成文的，由国家某有立法职能的单位制定的，这里想谈的是这一种。一种，是就性质说，指实就有若干种，并且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宪法层次最高；不同的性质，如有刑法，甲把乙打伤，要根据它处理，有民法，甲欠乙钱不还，要根据它处理。这里讲道理，想只泛泛地说法律，那就凡是名为什么法的都在内。

我们过群体生活，何以必须有法律？这可以率直说，是因为我们不是圣贤，受天之命，有情欲，想满足，就可能越轨，或直说，做坏事。法律的起因，或目的，是防止人做坏事，其意若曰：你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只许如此如此，不许如彼如彼；而万一你如彼如彼，就依法使你受到应得的报复。这说的所谓人，所谓你，指一切神志清楚的成年人，即自己的意志能支配自己行为的人。这样，用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的法律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时代早的，或说封建的，是法出于金口玉言，那金口玉言的人当然不受限制，或者说，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有特权，可以逍遥法外；另一类，时代晚，或说民主的，是法，原理上由全民定，至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出言成法，而自己则可以不守法，为所欲为。两类相比，至少由绝大多数人看，当然以后一类为合理，为好。可是，历史，或说传统，力量太大，因而法律，由前一类“实质仁”变为后一类则大不易。不易的表现有二。其一，形式上法由民定，而所谓民意实际乃是有威权者之意，这就是变相的金口玉言。其二，立了法，其中确是有不少合理的或说利于民的规定，可是有威权的人可以不遵守，不执行，那就所谓法成为具文，有等于无了。

为了法真能有法之用，有不少有关法律的事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其中第一项，或说首先，是立法的必须是民，根据的必须是真民意。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少。天字第一号是哲学性质的，是，民意就一定好吗了自然不敢担保。可是，如前面多处所分析，我们所以不能不走这条路，是因为无其他路可走。或者说乐观一点，比如十个人一桌吃饭，选定吃川菜还是吃鲁菜，意见不一致，表决，七人川，三人鲁，从多数，即使上菜后未必能皆大欢喜，至少可以取得多数不抱怨的效果。立法也是这样，求十全十美大难，只能求多数人首肯，以期有小缺漏也不至群情愤激。接着来的问题也不小，也许更大，实行方面的，是怎样才能做到由民立。这在前面也谈到过，求人人都参加必办不到，也许还不合适。又是不得已，只好乞援于选举。其后，假定所选之人真能代表人民，立法，还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总的是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立法之人，要是德才兼备的专家．德的要求是只管人民利益，不管其他，如权贵、金钱、亲近之类。才是精通与法律有关的知识，包括社会状况之类。立法是大事，很复杂的事，无德无才就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是立法时应该注意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公道的原则。这就是现代常说的法律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要照顾到各个人的利益。这里说公道，不说平等，比如对于老弱病残，可以规定不多劳而多酬，甚至不劳而酬，这是不平等，却合于公道的原则。二要有远见。身处现在，要看到杜会各方面会有的或必有的发展变化，其中可意的应该通过法律的规定来促进，不可意的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防止。三要切合实际一，即洞察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症下药，求行之有效。

立法方面，还有偏于宽好、偏于严好的问题。具体说是，对子某一种造成危害的行为，。予以处治，是从轻好还是从重好。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错误的行为各式各样，还有，由人方面看，由动机方面看，由结果方面看，也会分量不同，不同，就不宜于同等对待。这里只能说说原则。一种是总的，为了违法的现象尽量减少，从严会比从宽好。一种是分别对待的，如对于官和民，同样违法，前者宜于从严，后者可以从宽；又如同是违法行为造成恶果的，动机不坏的可似从宽，，动机坏的宜于从严。

立法方面，还有偏于粗好、偏于细好的问题。人事复杂，细就不能不繁琐。但繁琐有繁琐的好处。好处有积极方面的，是各式各样违法的现象，处治；大致都有法可循屯好处还有消极方面的，是可以防止居心不良的人钻空子。举个很多人感到头疼的例，如果到官府办某种事的手续，有限定几天完成的法，而且有法办的传统，不送礼就任意拖延的事就没有了。

法是处理社会问题的依据，社会情况有变，法怎么办？显然，社会情况经常是变得快，法不能步步随着，因为那就会常常变。常常变，立法机关麻烦是小事，民将无所措手足是大事。所以情况和原则都必须是，不管社会情况如何变化，法只能稳步跟随：稳步是不多变，跟随是到适当的时候也变。

立法之后，紧接着来个实际上更严重的间题，是如何保证能够依法而行。专制时代也有法，可是皇帝有任意处死之权，那属于封建，过去了，可以不提。单说有宪法之后，如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某人说了逆有威权者之耳的话，仍可以算作犯罪，因为有威权者出言即法，即有超越法律之权。所以想使法律真能有实效，就要没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权（包括立法之权）；这就是所谓法律至上。如果法律真是民意所立，法律至上就是人民至上，或说民主。法律至上的说法是一句话，至多是个原则，想化为实际，还要有保障的办法，目前通用的是司法独立。独立，是只对法律负责，不受其他任何势力管辖。这任何势力，其实就是行政势力，因为只有它能够动用武力，有大权。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最重要的表现是，对于掌权的人，包括高高低低，只要违法，可以同样依法处治。这之下，如行政无权指使司法如何如何，就更不在话下了。

最后说说，法律总是带有强制性，所以其“价值”不是无上的。这样说，是因为：其一，即使法令如牛毛，总会有些人（纵使是少数）不怕甚至甘心犯法；其二，求社会安定，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有守法的习惯。这习惯，少半来自有合理的法律，多半来自绝大多数人有适当的教养。打个比喻说．我们画一条水平的中线。法律主要是防止人落到中线以下，至于升到中线以上，那就要靠教养。如何能够提高教养？以下另题谈。

二七　道德

《孟子》有几句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各文言散文选本都收，还入了语文课本，所以大家都熟悉。这几句话，前半是比喻，重点在后半，是一种生活态度：好死不如赖活着，生死事大；可是万一被挤到生与义间只能取其一的时候，就死，所谓慷慨就义。这种生活态度，或说主张，任何人都知道，实践大不易。孟子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被挤到这样的夹缝，寿终正寝了。孟子以外，至晚由荣居《史记》列传之首的伯夷叔齐起，数不尽的男士，都照孟子指点的路走了；女士更多，因为世间有太多的男士，见色忘义，会使女士，不死就陷于不义。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为之而舍生的义都不得不实指到事，而这事，用另一个时代的眼光看，评价就可能两样。举例说，某男士为某理当亡国之君死了，某女士为许嫁而未谋面的某短命鬼死了，在封建专制时代，男要赐谥，女要旌表，都是应该名垂青史的，我们现在看就未必是这样。说未必，因为对于忠和贞，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像是还没有斩草除根。这里谈道德，重点是泛泛的理，忠和贞一类，因为牵涉到事，可以装作不见。其后，着重研讨的应该是：舍生取义，要有大力量推动，这力量显然不是由法律来，因为赴刑场是绑着去的，所谓被动；取义是主动，这力量从哪里来？任何人都知道，是从道德来。道德有如此的大力量，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因为难于追本溯源，昔日的贤哲都是只管当然，而不问其所以然。孔门的最高德是仁，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宋儒是喜欢钻牛角尖的，也只是说善来于天理，而不问为什么会有天理，而就有这样大的力量，能够使人虽未必有利而甘心向善。康德更进一步，是兼助以赞叹，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想它就越敬畏，那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畏，是因为感到它力量太大，能够迫使人舍生。敬畏，不进一步问本原，显然是因为本原难找。其实，由我们现在看，这难是由于昔人惯于集中一点，局于形上而忽略形下。形下是什么情况？不过是，人想活就不能不勉力也让别人活，日久天长，成为习惯，并（因为难）信奉这样更好而已。追问是学究习气，就本篇说，更重要的是，确认它有大力之后，要了解它的性质，以便能够适当地利用它。

关于道德的性质，也是不管落实到事会是若何形态，为了省力，可以引孔子的话，是：“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说。还有从积极方面说的，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外用现在的话说，是不管做什么，都要设身处地想想，即视人如己，我不愿意挨整，也就不整人；我愿意别人对我好。也就好心对人。再说得明快些，所谓有德，其本质不过是，自己想活，也给别人留点活路；或争上游，尽可能使相关的人得些好处，有时甚至不得不损己也在所不惜。能这样做，’是心里．总是这样想，这存于心的力量，用康德的话说是道德律。称为律，有不可冒犯的优点，但会引来谁所定的问题；不如多顾实际，就人说是有德，离开某某人而说这有强人为善的力量是道德。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为了社会，至少是安定，这道德，作为群体的精神财富，是如何贵重。甚至可以夸大说，如果道德能够生实效于一切人一切事，那就可以不要法律。人人都是伯夷叔齐，各种锁就不再有用，惩治偷盗的法规和法院自然也就成为多余了。我们没有或说永远不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显然是因为，花花世界，不能人人都是伯夷叔齐，并且，至少是会在某时某地，绝大多数人成为蔑视道德的勇士，那就连法律也就成为一纸空文了，这里且不管某时某地，还是正面说道德的优越性。这，可以引一句家常话来说明，比如有一家人住个小院落，院有围墙，不高，有柴门，很破烂，有人会说这样的墙和门，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君子决不会越墙或破门而人，是因为有力量管着，这力量是道德。说起这管着，与法律相比，优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择时不择地（或说永远跟着），此即古人所谓“尚不愧于屋漏气二是不会有逾闲的危险，因为定形为强烈的取义之心，管得严，就不会知而不行。法律就不成，杀鸡给猴看，有些猴胆小，或尚略有求好之心，可以生某种程度的功效；还有些猴，有时甚至数量不小，是既不胆小，又无求好之心，那就只能劳动民警或武警，昼夜跟随，然后，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