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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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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棵棵松树。他们站立的地方,挂着一副让人生出一股寒意的膏药旗。这种旗帜,让那本来就四处已经落寞的大街上又多了一分死板与萧条。这种景象比起我们镇上来说简直太压抑了。我不喜欢这种气氛。
“你在看什么呀?”这时,那个叫开初的小孩儿用指头捅了捅我,细声细气地问。
我看着外面,心不在焉地说:“临清可真大呀!”
他主动跟我搭起讪来。慢慢地我才知道,他叫杨易之,字开初,是杨老爷子的孙子。听了他的名字我感到有些好笑,因为念起来跟“羊一只”发音简直真是一模一样。但是我并没有笑。感到好笑不一定要笑,那样有时会伤害感情。但在我心中,还是情不自禁地把他跟一只小羊联在一起了,而且,我还总觉得他长得本来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羊一只,不就一只羊么,以至于后来每当想起他,我面前就像是会走出一头咩咩乱叫的小羊来。这个杨易之好象知道我所有的秘密,他知道我的名字叫做国平,也知道我有一个弟弟叫家平,字秀林,他还知道我今年九岁,七月出生。他告诉我,他生日比我小两个月,所以,按年龄说他应该管我叫做哥哥。
我并没有答应他。也就是说,尽管他这样说了但我并没有承认他这个弟弟。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弟弟了。虽然没有承认,我却对这个总是细声细气说话的人充满了好感。他的好处在于他不像秀林一样,老是自作聪明又处处故弄玄虚。这使得别人不但不会觉得他比别人聪明,而且总生出敬而远之的想法。跟杨易之这样的人在一起就不一样了。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也有一个共同点,像这种嘴上总说个不停的人的城府一般不会太深,心里有什么秘密他都给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常常会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别人看。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绝对可以作为很好的朋友。
我们来到临清杨家。
得知父亲到来,大厅里挤满了前来问候的人。看来,他们都跟父亲很熟。杨奶奶是一个看起来已经很老却很有福气的人。她满头银发,拄着拐仗迈着小步颤颤微微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她问父亲说:“承训呀,这就是那个孩子么?”
父亲凑过来,用一种份量很重的声音说:“娘,这是大儿子”。说着,他用眼睛瞄了我一下。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叫声奶奶。但我没有叫。因为听到她方才说的话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她那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好象我是一个与父亲毫不相关的外人似的。这语气里分明满是对我的轻视与忽略。
“是吗,好孩子,让我好好看看,”说着,她那干枯的手向我头上摸去。
她的动作让我想起了那个曾经在河湾给过秀林侮辱的和尚。每当想到他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于是,我本能地一挣,从她怀里挤了出来。
此时,青城会馆的宴会上,张名臣正端着酒杯进行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说。这场宴会从中午一直开到傍晚。张名臣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父亲没有前来赴宴已经让他扫了很大的兴,不过,他还是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场宴会变成了他个人的就职演说。
他对到会的人着意说了几点情况,一是在就任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在座诸位支持他的工作;二,日本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要欺压老百姓的。这维持会长也不是个好活儿,希望大家能真心理解他的工作;三,既然当了这个维持会长,希望大家不要在他辖区里给出乱子,不给他面子的人他也绝不卖面子。最后,他强调了十分重要的第四点:他今后的工作部署。为了加强管理,维持会准备在青城所属的驿渡,双城,官庄,油坊,陈庄,老城,城关七镇各设地方维持分会,并在各地任命一名会长。
对张名臣所说的话,到场的人都静静地听着,他们都保持着不约而同的沉默。谁也不肯发表意见。到场的很多人只是为了来探探口风,看看日本人来到青城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但捧场的话总该有,但每说一句话大家都是出言谨慎。这样一来,便使得宴会的气氛不是特别热烈。就在大家都以为这场宴会就会这样平平淡淡结束的时候,一直没有现身的日本人过来了。
来人不是中队长高原正冈,而是例行巡逻的副队长武进二郎。
武进二郎身着整齐的军装,手上戴着一副标明身份的白手套,一脸铮狞。他身后跟着几个牵着正呲着白森森的牙齿的狼狗的日本兵,另外,还有一个白白的瘦瘦的戴眼镜的人。此人是码头李家的小儿子,也就是李维汉李维之兄弟的小弟弟李维新,早年听说他已出国留洋,不想现在却做了日本人的通译。
武进二郎一进门,张名臣赶忙凑上前去,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日本人看了看李维新,意思是让他翻译过来。
李维新告诉他说,张君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要效忠皇军,既然太君来了,那就请太君讲几句话。
武进二郎听了,先是用他刀子一样的目光在屋子里扫视了一圈,然后摘下白手套,叽哩哇啦地讲了一阵。
李维新侧着身子将耳朵附在他嘴边。等他说完了,李维新站直了身子对在座的人说:“皇军说,在座的都是大好良民,他希望大家今后都要像张会长一样友好,只要你们不给皇军找麻烦,皇军是大大友善的。”
这时,张名臣用另一只空着的手端来一个酒杯,送到日本人面前,笑道:“请武进队长满饮此杯,中日友善,中日友善。来,大家一起来!”
说着,他看了看到会的众人,说:“来,来,这是日本的武进太君,大家起立,高举一杯。”
就在这时,让张名臣感到万分尴尬的情景出现了。
当他说完这句话,并端着那杯酒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子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站起来为他端杯捧场。张名臣的酒杯就那样举着,像一截儿伸在空中的干巴巴的树棒。那种想上不能上想下不能下的样子真是让人感到难到难堪啊。但这种事是难不住他的,如果这种小事就已经把堂堂维持会长难住了,那这个会长也不是太窝囊了么,如果这么轻易地就被难住了,那他也就不是张名臣了。张名臣随即哈哈一笑:“怎么,这个面子大家都不给么?华局长?来,来,你先来……”
德高望众的华少康正坐在首席上首。他正垂头不语。听到张名臣叫他,华少康却像没听见似地向桌子底下看去。
“少康兄,兄弟这个面子你不能给么?”张名臣的目光逡了一下,又看着他低声说:“日本人可在这儿呢。”
华少康还是坐着一动没动。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张了张口,背对着张名臣说:“名臣呀,我哪里有这个资格?不管论年龄论资历还是论辈份,在座的哪位我都不敢比肩,再说,大家都在这儿呢,我华某人不敢抢这个头。恕难以从命。”
听到这话,张名臣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费了很大气力,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对不起,少康兄,为难你了。”说着,他又面向年纪稍大一些的高凤歧,“高年兄,卖个面子。”
高凤歧坐在华少康身边,他微微欠了欠身子,一边咳嗽一边说:“张会长,兄弟大家一起喝酒,可以,我一定奉陪到底,可是……”说着,他看了看日本人。
“说,”张名臣有些生气地说。
也许是老迈的高凤歧知道日本人武进二郎听不懂中国话,也许是他真的老糊涂了,他语重心长地对张名臣说:“名臣呀,大家都不是外人,我斗胆说几句不该说的话。国难之仇,不共戴天。大家今天能够前来,全是赖了你张会长一个面子。你应该珍重,好自为之。”
“行,行,好!”张名臣仰头大笑,“高年兄,好,好,你好给我面子,好给我面子。”说着,他的脸色突然又沉下来,恶狠狠地对在场的人说:“看来,今天我姓张的酒卖不出去了,是吧?”
正说着,他踱到二伯父近前。张名臣拍拍二伯父的肩膀:“立训兄,今天你是代承训兄来的,来吧,端了这杯。”
二伯父推了推眼镜,笑笑说:“张会长,请不要……不要强人所难。”
张名臣突然啪地一拍桌子,指着二伯父的鼻子高声叫道:“好,好,好!滕文先,你们滕家的人都是好样的!你们老五不给我面子,你也不给我面子,好,好,你们都有骨气,都不愿当亡国奴,你们都是这亡国政府的大好臣民!你们以为我愿意伺候这小日本儿呀,我不是也没办法吗,谁想干这费力不讨好儿的事儿?滕文先,今天你捎个话给你们家老五,让他记着,今天他没来,这笔账早晚一定要算。另外你告诉他,别以为我捡了一个他弃之不要的破烂儿,告诉他,让他看着,我一定干好!一定把这个维持会长干好!”
说着,他走到武进二郎面前,高举酒杯,“太君,来,干杯。”
没想到,武进二郎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回过头去,低声跟通译说了些什么。
张名臣也是懂几句简单日语的,听到武进二郎的问话他不禁大汗淋漓。他知道眼前这个日本人:残酷,暴劣乖戾而且目中无人。张名臣一边看着李维新,一边用手擦着额头的汗。
李维新先是用冷眼看了看张名臣,然后又看了看站在一旁惊魂不定的二伯父。他用日语淡淡地对武进二郎说道:“张君说,他将竭诚为皇军效命!”
张名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方才,因为心底得不到支持的委屈他才发了几句牢骚,但他没有想到李家的人在这种场合会帮他说话。这时,武进二郎一直都紧绷着的脸有了一丝缓和,但他还是昂起倨傲的眼神:“不,名臣君,这酒我不跟你喝,因为……”说着,他指了指那些坐在酒席宴边一直都没有站起来的人。武进二郎对张名臣说:“你没有得到你们人的拥护。”
说着,他戴上白手套,扬长而去。
日本兵迈着整齐的步子走远了,张名臣呆呆地愣在当场。他就那么站着,直到想了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不知为什么,转过身来他却将一腔怒火全泻到了伯父头上。他认为,之所以人们不给他面子是因为背后有人指使。张名臣从桌子上端起一个酒杯,来到二伯父面前。他两眼血红地将一杯酒重重泼到二伯父脸上。一边用手点指着他的胸膛,一边恶狠狠地说:“立训兄,你家老五躲着不敢见我。你记着回去给我告诉他,今天的事儿不能算完。我张名臣是个汉子,有什么放不开的事就明着来!我这个人寡德少恩,无容人之量,不让我好过的人,我绝不会让他好过!”
这时,一直坐在二伯父身边的张汉臣有些不高兴了:“名臣,你这是干什么!过分了!”
张名臣一把推开他的兄长:“我的事,你不要管!”
二伯父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站起来扯了扯张汉臣:“汉臣兄,我们走吧。”
我们在杨家住了下来。
没有想到的是,在临清住了没几天,我却又一天天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了。我又想起了俞白。正是这个时候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正如《道德经》里所说的“天之道,犹张弓者也”一样,“高者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又成功而弗居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与此同时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你总是在尽力弥补;失去某些东西时你也会得到一些东西,你总是觉得满足。所以说所谓得与失都不是绝对的。比如,这一次,我收获了一次远行,却失去了跟俞白在一起的机会,而呆在镇上的秀林却可以时时跟她在一起。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现实呀。
跟杨易之在一起,让我见识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比如,他经常带我去后花园去看菊花,捉一种胖胖的叫做吊死鬼儿的虫子;再比如,他带我去隔壁董先生家去借书。杨易之是上新学堂读书的,董先生是他的老师。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对我们的请教总是不厌其烦;杨易之让我看新政府发给他的书,我发现它跟父亲教我们学的四书五经是不一样的两种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镇子上也有新学堂,但父亲不让我们去那里读书。
屈指算来,我们在临清已经住了半月了吧。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一起爬上杨家高高的房顶去看大运河。我手搭凉蓬向北张望。我们是从水路来的,我以为顺着运河就可以望到镇上了。但那宽大的水域总是在一个个曲曲折折的拐弯处就消失了。这让我感到很失望。
我想家了。但我不敢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够回去,因为我知道,不该问的事情不要乱问,那会让大人们不高兴的。
剩下的事还是看运河。运河半绕着这座古老的城市向南流去。这跟镇子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运河对于我们那个镇子来说,它简直是太大了。而在这里,它却只像一条拦腰而过的带子,显得是那么随便又是那么无足轻重。不过,在这里可以却看到许多在镇子上没有的新鲜东西,比如,有时候可以看到日本人突突冒着黑烟的小火轮。它们可比我们那些大木头船快多了。当你看到远远一股烟柱从地上冒出来的时候,眨眼之间,它已经靠在码头开始卸货了。
“他们是从天津来的,”每当看到它们,杨易之总是要趴在我耳边说。
“天津,就是俞白那个天津么?”我这样想着,但没有说出来。这时,杨易之告诉我说他父亲和叔叔都在天津呢,有时候他们就会乘这种小火轮回来。我看了他一眼,对他的好感一下子全没了。我很不高兴地问:“你父亲在天津干什么?”
“不知道,”他摇摇头说,“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又趴在我耳畔轻轻地说:“每天晚上,有好多不认识的人到家里来,爷爷总给他们好多钱。”
这让我更觉得这个杨易之不是只好鸟。于是,我就不再理他,而是闷着头去看那些在河里来来往往的船。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林世清打此经过,他能捎上我回家。但我看到的却只是那些不相识的船在一条条逆流而上。我不禁长叹一声: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吧!
一队队的日本兵,看到小火轮从远方驶来,都要在码头上又蹦又跳,大呼小叫地。我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杨易之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喜欢轮船。他说他也不喜欢轮船。他这句话又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我觉得父亲把我带来之后似乎就把我给忘了,他跟杨老爷子关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渐渐地我有些烦了。于是,就跟陪我的杨易之提议到临清塔去玩玩儿。
“那可不行,”他认真地说,“到处都是日本人,爷爷说了,我们不要随便出门儿。”
“日本人,又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呆着,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恶狠狠地对杨易之说。
第二卷4
就这样,一天天等待归程的我心急如焚,而父亲却煞有介事地在杨家住下不走了。我觉得他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好像在这里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家里的危急情况就能烟消云散一样。虽然我知道父亲心里也并非是这样想的,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绝不会把逃避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如果不是这么想的他又怎么想的呢?难道说,他已经把我们来临清之前镇上所发生的一切都给忘了么?
越是这么想,我越为他那蛮不在乎的态度感到担忧。担忧归担忧,但我不会说出来。因为他是父亲啊。尽管这样,但我的心不在焉的样子还是被杨家的人看出来了。父亲也并不是看不到我心急如焚的样子,他是在故意让我干着急。
杨家的人开始轮流变着法儿哄我,可是父亲那视而不见的样子让人更加恼火。好在,我还记得自己正在别人家里以身为客的处境。父亲的态度让我越来越失望了。当这失望一久,我又自我安慰道,父亲绝不是一个如此不负责任之人吧,他之所以在杨家住下赖着不走,这一定有他的原因。
事实证明我所猜非虚。等到后来,对生活了解越来越多,又慢慢地破解了一些真相,我才知道,当年,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到清避难,父亲确实另有目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他的回忆材料里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我们前往临清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避难。这样一来,父亲迟迟呆在临清不走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那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在临清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到底是为了要做些什么吧。
父亲跟他的义父,也就是杨易之的爷爷杨云溪,两个人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整天关在屋里只是为了要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想想吧,既然是在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一定有一个前提:“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杨老爷子首先向父亲提出来的。
在当时,杨老爷子眼里的义子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于国难当头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虽然知道应该以身报国,但他不知具体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所以,在杨老爷子眼里,义子的“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个细节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义子在这个时候只是不知道自己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为国为民做一些事,并不是他不知道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立场。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相信义子的人格。
所以,当父亲跟他说起在镇上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杨老爷子对他说:“承训呀,《道德经》里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则惑,大者宜为下’,你行事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是不懂得以柔克刚呀,你应该再好好看看这本书。”
父亲说:“义父,国难当头于心不忍。于家国之事我绝不退让。”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说到这里,杨老爷子也笑了笑,他看着他有些激动的义子说,“做事也要讲究个方法,不能舍大节而顾小节。现在,共产党不是在讲曲线救国么,说得倒是很有意思。”杨云溪不疾不徐地说。
“共产党?”父亲装作有些诧异地看着杨老爷子。
“承训呀,不瞒你说,虽然你不肯明说,我知道你此次是为避难而来。国难家仇一个人不能总是逃避呀。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日,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认识,隔壁的董先生。他是一博学多识之人,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后来,文革时据父亲自己交待,那一次到临清他其实怀着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暂时躲开张名臣迎面而至的锋芒,二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想通过杨老爷子劝说他在天津的儿子杨梦龄加入共产党。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慢慢接触,他发现,杨家的人不但早已加入共产党,而且他们家已经是党在冀东地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了。更有意思的是,杨老爷子也有劝他加入共产党的意思。一开始,他跟杨老爷子都试探性地接近对方,也都不敢把这种事情明说出来。直到董先生出现,他们才发现彼此的真实身份。这时,两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父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义父(杨云溪)的真正身份,由于我们地处两省,组织工作又比较混乱,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组织上知道我跟杨家的关系,就派我以躲难为名借机去说服杨梦龄(杨云溪次子,时在天津)加入组织。却没想到,杨家人不但早已经入党,且亦有劝我入党之意。一开始,双方都不便明说,直到遇见董凤栖,我们才知道彼此的真正身份……”
当父亲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我心中那些积存已久的疑虑才得以一一解开。当年那些不可理解的事也变得很正常了。包括我们家在镇上的财产,还有那些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以及他做下的许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事,这一切均变得可以理解了。因此我得出这样一个道理,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我们对事物本身认识不够,这不是事物本身的错。
所以,在后来,我又知道了更多。比如,党一开始准备让父亲答应高原正冈的邀请,让他出面担任青城市治安维持会会长,这样一来更有利于党在青城的活动。但党这个决定遭到了父亲的断然拒绝。
他不同意去担任那个角色一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两面三刀的角色,二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对我们一家来说危险太大了。父亲直言不讳地对组织上说,自己可以为党做一些事,因为这个党是爱国的。他为他们做事也是因为爱国。是这种共同的爱国心让他和党走到了一起。爱国,是一个人在国难当头时的本能,他做这些事时绝没有抱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若是因此让全家都背上危险的阴影那种代价就太大了。
当年,父亲绝不同意党的指示。他为的是要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条退路。
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措辞坚定地对我们说,当年,如果让他二选其一,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党。他这样选择有他自己的道理。依父亲的脾气,既不习惯受人强难也不喜欢拖泥带水。但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也不会做出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这样的人,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可以不做,但已经答应的事就要做好。这是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做人准则,也是现在很多人具有的良好的传统品德。
也就是说,在父亲眼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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