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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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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得心里沉沉的，叹了一口气，说：“高兴什么？我没什么可高兴的。”刘昆愣了一会儿，涎着脸说：“徐总，你的确是个大度的人。”
那天我本想去看看被阉了的打鼓佬，可最终还是没去，我想我还掺合这些事干什么呢？再说一个被阉了的人恐怕也不愿要别人去看他。
绿岛娱乐城在这一年国庆节重新开张。为此我们在晚报娱乐版刊登了整整一个版面的广告，广告图案简单明了，是我的创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和一片叶子。叶子很肥厚，容易使人想到两瓣嘴唇，那种很性感很贪婪的嘴唇一一这是我对余小惠嘴唇的印象。我知道我将渐渐地失去关于她的许多印象，所以我下意识地在这幅广告里掺杂了一点私心，想用它来记录我的可能失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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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六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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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但设计广告图案，还挑选小姐。我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让小姐们一个个走过来，我看她们的腿，看她们的腰，看她们的胸和脸。看过之后，便听她们说话，听她们的声音是不是黏糯圆润，是不是清甜柔软。我不要那种干巴梆硬的声音，不要那种说话时眉跳嘴牵的蠢相。洒店和茶楼要长相清纯甜美的，歌厅包厢要活络轻佻眉目含情的，桑拿按摩要肥瘦适中三围性感的……因为真正做鸡的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各个娱乐场所乱蹿，为此我交待所有领班，对来绿岛做生意的小姐一律要严加管理，那种一看就不上档次的烂野鸡一律不准踏进绿岛的大门。
在众多的应聘小姐中，我看见了阿梅。她站到我面前时我觉得她很面熟，她边笑边朝我眨眨眼睛，我便蓦然想起了那个橙色的醉醺醺的小房间，想起了她的浅褐色皮肤和结实的乳房。我的脸立即燥热起来，不好意思看她。我端起杯子装着喝水，喝得叽叽地响；喝两口我又吐茶末子，我用舌头先把茶末子顶到嘴唇上，再把它们吐出来。反正我喝得非常精心非常复杂。我想她要干什么呢？我一边吐茶末子一边瞟她。她依然笑模笑样地站在那里。她有一个好看的小洒窝。她笑得也似乎没什么恶意，甚至还有点俏皮。她确实年轻。她有没有二十岁？
我喝完了半杯水，觉得把脸上的燥热喝下去了，便用力咳了一声，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李晓梅。”我看看她，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是笑模笑样的。我点点头，“嗯，李晓梅。多大啦？”她说：“二十一。”我又问，“家在哪儿？”她说：“我复印了身份证的，没在那儿吗？”我看了看粘在表格上的身汾证复印件，在表格上打了个勾，说：“湘西？怎么跑这么远呢？”她踮起脚伸长脖子看我打勾，快活地反问我，“不许跑这么远吗？”
我板着脸说：“我说了不许吗？”
她不出声地笑着，身子扭了两下。
我给绿岛的服务小姐设计了两套服装。一套是用蓝印花布做的中式服装，上瘦下肥，掐腰托胸，线条毕露又含蓄雅静；点睛之笔是每人头上的一朵小绢花，粉红的，透出无限春情。另一套是中西合壁的套裙，水红的低抹胸，半透明的白纱小披肩，紧裹着臀部的荷色西式短裙，配一双白色高跟鞋，整个地半掩半露勾魂摄魄。
我没让湘西妹子李晓梅穿这样的衣服，我把她安排在演艺场售票房里。她说：“我不愿在售票房，我喜欢穿那样的衣服，你让我到歌厅包厢去唦？”我说：“不行。”她问我为什么不行？我说：“我是总经理，我说不行就不行。”她鬼鬼地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去包厢，就在歌厅里行吗？”我气恼地说：“我不管，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国庆节前五天，洪广义请来了电视台一拨人，让我站在大门口，身后花枝招展地站着一帮小姐。我对着摄像机镜头说着事先背熟的话，率领全体员工向全市人们拜年，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由一名女记者手持话筒对我进行采访，女记者问我今后还会不会重操旧业，当一名画家？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如果我要画画的话，请你当我的模特儿，行吗？”女记者说：“我符合你的标准吗？”摄像机镜头移向她的脸，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腰臀和大腿，最后对着我。我非常欣赏地说：“完全符合。”镜头再移向女记者，她说：“可以问问你的标准吗？”我说：“两个字，性感。”女记者含了羞色嫣然一笑，柔声说：“谢谢。”
这个节目播放时我跟洪广义在一起，我看见荧屏上那个油光水滑的家伙不像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要脸的皮条客，他的做作的笑就像一张印在铜版纸上的招贴画，俗气得让人想朝他吐唾沫。
洪广义看得嗬嗬嗬地笑。我也跟着笑起来。我笑得讪讪的，脸上很僵硬。洪广义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他轻轻拍两下我的肩膀，说：“没什么没什么。”接着又说，“好极了好极了。”说完又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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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六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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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广义的笑确实有点特别，张着嘴，然后笑声就出来了，没有什么过渡，嗬嗬嗬嗬，使人想到一些乱滚的球。说实话他笑得很有感染力，我有时候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这样笑。不但这样笑，还下意识地挺挺肚子，尤其是站在那儿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两条腿叉开，使肚子挺起来。说到这儿，我顺便说说男人的肚子。一个男人挺不挺自己的肚子很重要，其重要的程度一如女人怎样使用她的腰。你见过一个窝囊的男人挺肚子吗？敢挺肚子的男人那都是扬眉吐气的男人。
我看起来已经像个扬眉吐气的男人了。我总是喜欢低着头走路的毛病也改掉了，巳经开始有点弯曲的背现在很直了，我的腰板也很直，脑袋昂着，并且稍稍往右侧一点。我不是有意侧脑袋的，我的脑袋一昂就侧过来了，侧得持重而自负。我对着镜子看过自己，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满意。我的脸也显得亮堂多了。那些恍惚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都不见了，它们像灰屑一样从一张扬起的、亮堂的脸上滑落了。
人是需要一些精神的，我现在很有精神了。
我不但有精神，还有了一辆车，一辆奥迪，是洪广义给我的。我没想到洪广义会把他自己的奥迪给我。他说他买了一辆新车，不过这辆也不旧，才开了三年。我看着车，感到很愕然。我说：“我要车干什么？”洪广义说：“你当然要。你见过哪个总经理没车的？再说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个成功人士？所以你一定要有车，到哪儿你都带着它，这是派头，是你的派头也是绿岛的派头。这么大的娱乐城，一定要有这个派头，否则人家会说我们没有实力。”
“可是这么贵的东西……”
“这是应该配给你的，开吧。”
我知道没有这种规矩，这是他额外给我的。他毕竟还是个重情义的人。我觉得完全从生意人的角度去看他是不对的，他确实帮了我，他也只能这么帮我，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片苦心。他把车钥匙给我时，我内心非常感激，没有再说什么，情义这种东西，说什么都是多的，只能放在心里。我又差点湿了眼睛。他看见我在激动，没说什么，很义气地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他老这么拍我，我也喜欢他这么拍我。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太好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然后便开着它到处跑。有一辆车真是不一样，我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看街道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整座城市在我眼里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明亮的，美丽的。我开着奥迪跑遍了全城所有的马路。我从小就熟悉这些马路，熟得不能再熟。我知道它们旁边有些什么店，知道哪些单位哪些机关在哪条路上，知道哪条路宽哪条路窄，哪条路上有树哪条路上没树。我在许多树下蹲过，我蹲在哪儿画树，画房屋，画走在路上的人。我穿着拖鞋走过它们，穿着球鞋走过它们，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过它们，而今天我是开着一辆奥迪。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做梦。那时候全城的马路上都没有几辆奧迪。在一辆奔跑着的奥迪里看马路和街道，看那些走路的人和骑车的人，看那些挤公交车的人，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就想我怎么忽然就有了一辆奥迪呢！我内心充满了感叹，我想我读了这么多年书，画了这么多年画，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他妈的就是人哪，人跟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啊。昨天你还窝窝囊囊满脸晦气，今天你就变了一个人，一切都让你觉得这么舒服，这么顺眼，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亲切可爱啊！
虽然有些路面坑坑洼洼，颠得利害，但我的感觉已经飘起来了。我巳经很久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或许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飘，是飞扬，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它使人觉得从里到外的一切都煥然一新。自己是新的，天地是新的，世界是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有一天我开着车路过我们单位，想想就拐进去了。我想去看看老胡。但老胡不在，坐在传达室的是个瘦白脸老头。单位上的同事见了我都酸不溜秋的，尤其是我们领导，酸得一张大脸跟哭似的。他说哎呀果然是徐阳呀，士别三日，我都认不出来啦！然而没过一会儿，他的脸又阔起来了，他说报纸上的文章你自己都看到了吧？我说我又不是瞎子，看到了，怎么啦？他煞有介事地咳一声，又云遮雾罩地吹起来，说前些日子他跟某某书记在一起，是他提到了这件事，说像徐阳这样的同志应该作为一个典型大力宣传，某某书记很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当即打了电话给报社。他拍着我的肩说，徐阳啊，你大有前途嘞，你就等着吧。我听得嘿嘿地直笑，我说好，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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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六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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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领导，老胡呢？他说老胡呀，人家不干了，回家享福去了。我说他享什么福？他没儿没女他享什么福？
我在单位的走廊上走了走，又去从前的工作室看了看。工作室里堆了几个破柜子和一些椅子，墙角上有一面蜘蛛网，地上有一块调色板和几支黏着一坨干颜料的画笔，一只画框被乱扔在柜顶上。我把画框拿在手里，灰尘立即飞起来。我对着画框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很惆怅。
我开车去了老胡家里。老胡家在郊区，我去的时侯已是黄昏，老胡正在门口鼓着腮帮吹一只煤球炉。他干吗不用手上那把破扇子呢？烟气将他的脑袋罩住了，呛得他不住地咳嗽。我的车滑到他身边。他转过脸来看着，用一根中指擦擦鼻头。
这个黄昏，我把老胡带回了南城。老胡不肯跟我走，他说：“我奔七十的人，我还给你打工？我不去。”我强行将他往车里推，他倚着车门说：“实在要去，你也让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呀。”我说：“好吧，你去拿吧。”我跟着他进屋。那是一个小披厦，积郁着一股霉味。老胡一边捆一床被子，一边摇头叹着：“你还怕我跑了吗？你这是何苦，要拖我这个累赘干什么？”我不接他的话，只催他快点。老胡说：“你催魂哪。”老胡上了车还在嘟嘟哝哝，“你让我去干什么？除了坐吃等死我还能干什么？”我说：“看看门，当当传达打打杂，你想不干都不行。”老胡不再说话，把脸扭到一边，用手去抹眼睛。我见他肩膀抖抖的，便拍拍他，他像小孩似地扭一下身子，用手将我的手挡开。直到进了市区，车在高架桥上跑着时，他才平静下来。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满眼流动的灯火，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学着港台腔说：“真爽。”我给他揿下车窗，风将他灰白的头发吹得立起来，他又说：“真他妈的爽。”
我给他在办公楼里收拾出一个杂物间，用胶合板拦腰一隔，里面放一张床，外面放一张桌子。门口跟所有的办公室一样，也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三个字：收发室。他看看牌子，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我又参加工作了。”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成为了南城市政协委员。这也是洪广义操办的，跟我们单位领导的瞎吹无关，那家伙一无所长，除了吹牛还是吹牛。我的界别是工商联。开会时，文化界的人就在我们旁边，美协有几个人也在，他们有的装着不认识我，有的则非常夸张地跟我打招呼，甚至搂肩搭背，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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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七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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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在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幸福的老太太，而且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太太。她一边读南城晚报一边流泪。她被文章中的那个徐阳感动了，也被自己感动了。她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儿子。因为文章还涉及到她，说她是个坚强的母亲，给儿子取了个充满阳光的名字，她在困惑之余，感到无比欣慰。她把那些文章都读烂了，却还是不忍释手，像平常择菜时一样，搬一把小竹椅坐到门口，把一沓报纸都摊开来放在并着的膝盖上。悬在巷墙上的阳光使青幽的扁担巷一派明亮，人们过往的影子使她不断地抬起头来，她亲切地跟人家打着招呼。人家说：“王老师看报呢？”她说：“是啊是啊，你看过吗？写的是我儿子徐阳啊，你看了就知道，我给他取的这个名字有多好啊。”
她拿着一张当日的报纸找到绿岛娱乐城，说：“我儿子徐阳在哪？”保安刘昆立即接着她，弯着一条瘪腰把她搀到我的办公室。刘昆像个军人似地在门口立正说：“报告徐总，老太太来了。”她看看我，又仰脸看看刘昆，目光有些徨惑。我挥挥手叫刘昆走。她把目光撒开来，仔细地看着办公室里的一切，最后看着那八个镶在镜框里的大字，目光再一飘，落在我身上。
“比我想象的还气派，”她说，“这么说这都是真的了？”我笑笑。她又说：“你干出了这么大的事业，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她把报纸拿给我看。《徐阳的路》从这一天开始连载。她声情并茂地给我读了那个开头，读得眼睛湿漉漉的。她哽着声音说：“给你取名字的时候，我真是这么想的。我那时候真是很坚强，我不相信命运。”
我说：“我的名字不是我爸取的吗。”
“胡说！他取的？他还有心思给你取名字？他一个右派，自己都顾不来，还给你取名字？你这么说话叫不知好歹！”
但她很快就不计较我的不知好歹了。她第一次显得宽宏大度。她脸上的阴霾（像洗不掉的污渍或烟灰）就像被风刮跑了，皱纹也舒展开来了——就像一些歪歪扭扭的笔画，撮在一起，现在这些笔画都拉直了，展开了，像那么回事了，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心平气和有福气的老太婆了。她的头发也泛出了银光。那原本是一些枯白的头发。一个老人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看他们的头发就知道了。现在王玉华的一头白发可以说是一头银丝了。
她说：“你那个死绝了良心的爸爸，临死还做那样的绝户事，你还说他给你取的名字！他做梦也想不到，我儿子会有今天！”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真像做梦呀！还是我给你取的名字好呀！”
因为老觉得像在做梦，所以她还是有些不放心。她说你老婆骂你是开窑子，你不会真开窑子吧？她要我带她参观绿岛。我只好有迭择地领着她在绿岛转了转，让她看看剧场、歌厅、游泳馆、酒巴，最后带她去扔了两把保龄球，使她踏踏实实地相信我不是在开窑子，而是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她点点头，仰脸朝着我，看着我的脸，然后看着我的领带、西装、皮鞋，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个够，笑容就一点一点地在脸上浮起来了，那些皱纹的形状和走向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快乐就这样挂在了她的脸上。这有点像一个奇迹，同样是那副五官，那些皱纹，居然也能够表现快乐，而且可以让快乐像风一样吹煦起来，像阳光那样照耀自己同时也照耀别人。
这以后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个一辈子没尝过快乐滋味的人，尤其是女人，一旦快乐起来是不是会有点疯癫有点失常？会一下子变得像个小姑娘？她动不动就小声地咯咯笑，走路也像小姑娘一样充满弹性，眼睛也忽然灵活起来，简直可以说是目光流盼。有一回她居然要我陪她去逛商场。走在大商场里，她时不时地发出快活的、尖细的叫声，哟！你看看这个！哟！你看看那个！她一边叫一边抚着掌，并且将抚着的手掌放在下巴那儿。看到这样一个天真的（多少有点做作）快乐的老太婆，谁能想到她曾经满腹怨气，一脸苦相，还为前夫一点可怜的遗产跟人打过一场失败的官司呢？你还能从她脸上看到一点那样的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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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七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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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华对着一件衣服或一只商家新推出的洗碗机尖叫，只是表示欣赏它们，她有资格欣赏它们。但她并不想拥有它们。“我只是觉得新鲜好玩。”她笑吟吟地对赶过来跟她打招呼的服务小姐说，然后把银色的脑袋朝我侧过来，说：“儿子，我们再往那边逛，看看那是什么？”她表现得跟大多数富足的老太婆一样，不贪心，只看个新鲜。她的吃用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她说她不缺什么，她已经很知足了。她像个冤鬼一样叫了一辈子，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却忽然一下子说很知足了，真让人不好理解。有时候我说：“既然喜欢那就买吧。”她说：“喜欢什么就往家里搬？那也要放得下呀。”似乎她什么都有了，她的东西已经多得没地方放了。
“我就是想好好地逛一次商场，”她对我说，“年轻时没心思逛，后来呢不敢逛，那些小姐的眼睛毒得很，看人都不用正眼，知道这是个穷老太婆。今天有你跟在我身边，没谁敢这样看我了。”她说着舒舒服服地叹一口气，“谁敢呢，是吧？”
我和王玉华逛商场时的情景大约比较感人，母贤子孝，其乐融融。这是我们母子间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有不少人都很眼热地看着我们，都被我们表现的亲情所感动。连王玉华自己都很感动，我注意到她不止一次背过脸去偷偷地抹眼泪。她总是顺带着捋捋她的漂亮的银发，以此来作为一种掩饰。
除了逛商场，她还要求我用车带她兜一兜风。她开着一点车窗，让风吹拂她的脸和银发，时不时地冲着某座刚建起来的大厦或立交桥发出尖叫。我觉得她把一辈子的尖叫都堆叠在这段时光里了。有时候她会显得很安静，但我知道我马上要找地方停车了，果然她就在叫停车，她说停一下，记起来谁住在这儿，她要去看看人家。她还非要我同她一块去。她对人家说：“这是我儿子徐阳。”若是人家肃然起敬，说哦，徐阳呀。她便既骄傲又慈祥地笑着。没说几句话她又起身告辞，叫人家不要送，于是人家反而不好不送了，这正合了她的心思。我看出来她就是想要人家看见她儿子有一辆奥迪，看见她坐着奥迪兜风，看见她终于扬眉吐气活出个人样来了。
到绿岛去过两次后，她感叹说：“这儿的姑娘真漂亮，都跟挑出来的似的，是你挑的吗？”她想想又叹口气，说，“也难怪你老婆不放心，我也是眼光短，不该让你成这头家的。冯丽呢也是运气好，嫁老公都是碰命的，何况她还是个二婚，可她就碰到了你，这就像抓阄，她抓了个好阄，她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呢？”
在幸福的时候她还没忘记她三个兄弟。这么多年来，她每年都接到他们询问老房产的信，现在她给他们写信说，以后不要再跟她提这件事了，想要房产自己来要，而她是不会再为那点房产去奔波的，因为她儿子不要她太累；她儿子有一个很大的娱乐城，还是政协委员，根本不把那点房产放在眼里。她对我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势利，敢不敢拿狗眼看人！她的兄弟们接到这封信后，都不约而同地回了她一封信，北京的大舅说他儿子在国家部委当司长；湖北武汉的二舅说他儿子刚提了地厅级，女儿女婿都在法国的大学里当教授；广州的三舅说他儿子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女儿女婿在香港做生意。我妈读着这些信，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影响，她扭一下嘴，说：“你们好是你们的，我也不比你们差。”
正如我妈说的，冯丽有时候也认为自己运气好。但她比较复杂，不像我妈那样简单，她跟得了寒热病似的，一会儿觉得自己运气好，一会儿又后悔嫁了我。就像站在一根钢索上，怎么也站不稳，不是往这边倒就是向那边歪，无论倒和歪，都是大幅度的，让看的人提心吊胆。
我就是那个看的人。我看得很清楚。比如她的后悔。她的后悔是原来就有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后悔，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后悔得成了一块冰。就在我刚从广州回来的那天晚上，她碰都不碰我，从里到外都散发出一种冷森森的决绝之气。这样的情形在以前从未有过。这说明她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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