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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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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上行囊，我又要启程，却不知道要去何方
我背对着夕阳，我的影子到达了的遥远的山梁
黑黑的山梁白白的山梁光秃秃的山梁噢
我喝一口水，啃一口干粮
我不知道我能否到达你
也不知道山梁后面是否有我心爱的姑娘
可我只能往那儿走，我面对着你，你就是我的前方
我为你柔肠寸断，寸断柔肠
我希望你头上的云彩落下来，在我到达的时候
姑娘用牛粪燃起了篝火，炊烟正在弥漫芳香
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南城人不喜欢他的歌。南城人非常粗糙，南城人只懂得喜怒哀乐，不懂得忧郁和惆怅，他们不给昏鸦扔钱，把昏鸦的忧郁和惆怅当成哭丧。昏鸦一天唱到晚，饭都挣不到，眼看着越来越像个乞丐了。我让湘西妹子李晓梅替我给他扔过几次钱，李晓梅说，你为什么要接济他呢？我说你别管，只要给我把钱扔给他就是。李晓梅便总是像个过路人那样，往他面前扔几张大票子就走。昏鸦没看见她。昏鸦唱歌时不是勾着头就是仰着脸，眼睛不是朝天就是朝地，要嘛干脆闭着两眼，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谁给他扔的钱。
昏鸦就这样从秋天唱到冬天。当余小惠快从戒毒所出来时，余冬又狠狠地搞了他一次。南城的的冬天很冷。南城夏天是火炉，冬天却是个冰窖，尤其是晚上，又尤其在地下通道里，寒气能透到人骨头里去。昏鸦裹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件棉大衣，脑袋靠着冰冷的水泥墙忧伤地唱着，脚下一滩水渍结成了干翘的薄冰。他的大衣面子已看不出颜色了，胸襟上的垢泥在灯光下油亮亮的，像刮刀布一样。他唱着唱着被人用一个蛇皮袋套住了。他说：“谁呀？谁？套我干什么？！”正说着，手也被人捉住了，扭到背上去了。他感到有人在用绳子缠绕他，感到自己被缠成了一只棕子，被人抛到了一个铁箱子里。他唔噜唔噜地叫着“干什么干什么？”一边蜷曲着麻秆一样的身体，在铁箱子里滚来滚去，弄得铁箱子哐啷啷响个不停。
…
《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二章（2）
…
余冬开着那辆花花绿绿的小货车一路狂奔，出南城后往北，跑过结满薄冰的农田，跑过了大片红土丘陵，把一个个村庄和小城镇都抛在了身后。大约凌晨三四点钟，他在车灯里看见了一座昏暗的小县城，便吱一声把车刹住。昏鸦在车里滚了几滚，然后被人提起来放在了地上。他的骨头被颠散了，人被颠晕了，半天都不会动弹，等他把脑袋上的袋子弄掉，余冬早跑得不见了踪影。
昏鸦弓着背干呕了一通，眼泪都呕出来了，用袖子擦擦眼睛，才发现自己是在一座陌生的小城里。小街上空荡荡的，灯光显得比雾还要灰蒙，几片枯叶和破纸被寒风吹得在街面上一晃一晃。他扭头到处看了看，又仰脸看看天。天黑得跟锅底一样。
他缩着脑袋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最后抡起瘦拳头捶开了街边一个小亭子的窗门，人家嘟哝着问干什么？他说买东西。他说求求你啦。人家十分不情愿地打开窗门探出脸来，问他买什么？他说南城在哪个方向？人家伸手指了指，他谢了一声，扔给人家两个硬币，便朝着人家指的方向走了。大约十几天以后，他又在南城露面了，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唱歌。过街天街上和地下通道里都有风，像刀子似的风嗖嗖的，把他的脸吹得蜡黄，把他的皮肤都吹裂了，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棉大衣的破洞里漏出了板结的棉花，糊满泥土的皮鞋张开嘴露着脚趾头，指关节冻得像裂开了口子的胡罗卜似的。他用胡罗卜似的指头弹吉他，紫色的血便像细蚯蚓那样从指关节里爬出来，又一丝一缕地爬到了他的吉他上。
听说昏鸦又来了，余冬不相信，他跑去看。他看见昏鸦后愣住了。他躲在拐弯的口子上，愣愣地看了昏鸦一个上午，脸和耳朵都冻得通红，回来后一边哈着手一边对我说：“徐哥，我拿这个人没办法了，除非杀了他，我总不能杀了他吧？”
我问余冬：“我说过要拿他怎么办吗？”
余冬便讷讷的。
我说：“以后你别来跟我说这些事。”
余小惠从戒毒所出来后照样在绿岛唱歌，但每次都由老余陪着，来去则是余冬开小货车接送。小货车的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老余让女儿坐驾驶室，自己搬个小凳子坐在车厢里。但没唱几个晚上，余小惠却从老余眼皮子底子溜掉了。她借口上洗手间，一去便不见了人影。老余左等右等都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又不想麻烦别人，自己慌慌张张地到处找，蜡黄着一张汗脸说，人呢？啊？人呢？不知道他问谁。一边问一边跑进跑出，跑着跑着就歪歪地倒下去了。倒下了还没人知道，余冬来接人时才发现他爸爸躺在侧门墙根下，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忙了一阵子，出来对余冬说，没用了。余冬张开嘴就嚎起来。
老余死于脑溢血。老余把老伴也带走了。老太太本来就臃肿得成了一堆软塌塌的肉，听到老头猝死的消息，一口气不到，人就垮下去了，沉在那把又老又大的沙发里。两口子就这样结伴走了。我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在殡仪馆旁边的纸扎店订了一个大花圈。那天刚下过一场春雨，街边躺着许多红红的樟叶。
春天的南城到处落的是樟叶。南城的街树全是樟树，樟树的叶子在秋冬不会落下来，只会绿得发黑发亮，到春天却渐渐变红，等春风春雨一到便纷纷飘落下来。就在这个满街都是酡红色樟叶的春天，余小惠又走了，昏鸦也在南城消失了。余小惠肯定是跟昏鸦一起走的，昏鸦吃尽辛苦就是为了等她。他终于等到了，把她带走了。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为了爱情，至于余小惠，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愿意这样认为。我这样想时心里很酸，但我不是在吃他们的醋，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我真心希望他们好，也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尤其是余小惠。
他们似乎是往西南方向走了。余冬说以前曾听他们说过，要走的话，他们就去西南，而且大约是先去城都。
余冬找遍了南城，没找到余小惠，也没找到昏鸦，便对我说他也要去城都，他说他现在有杀人的心了。他说：“千万别让我找到他，找到了他我就一把掐死他！我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余冬边说还边做动作，好像手上正提着昏鸦的脑袋。我提醒他杀人偿命。余冬说：“那我爸妈呢？我爸妈的命由谁来偿？”
一个多月以后，余冬黑皮黑脸地回来了。他没有找到他们。他说他到了城都，接着又到了昆明，还到了贵阳和重庆，可是连他们的影子都没见到。他眼圈都红了。他梗着粗脖子说：“我爸妈都死了，我的亲人就剩下一个姐姐了。我姐说不定也要死在那个狗东西手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还要去找，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可我没钱了，徐哥，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叫他别去找了。余冬说：“那我就看着我姐死吗？”我说：“那是你的事，你一定要找就去找吧，我不管，也不拦你。”他说：“你借我点钱行吗？”我说：“我没钱，有钱也不借给你。”余冬就哭了，勾着头，弯着桶似的脖子一抽一抽地哭。我发现余冬爱哭。他哭着说：“徐哥你就这样不管吗？你怎么能不管呢！”我说：“你凭什么逼我管？我非要管？我欠谁的？欠她的还是欠你的？就算欠，我也早该还清了吧？欠也没有欠一辈子的吧？”
余冬说：“徐哥，我是求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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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二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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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余冬说：“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儿上班，否则我就炒掉你。”
余冬哀哀地叫道：“徐哥！”
我咬着牙说：“别动不动叫我徐哥！”
余冬双膝一弯，跪在我面前，说：“徐哥！”我摇摇头，仰脸叹了一声，说：“余冬啊余冬，我头世欠了你的？”
说是这么说，最后我还是借了钱给他。几个月以后，大约快要立秋了，他才回来了。他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身上的衣服像刮刀布一样，活脱脱是个叫花子。我皱着脸看着他，问他是不是余冬？他木木的，点点头。我又问他找没找到他们？他摇摇头。我说：“你除了点头和摇头，不会说话？你是不是傻了？”他张了张嘴，像蚊子一样嗡嗡地说：“我……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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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三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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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我心里乱成了一团糟，又乱又空，空空荡荡。我又晃到歌厅里去坐过几次，虽然我坐在那儿，看起来在听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只是一个人形坐在那儿，根本不知道那些歌手在唱些什么。我看着歌手，看着周围的男男女女，看着看着会忽然恍惚起来，会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和荒诞。
湘西妹子李晓梅总是在我面前放两听啤酒和一些杏仁腰果什么的，但我没动它们。她说你怎么不吃一点？我笑笑，摇摇头。有一回她问我要不要到包厢里去坐，她说这儿吵死了，还有空包厢，你到包厢里去坐唦。她确实聪明伶俐，知道我不是听歌。我就跟她去了包厢。她用个盘子把啤酒和杏仁腰果端进来，坐在一旁陪着我。我说：“你去吧，我一个人坐一会儿。”她去了不久又推门闪进来。我说：“你不是包厢的，老往包厢里跑什么呢？”她说是经理叫她来的，经理说怕徐总有什么需要，让她来陪着。我也确实想要个人陪陪，便没再说什么。她把大灯关了，只留一盏粉色的小灯，然后坐我旁边，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说：“谁说我不高兴？我没不高兴。”她笑着说：“我看出来了唦。”她笑得很可爱。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脸。她没把脸躲开，让我摸。我问她看出来了什么？她说：“你强打精神强装笑唦。”我不由得叹一声，又摸摸她的脸。她把一只手捂在我手背上，把另一只手搭在我肩上，顺势就把自己挪了过来。我让她挪过来了。她先把脑袋挪过来，又把上半身挪过来，最后把腿和屁股也挪过来了，像骑马一样，骑在我的腿上。
我知道这样不好，非常不好，又在自己的营业场所，让人知道了是什么影响？但我没有拦住她，我不但没有拦住她，还在应和着她。我微微张着嘴，看着她挪过来。她把胳膊挪过来我接着她的胳膊，把腿挪过来我接着她的腿，她全部挪过来了，我便把手放在她的腰上。我还让她坐我身上做了那件事。她很会做，用脸贴着我的脸，用下腹摩弄我。她的下腹柔韧而热烈，我不断地兴奋起来。我兴奋得都没有办法了，我的血流得飞快，我热血沸腾。但我死劲板着脸，咬紧牙关，眼睛看着那扇门。她在我耳边轻声说：“你又在装唦。”接着她又说，“你用不着装了唦，我拴了门的唦。”她的气息像一把细毛刷子，刷得我的耳朵痒酥酥的。我这才把脸一点一点地放松了，接着把全身都放松了。她贴得越来越紧，还把手放到我下面去了。她的手像没有骨头似的，手心里潮乎乎的全是汗，她的汗也是滚烫滚烫的。但她却说我是滚烫滚烫的，她还是对着我的耳朵，还是那样毛茸茸地说：“你滚烫滚烫的唦。”我没接她的话。我喉咙里很紧，紧得连呼吸都困难，进气出气都呼哈呼哈的，像一只漏气的风箱一样。我从来都没这么紧张过。我紧张得就像一个少年，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外面的声音很响，嗡嗡的一片嘈杂。她很谨慎，怕自己叫出来，死死地咬住我肩上的衣服。她怕咬到我的肉，用牙齿一点一点地切，咬到嘴里的全是布，她用一团布堵住自己的嘴，只发出了一些咿咿唔唔的声音。
她的腰真好，我几乎全靠了她的腰。但我还是出了一身汗。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最痛快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
她松开嘴里的布，喘吁吁地说：“你真需要……做一次。”
我的汗正在涌出来，同时拼命地自责。我做都做了，还自责什么呢？但我确实在自责。我的自责很复杂，有许多内容，在这里一下子也说不清。说不清就不说了吧，还是说我和她吧，－－她撕开一包纸巾，用纸巾给我擦汗。我想了想对她说：“这事……对谁也不能说。”她瞪我一眼说：“你看我说不说！我就要说，我见人就说，我到大街上去喊！”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讪讪地笑笑。她又说：“我吓死你去！我又没疯，又不想做梦嫁给你，你也不会要我这样的人，我坏你的名誉做什么唦？”她说完了也笑，笑得憨傻明媚。我又忍不住摸摸她的脸。她整理好衣服和裙子，又用指头梳头发，忽然说：“我说了你别笑我啊。”我问她要说什么？她用力噘一下嘴，又把嘴抿起来笑着，说：“我喜欢你。”接着又飞快地补一句，“真的嘞。”
我愣愣地看着她。她说：“胆小鬼！又吓到你了吧？你放心唦，我又不想别的，我就是喜欢而已。”我说：“以后你别这么说，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你以为你这样说了我就会高兴吗？我告诉你，我不高兴。”她把手上的纸巾捏成一团，用力扔在地上，噘起嘴来说：“你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唦！”
我想我大概是有毛病。我越来越不近情理，动不动就会毫无理由地生气。
其实我心里是很感激她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我总会感到心里有一团黑暗。我一直想驱散它，可它却在不断地加深，面积也在扩大。我动不动就会沉入到这片黑暗里去，就像沉入一片黑乎乎的沼泽里似的。我是一个害怕黑暗的人。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时，我会觉得那种酽稠的、密不透风的黑暗正在穿透我，它们将与我心里的黑暗连成一片。我听着自己的心跳，听着黑暗发出的声音，觉得自己被埋葬了，房间就是棺材。我会很无奈地开着一盏小灯，或者把窗帘拉开，总之我要房间里有一些光亮，哪怕是从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灰色，也可以缓解我的恐惧，使我暂时忘记黑暗的广大与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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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三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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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的黑暗越来越深重的时候，我的钱也在大幅度地往上长。正如洪广义所预料的那样，绿岛确实在我手上火起来了。洪广义给我的提成也兑了现。这就是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财富。如今我存折上的数字已经是六位数了，再过一两年也许就过七位数了。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洪广义还说到明年要考虑给我一点股份，如果那样的话，我的钱就会更多了。
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钱，但钱确实可以给我一些实实在在的安慰。一个人有了许多经历以后，对钱的认识就会很深刻。现在我的认识就很深刻了。我不会说钱有多重要，不会说它是什么（比如说它是人的腿或胆），我只会说它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觉得除了阳光空气和水，就是它了。它应该排第四。把它比作别的都不合适，钱就是钱，它就是那么硬。前几天南城晚报上说城北铁路桥下死了一个人，据说是饿死的，有人头天看见他吃从水上漂来的塑料泡沫。他不缺阳光，也不缺空气和水，他缺的是钱，所以他死了，死得让人心酸。
我不愿意将来也死得那么心酸，所以我不会乱花我的钱。我妈想要我买一套房子，她这样对我说：“我们那些邻居都说，哎呀王老师呀，你儿子那么有出息，你怎么还在这里住呢？弄得我脸上真有些挂不住，我总不好说我儿子住在他老婆家里吧？”她故意把话说得难听。我便买了一套小房子，让她搬进去了。她有些失望，她说：“你怎么买一套这么小的房子？”我说：“你不是说邻居在说你吗？现在他们不会说你了。”
失望归失望，我妈还是很高兴。其实她本来就很高兴，她这一辈子都住在扁担巷，阴暗、潮湿、狭窄，从来没住过这么宽敞明亮的房子。她感叹说：“真好，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总算住了楼房了。”她又落了一会儿泪，然后她便数落扁担巷的种种不好，尤其提到雨季时的石墩子，她说：“今后我再也不用撑着伞跳那些石墩子了。”
我妈从扁担巷搬出来时做足了文章，光是跟邻居告别她就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她走东家窜西家，告诉人家她儿子买了新房子，她要搬走了。那天扁担巷里都是她兴奋的声音，“我要搬家了！我儿子买了房子了！”人家恭维她有福气，她谦虚道：“什么福气呀，不过是一套房子而已，花不了他几个钱的。”听她的口气，她儿子的钱简直多得堆成了山。她还特意挑星期天搬家，大张旗鼓地叫了搬家公司，让人家在车尾绑一挂长爆竹，一路噼噼啪啪响着离开了扁担巷。
我没有在新房子里住，我就住在绿岛。冯丽也很少来，或者说很久没来过了。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我似乎离不开绿岛了，哪怕离开一会儿，心里也不踏实，觉得自己像浮萍一样无根无蒂。只有在绿岛，我心里才会安静下来，才会感到踏实，感到脚下是实实在在的地，头上是实实在在的天，自己是顶天立地地站着。绿岛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我跟绿岛生死捆在一起。可就是在有了这些踏实感受的同时，我心里的黑暗也如一个胚胎似地日长夜大。虽然我有时候还叉腿挺肚的派头十足，其实我心里空得很，我的快乐越来越少。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现在我差一点就要被黑暗淹没了，其情形就像黄沙想要淹没一棵瘦草一样。
如果不是还有李晓梅，我就已经被黑暗淹没了。
到这一年年底，洪广义只付清了我的年薪，把我的二十二万元提成压在账上，说是作为经营性参股；同时又额外给了我百分之十的股份，但跟我说明，今后的分红和提成都只能给我两成，其余的必须放在账上，作为我的股份投资。他说你放心，那还是你的钱，有合同给你作保证，但作为绿岛的总经理，你必须跟绿岛生死与共，要捆在一起。对此我表示理解。我说我懂，我早就跟绿岛捆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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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十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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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是在孩子快两岁时跟我提出离婚的。她冷了我两年多，终于还是要跟我离婚。她要离的理由不是抓住了我什么，而是她自己出了问题。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她背着我偷了人。她说我偷了人了，偷了一个伙计，而且已经偷了一年多了。她一点也不难为情，话说得很硬，硬梆梆的。她还不学人家时髦说“外遇”，而是直捅捅地说“偷人”，她是不是认为“偷人”对我更具有杀伤力呢？
她说：“你想知道是谁吗？”我犹豫着说：“谁呢？”她说：“萝卜！”她说这话时两眼直直地逼着我，充满了挑衅意味。她以为我一定会愤怒，她在等着我的愤怒，等着我歇斯底里暴跳如雷。然而我没有愤怒，真的没有。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怎么一点都不愤怒呢？我只是很困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心想她怎么会偷人呢？她是不是在骗我？萝卜那么老实腼腆的一个人，脸上还有些稚气，跟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他怎么敢动老板娘？他敢把老板娘抱到床上去？我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对她说：“我不大相信。”
冯丽冷笑着说：“要不要我把细节说给你听？说我怎么一步步勾引他，说我们是怎么上的床，说我们是怎么睡的？”我摇摇头。冯丽说：“那你怎么不生气呢？你老婆偷人给你戴了绿帽子，你老婆让人睡了，你一点都不生气吗？”我没有吭声。她把脸别过去，开始流泪。她流着泪说：“本来我心里还不好受，现在没什么了，要早知道这样，我早就该偷人，我偷他一百个，我偷成一个烂货，反正你不在乎，你从来就没当过我是你老婆！我不偷我才真他妈是个傻瓜！”
我说：“哭什么呢？你一定要我生气也行，明天我就让人去拆萝卜的骨头。”她说：“你敢动他！你要动就动我，我不怕你！”我摇摇头说：“那就算了吧。”她说：“你不用算了，你算了干吗？你来！来来来！”我说：“算了。”她厉声说：“来！来呀！”我说：“算了吧。”她忽然破口大骂。她说：“算你妈！我操！”
她倒愤怒起来了，而且是狂怒，眼里都似乎要溅出火星来了。
她边骂边扑过来撕我，像一只母狼似的。我猝不及防，脖子上被她用指甲划了一下。她的指甲带着风，凉嗖嗖地在我眼前飞来舞去。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非要跟我打一架？我躲到哪儿她扑到哪儿。大约是午夜，就在我们结婚的那个房间里，房门紧闭着，她追着要跟我打架。她充满斗志，显得非常亢奋非常激昂，几下就把我的衣服撕破了，把我的脸也划破了，她不但指甲带风，指头也像尖嘴钳一样，在我身上钳来钳去，又拧又掐。我们滚在床上，又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她终于把我激怒了，我按住她死劲扇她的屁股。我扇得她噼啪直响。她是个小个子大屁股的女人，我扇一下她的屁股便颤几颤。我不知道她的屁股怎么样了，我只知道我把手扇麻了。她从地上爬起来之后不再打了，坐在床沿上褪下裤子看屁股。她的屁股红艳艳的，左一道右一道交叠着许多血印子。她摸着屁股呜呜地哭了。
她说：“你妈的你为什么不打我的脸呢？”
我说：“其实我们打了个平手，我也跟一个人好了。”她不哭了，愣了一会儿，便盯着我问，“你跟谁好了？”我说：“歌厅里的李晓梅。”
我说出来之后自己都有点发愣。我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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