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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帮我杀了她-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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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院的第二天，情绪平稳了一些，盖瑞告诉我，警察正在分析我在审讯时说的话，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起诉我。
“起诉我？为什么？”
“毕竟你杀了人，安妮。无论当时是怎样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些程序必须要走。”
“你会逮捕我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起诉你，但我有责任告诉你现在的状况。”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责怪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找个律师，但当我看着盖瑞涨红的脸颊时，我意识到，他其实更加尴尬。
“嗯，如果警察决定起诉我，那大家都会觉得警察是一群愚蠢的混蛋吧。”
盖瑞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
他又开始问我关于那变态的问题，当我抬起手去挠脖子的痒时，我发现，脖子上的项链没有了。
盖瑞说：“你进来的时候医生把它取下来了。你出院的时候会还给你的，现在和你的个人物品放在一起。”
“项链不是我的。是他给我的。他说，那是他给另外一个女孩子买的。”
“什么另外的女孩？你为什么之前没有说过？”
他这突如其来的责问让我有点儿伤心，我说：“我已经习惯戴着它了，我忘了。如果不是你们没完没了地问那么多问题，可能我不会忘记告诉你们。再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我之前实在有点儿忙。”我举起手，把手臂上还在输液的针头给他看。
他平静下来，说：“对不起，你说得对，安妮。我们问了你很多尖锐的问题，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这很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关于那变态的一切——包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还有那个直升机女飞行员。盖瑞经常会打断我的讲述，提出一些问题，有时候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他会朝我靠过来，但他会小心地保持平静的语气，他会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奏讲完整个故事。当我讲起那变态对我的强奸、对我的各种惩罚时，他会一边做记录，一边攥紧手中的笔，却能时刻保持冷静的表情。有一半时间，我简直不敢看他，只好盯着墙壁，数墙上的裂缝，我列举着那变态对我的各种虐待，就像在列举一份来自地狱的清单。
妈妈坚持要在盖瑞询问我的时候待在我旁边，她会时不时让继父去买杯咖啡。每次韦恩出去的时候，他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简直见所未见。如果盖瑞在问我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犹豫了哪怕是一秒钟，妈妈就会马上跳起来，说我看上去很累了，或是说我脸色苍白，建议我们赶紧叫医生来，我觉得，她才是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尤其是当我说起那变态强奸我的情形时。她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断帮我把被子掖紧。我说的那些事情越是可怕，她就把被子掖得越紧，好像是想把所有糟糕的经历都捂在里面。我不喜欢这样的关心，但我知道，她听到我的这些经历，一定感觉很无助，管它呢，如果这能让她好过一点儿，那就随她吧……再说，我也没有力气反抗她。
我住院的第三天，盖瑞告诉我，小屋特殊的设计让警察们相信了我的话，而且他还肯定，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提起任何诉讼。戴安最近都没有来，盖瑞说她已经回到克莱顿瀑布区，去处理调查其他的案件了。
盖瑞让我把同样的事情讲述一遍又一遍时，我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耐心，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没有确认那变态的身份。在他手上，没有采集到指纹。他们提取了他的DNA，但盖瑞说，光有DNA没用，必须还有要比照的样本，而他们在系统里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可以比照的记录。那变态的尸体在炎热的铁皮工棚里放了几天，脸上已经很难看了，他们只好画了一张素描画，输入电脑系统，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当我问起有没有通过他的牙印查医疗记录时，盖瑞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甚至是那辆面包车也没有起到作用。车是偷来的，车牌是从另一辆车上偷来的，偷车的地点是当地一家商场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没有监控摄像头。
“你觉得我们能找出他是谁吗？”有一天，我问，“能找出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吗？”
“你所记得的一切都能帮到我们。”
我坐起来，直直地盯着他的脸：“不要跟我说这些警察的官腔，我想知道你怎么想。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老实说，我不知道，安妮，但是，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帮你找到答案。你应该知道答案。”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坚定与热情，“我们谈话的时候，如果你妈妈能够离开，我的工作会容易得多。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我也觉得很难在她面前谈这些。”
妈妈回来了，身上一股香烟的味道，盖瑞对她说：“罗琳，我觉得最好还是由我来单独问安妮。”
她握着我的手：“安妮需要家人陪着。”
“妈妈，你已经很难过了，”我握紧她的手，“我没事的。”
她来来回回地看着盖瑞和我。
“如果你想这样就这样吧，安妮小熊，我会和韦恩坐在外面，你有事就叫我们。”
接下来的几天，不是盖瑞在问我各种问题，就是医生在我身上到处乱戳，除此之外，我的记忆一片模糊。因为我脱水，再加上别的症状，不能离开医院，我已经很烦了。而我在警察局的突然晕倒和我对医院的抗拒态度让医生们担心，怕我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他们希望让我留院观察。经过几晚的噩梦和盖瑞的问题所触发的又一次惊恐症后，他们开始给我加大了用药的剂量。我时而兴奋，时而迷糊，越来越难分辨梦境与现实。我听到婴儿的哭声，就以为是他们找到了我的女儿。有时，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旁边站着的医生，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是那变态，一把把他推开。我最后一点点的自我控制能力在药物的作用下消失不见，我又重新生活在了无限的恐惧之中。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妈妈的过度保护和医生滥用药物的情况下，卢克和我尴尬地见面了。克里斯蒂娜当时正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轮上，得以逃过这一劫。瓦尔小姨也来过了，送来一束巨大的鲜花，但妈妈只让她待了十五分钟，说了几句话，就对她说我需要休息了。实际上，我发现瓦尔小姨比平常善解人意多了，她甚至还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她帮我带，不过，她肯定是说了什么惹妈妈生气的话，因为我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直到后来回到家，才又看到她。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妈妈和韦恩回了克莱顿瀑布区——宾馆的费用太高了。他们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让妈妈、警察和医生决定什么对我是最好的。现在，我要自己做决定。
第二天早上，护士准备给我喂药的时候，我阻止了她。护士叫来医生，医生表示，要么我把药吃下去，要么我同意去看心理医生。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但到了这个时候，只要能从医院出去，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家医院真的很小，他们没有精神科，也没有心理医生，所以，他们找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心理医生，像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虽然他的问题都很荒谬，但我还是让自己认真地回答，还时不时挤出几滴眼泪，让他不至于认为我表现得太好。实际上，我宁愿从烧滚的热炭上面走过去，也不会告诉这家伙我的真实感受。
医生不让我看报纸，我已经无聊得快要疯了。盖瑞来找我问话的时候，开始给我带一些时尚杂志，大概是怕我把火气撒到他身上吧。
“你想让我把杂志上高档西服的图片给你剪下来不？”他第一次把一本时尚杂志递给我的时候，我说。
他笑了，把几块巧克力扔到病床上：“给你，吃了巧克力嘴巴就应该没空说这么多废话了。”
他开始帮我带加了热巧克力的咖啡。有一次，他还带了几本字谜书。只要他带了礼物，我也就不介意回答他的各种问题了。实际上，他的到来已经成了我一天最开心的时刻。他的声音是那么低缓、那么温柔。有时候，我干脆闭上眼睛，只听他的声音。有些问题，我让他重复了好几遍，他从来都不生气——他觉得很好玩，绝对不会生气。
我让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和官衔到底是什么，他告诉我，他手下有一个警官、两个下士，还有几个巡警。那么，他真的算是个头儿了——不是整个警察局的头，是重案组的头，这让我感觉很安慰。但是，如果我问他关于调查的具体情况，他就开始守口如瓶，只说等他们有了“具体消息”后自然会告诉我。
有一次，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我正在和心理医生谈话，他转身准备离开，我让他留下来。心理医生对我说：“你觉得，你是不是对那个绑架你的男人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呢？”盖瑞站在医生后面朝我瞪大眼睛，我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在和心理医生谈话、忍受医院难吃的病号餐和在病房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两周以后，心理医生终于给我做出了最终评价，说他找不到任何我不能回家的理由，但住院医生还需要检查心理医生正式的报告结果，才肯放我。在医院里，我所享受到的自由并不比我在山上的时候多。
显然，那心理医生认为，我的行为和我所受到的创伤是“一致”的，警察已经决定不对我提出任何诉讼。我猜，小人物毕竟也不会事事倒霉，但医生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盖瑞对我说，警方非常关注我的案件，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关于那变态的一切，这不仅仅能帮助他们破解一些陈年积案，也能够帮助以后的调查。有时候，我们在说山上的事情时，会停下来休息，他会告诉我各种时事新闻，要不就玩一会儿字谜游戏。这在心理医生对我做出评价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你一定要把我弄出去，”一天早上，盖瑞拿着两杯咖啡进来的时候我对他说，“心理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但这里的医生还不肯放人，我要疯了。他们对待我就像对犯人一样。我是一个受害者啊，他们真是太混蛋了。”
他把咖啡放在我床边的桌子上，坚定地点了点头，就走出了门。半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站在我床脚。
“你只要再多待一个晚上就好了。明天早上就能出院。”
我坐起来：“你没开枪把医生杀了吧？”
“那倒不用，我只是督促了他们一下。”
我的直觉告诉我，绝不止是如此，但我还没开口问他细节，他就从床边的桌子上把那本字谜书拿起来，坐在椅子上，开口说：“哎呀，看来你也不是那么聪明啊，这一个你都没做完啊？”
“嘿，明明是你走进来打断了我，我开始做得好好的。”
他坐在椅子上，把长长的两条腿伸出来，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个不动声色的微笑，我意识到，他已经成功转换了话题。
妈妈在医院的时候告诉我，我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听到它没有被卖掉，实在是太高兴了，直到盖瑞说我已经可以出院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我出院了应该住在哪儿。我想过要不要问克里斯蒂娜，但也许她在游轮上还没回来。接着，妈妈打来了电话，说他们会来接我。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我不想去和她住，那一定会闹出大乱子来，我想，我只好先暂时忍受一下了。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盖瑞警告我们，医院外面可能会有记者，他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但韦恩和妈妈从前门进来的时候说并没有看到记者。我们刚一走出大门，一大群记者就围了上来。妈妈走在我前面，恳请记者们“给我们一点儿时间”。他们根本就没听见她的声音，我们在拥挤的人堆中艰难前行着。
好不容易挤出医院，上了车，我们在诺菲德港市外的一个加油站停下来，韦恩给车加油，妈妈进去付钱。我躲在车后座上。当妈妈再坐上车的时候，她把一份报纸扔到座位上，摇着头说：“这些人真是大嘴巴。”
失踪房产经纪人已出院！在这头版的大标题下，还有一张我以前的证件照。韦恩把车从加油站开出时，我还在惊讶地看着报纸。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我今天将会从医院出院。克莱顿瀑布区重案组探员警长金基德还说，他们并没有对我进行调查，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找出那个已经死了的绑架者的身份……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警察我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但有人告诉记者，我曾经有过小孩，那篇报道还采访了一个专家，专家分析了孩子的死对我可能产生的影响之类。我把报纸扔到地上，踩了几脚。
第二十二章 被袭
你今天能接待我真是太好了，大夫。如果我还要自己一个人继续翻来覆去地想这些事，你大概就得去疯人院探望我了。而且，我在你这里也可能会更加安全。你应该已经在新闻里又看到我了。谁没看到呢？
几天前的晚上，我又拿出了那张变态偷到的我的照片。照片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办公室。我努力回想着我原来可能把它放在哪里，但我无论怎么努力，脑子里出现的唯一的画面就是那变态像拿着奖杯一样高高地举着这张照片。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跑步。在车道尽头，我向右转跑上了人行道，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路边。我从车旁边跑过去的时候，叫了一声艾玛，艾玛当时正跑在我前面，我让它等我一下再过马路。
我在看艾玛有没有停下来，几乎没有注意到旁边面包车的车门突然打开了。我从车旁经过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滑雪面罩的大个子朝我扑来。我绊了一下，踩到人行道上已经松了的地砖。我重重地倒在地上，磕到了下巴，咬到了自己的舌头，手也被擦破了。
我努力想要站起来，但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脚踝，开始把我往车里拉。我手抓住地面，使劲想要挣脱。有那么一下，我已经挣脱掉了，站了起来，准备逃跑。突然，那只大手捂住我的嘴巴，另一只手则抱住我的身体，把我举起来，我都快要让我无法呼吸了。大个子拖着我往后走。这时，艾玛狂叫着跑了过来。
我想尖叫，想反抗，但我害怕得动也不敢动。我仿佛看到了那变态的微笑，我只感觉到他的枪口就顶在我的背后。
我们走到面包车的门边。那男人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一只腿上，把我箍得更紧了，大概是准备把我弄上车。我还记得那变态在我旁边关上车门，从车前绕过去，然后坐上车的那一幕——
冷静，妈的！你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几秒钟。不要让他把你拖上了车。
我去咬捂住我嘴巴的那只手，我使劲踢。我听到了一声惨叫。我用手肘到处乱撞，大概是撞到了他的下巴。我用尽全力挣扎，最后跌倒在坚硬的地上，撞到了自己的太阳穴。疼得要命，但我还是立马翻过身来。那男人又朝我扑过来，我开始拼命尖叫，用脚去踢他的肚子。他呻吟着，继续朝我扑过来。
我翻来覆去，用拳头去打他的手臂，大声尖叫：“救命啊！快来救命啊！”
我听见狗叫的声音。那男人往后站了一步。
艾玛已经咬住了他的腿，他在踢艾玛。
“不准你碰我的狗，你这个杂种！”
我还躺在地上，抱起双臂，狠狠地去踢他的腹股沟。他疼得弯下腰，往后踉跄了几步，大口喘着气，然后跪倒在了地上。
我左边一个女的在大声喊：“快把她放了！”
那男人挣扎着站起来，想从我旁边走过去，回到面包车上，但艾玛还牢牢咬着他的裤子。我也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腿。他挣脱了我们俩，爬上车。车飞快地开走了，轮胎发出尖利的声音，艾玛赶紧从车轮边躲开。我想看清楚车牌号码，但车开得太快了，什么也没看清。
我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站起来，回头看了看。看见我的一个邻居正从街对面跑过来，手上还拿着电话。我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倒在了地上。
“她还好吗？”
“警察马上就到了。”
“哎呀，天哪，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回答她的问题，但我全身正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我呼吸急促，连眼睛都看不清楚了。艾玛蹭着我的脸，用她温暖的舌头舔着我的脸。有人把它拉开了。然后，一个女人说：“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安妮，我叫安妮。”
“好的，安妮，马上就会有人来了，你要坚持住。”
警笛声。穿制服的人。有人给我盖了一床毯子。我断断续续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一个男人……黑衣服……白色面包车。”
更多的警笛声，然后是穿不同制服的人。
“哪里疼，安妮？”
“努力深呼吸。”
“我们要固定你的脖子。”
“你能告诉我们你的生日是哪天吗？”
有人把手放在我身上，用手指摸着我的腰。有人大喊着一、二、三。我被放在了担架上，还系上了安全带，我听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
“她是我外甥女，让我进去。”然后，我看到瓦尔小姨正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抓住她的手，号啕大哭。
小姨陪我来到了医院。
“安妮，你会没事的。马克已经给你妈妈打电话了，她会来医院找我们，马克把艾玛先带去我们家了。”这以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只感觉到车开得很快，小姨一直握着我的手。
在医院，我又开始高度紧张——太多的人在叫着，小孩子们哭着，灯光太亮了，护士们问的问题太多了——他们把我留在观察室，等医生来给我做检查，我能看见警察正在走廊和护士还有小姨谈话。
我开始数天花板上瓷砖的块数。一个护士走进来，让我用力捏她的手，然后，她又测量了我的血压，检查了我的瞳孔。我还继续数着。
最后，医生终于来了，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接着数。他们带我去照X光，我就数那里机器的数量。他们把我带回病房，警察又来问我问题——那男人穿着什么，他有多高，那面包车是什么牌子——我数得更快了。突然，一个高个子男护士走进来，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开始尖叫。
医生让大家都离开病房，他让一个护士去把急救组的人立刻叫来。我闭上眼睛，数着自己猛烈的心跳，听着他们的说话声。有人给我打了一针。他们还在继续说着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清。有人把手搭在我手腕上，数着我的脉搏。我也和他一起数着。
我听到有人从走廊跑过来的声音，然后是妈妈的说话声，我没有理会，还在数着。
一、二、三……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和瓦尔小姨正坐在窗户边，背对着我，小声说话。
“马克正开车带我去拿体检报告，我们看到一堆人。她就躺在那里……”小姨摇摇头。“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几分钟不到，记者就来了，一定是看到了救护车。你看，现在外面还有好多记者。”
妈妈说：“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记者？我什么都没说，我担心安妮，但马克可能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
“马克？”妈妈叹了口气，“瓦尔，同那些人说话的时候可要小心。你都不知道……”
我清了清嗓子，她们转过身看着我。我开始哭起来。
妈妈跑过来，抱住我。我靠在她肩膀上抽泣着。
“我好害怕，妈妈，好害怕。”
等到医生再来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我没有骨折，但全身都有淤青和擦伤，更别提要命的头疼了。医生说，我已经从痛苦和恐惧进入了震惊的状态。废话。
他们最担心的是我撞到太阳穴，这可能引起脑部损伤，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住一晚留院观察。急救小组还希望第二天早上再对我检查一次。一整晚，每隔几个钟头，就会有一个护士进来叫醒我，看我有没有出现脑震荡的症状，我反正也几乎没睡，走廊里每一个脚步声都让我紧张，每一次大一点儿的声响都让我惊慌。有时候，我就看着睡在旁边小床上的妈妈，数着她的呼吸。
上一次住院的经历告诉我，不合作的态度只会让自己住得更久，所以，当第二天早上急救小组来检查我的情绪是否稳定时，我非常配合他们。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出院了，会不会得到相应的照顾。我告诉他们，我正在定期看心理医生，他们又给了我一些心理热线电话号码和一些互助小组的名称。
他们认为，我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可以跟警察谈话了，我也尽量去回答警察的问题——没有，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没有，我没有看到车牌号码；没有，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想绑架我。
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保护，但没有，他们说，最多只能派人时不时巡查一下，再就是帮我安装一个与警察局直接连通的报警装置。他们让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手机，并且要注意路边停着的面包车。废话！要“注意周边的环境”，在他们进行调查期间要尽量继续正常的生活。什么生活？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但在未来二十四小时里，一定要有人照看我。妈妈坚持要带我回她家，我惊魂未定，全身又酸又痛，立刻就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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