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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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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自从7岁刚开始上学的那天我非常开心过之后，再也没像现在如此开心了。生活终于朝着我理想的方向前进。
婚礼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塔哈特加米仪式。新娘新郎坐在装饰品、鲜花和彩带之下，喜迎客人。来宾过来道贺，奉上礼物。孩童时代，我姐姐和母亲常常哄我说，在塔哈特加米仪式上，我将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许还会收到一辆车，一间乡村别墅，甚至一吨黄金。然而，在塔利班时代，生活不能太张扬。朋友和亲戚来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一块桌布，几个新碟子，50美元。
等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哈米德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做事了。他的姐姐和我正要沏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的大姑子打开门，迎进来几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缠着黑色头巾。原来，毛拉奥马尔，也就是当时的塔利班头领，听说我哥哥米尔沙卡伊回到了喀布尔，就签署了一张逮捕证。他们已经搜捕了他三天三夜，我哥哥已经躲了起来。亲戚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安心度蜜月，不受惊扰。
而现在塔利班分子竟然找上门来了。他们冲进我的喜乐天堂，就像一群困兽，什么都没问，径直走向我的卧室，而我还坐在花环之下，穿着华丽的衣服，化了妆。看到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脸上的神采立马黯淡了下来。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快乐的生活马上接近尾声。他们大声叫嚷，要我们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直奔我卧室，开始了一番彻底搜查。他们一见到床单就撕，那可是我和哈米德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啊。
这是对隐私、庄重和阿富汗文化的赤裸裸的侵犯，可这帮野蛮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搜遍床底，还翻箱倒柜，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那脏兮兮的手把漂亮的家具糟蹋得不像样。
见一无所获，这帮人便朝我大叫：“米尔沙卡伊在哪儿？”“警察总长在哪儿？”一边叫嚣一边在我眼前挥舞着逮捕令。当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时，我胃里一阵难受。但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差不多把我家搜遍了，所以知道我没有撒谎，接着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哈米德！千万不要从办公室回来呀！我心里默默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再工作一会儿，千万不要在这个点回家啊！千万不要回来啊！”他们就这样走了，只要听到他们走了五段楼梯，到了大楼的门口，我的呼吸才不再那么紧张。他们每往下走一步，我的呼吸就轻松了一些。还有四段，三段，两段。就在他们到了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声。我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哈米德。要是晚几秒钟，他就远离凶险了。但不巧的是，他进了屋子，高高兴兴地走过前门，手里提着巧克力礼盒，那是给我买的。就这样，哈米德遇上了这帮野蛮人。要是他在路上买些水果，跟邻居聊聊天，甚至弯腰系下一鞋带，都有可能避开这帮恶徒。
抓不着我哥哥，气无处发，他们就抓走了哈米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罪都没犯，但他们还是把他带走了。我尖叫着跑下楼。“我们结婚才七天，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房子，我们是新婚燕尔，无辜的好市民，放过我们吧。”我哀求道。
他们只是再问了我一遍：“米尔沙卡伊在哪儿？”接着不由分说便给哈米德上了手铐。他几乎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震惊，手里给我买的花也掉到了地上。几个邻居围过来看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镇。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视野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富汗人的正派和善良精神却屹立不倒。
哈米德被带到情报机构办公室，地点位于市中心，靠近内政部。我记不得给了司机多少钱，但肯定是很多。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陌生女子，令我很感激。我认为，多给他钱，他或许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我来到了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大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时我冒了个巨大的风险，向门口的塔利班分子撒了个谎。我就说，自己被塔利班分子逮捕了，他们命令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跟车上的男人们一起进去。我还说，如果你们不放行，上头怪罪下来，谁都担当不起。于是，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大门之后，我找到了监狱大楼。哈米德就站在那里，身边有两个塔利布①看着。我惊讶地发现，哈米德几乎没任何反应。前一秒钟，他还匆匆赶回家，手里拿着买给妻子的巧克力，下一秒就被逮捕了。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我盯着塔利布，说：“看！看我的手！这是指甲花，新娘才有的。你们口口声声说信奉伊斯兰教，但你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合乎一个穆斯林分子应有的标准。我们刚刚结婚，如果你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再也没有穆哈兰姆了。我该怎么生活？我该怎么活下去？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买东西，没有人照顾我。我还是个年轻女子，除了老公，无亲无故啊！”我以为自己的理论能够激起他们的怜悯之心，说不定还会让哈米德回家。但是，这些人是根本不会被一个女人的请求所打动的。他们理都没理我，还带着哈米德去了另一扇门。我跟在身后，还紧紧抓住他的手，不依不饶地请求。等他们开了门，我的心立马沉了下来，因为门后是成百上千的囚犯。一些囚犯戴着手铐，一些囚犯被捆绑，一些囚犯站着，所有人都被赶到发着恶臭的院子里，挤在一块儿。
其中一个塔利布抓着哈米德的手，我仍旧握着他的另一只。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就要将他从我身边带走，拆散我们，我甚至担心他们不加审判就要对他执行死刑。既然不给任何理由就逮捕他，那么不加审判行刑也完全有可能。我依旧没有松手，并且再次请求说：“我也要进去，我怎么能够独自离开呢，我是个女人，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你是个穆斯林，你怎么能这么做？”塔利布用普什图语回答我，语气粗鲁，口音就像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闭嘴，你这个女人，你讲得太多了。”说完用力推我。我一不留神，趔趄着栽倒在一个散发着臭味的小水坑里，当时我还穿着高跟鞋和礼服。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迎接客人呢。哈米德转过头试图拉我起来，但塔利布推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进了一扇大门。就在我挣扎着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瞥了他最后一眼。然后，大门就合上了。
哈米德进去之后，我就想到了哥哥，他才是塔利班要找的人。现在安全吗？他人在哪里？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出租车，于是穿着高跟鞋在城中拼命地跑，跑向我哥哥家。他的妻子在家。她对我说，哥哥最近在亲戚家不停地换着住，连续三个晚上每天都换一次，以防被抓。此刻，他正躲在卡尔特瑟，一个在内战中饱尝战火之苦的喀布尔西部地区。既然我现在帮不了哈米德什么忙，那就帮帮我哥哥吧，于是我就去找我哥哥。
到了之后，没有跟亲戚行额手礼，我就粗鲁地直接闯进去，我要亲眼看到哥哥才放心。房主夫妇都是教师，丈夫是喀布尔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妻子跟千千万万个阿富汗勇敢女人一样，不顾禁令，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家里私设学校。这对夫妇膝下无子。
房间没有沙发，好多垫子靠墙一字排开。米尔沙卡伊躺在一个垫子上，面对着墙壁。看我来了，他的脸上突然警觉了起来。自从婚礼过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我，那天他还抱着我默默哭泣呢，之后我就开始了新婚生活。此刻重逢，我们又哭得一塌糊涂。
我赶紧把哈米德被捕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还说此刻他们是如何在对他进行四处搜捕。这里对他不安全，因为他们会挨家挨户搜索我们所有的亲戚。打的出逃也不安全，外面到处是塔利班的哨卡，如果拦下我们盘问，他们手里是有我哥哥的照片的，很快就能认出。于是我们走着出逃。我仍然穿着该死的高跟鞋，脚疼得要命。
那是我第一次穿着蒙面长袍走那么长的一段路。我向来就不擅长走路，穿上高跟鞋再加上心里一焦急就更是如此，人行道的每一块石头或者每一道缝隙都可能将我绊倒。
我们往城市的郊外走去。其实，本来我们是没地方可去的，但是，真要去找个地方躲藏还是有的，虽然能选择的余地是那么有限。太中央的位置或者人多的位置都有哨卡，郊外我们能躲藏的地方也多，人却较少，所以我们才往那里去。一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哥哥问起哈米德的情况，问他符合不符合我的期望。我高兴地告诉哥哥说，哈米德确实很好，我没嫁错人。
我告诉哥哥说，哈米德跟我讨论了定居的计划，甚至还考虑要不要离开阿富汗。哈米德曾经建议到巴基斯坦定居，可我说，哥哥都在喀布尔，我不能离开。后来我们还讨论搬回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也就是我最早开始上学的地方。巴达赫尚省没有被塔利班控制。我的姐妹们，哈米德的家人也都在那里，我们俩也都非常怀念那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打算搬到乡下，我可以教书，哈米德可以经营他的公司。
向哥哥讲述这些计划比脚跟上的水泡还要让我心痛，所有新婚之际的梦想和计划此刻都已经付诸东流。漫无目的地走了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记得哈米德有一个亲戚，当时跟她一个儿子住。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地址，但应该就在马克洛里安街区，也就是在我和哈米德的住所附近。前往那个亲戚家的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哨卡。坐在车上，我们提心吊胆，生怕他们摇下窗户查看我哥哥。但那天真是幸运，哨兵没往车内看就示意我们开走。 我哥哥见过哈米德的这个亲戚，当时来我家提亲她也在。我哥哥还说，她化妆太浓，指甲太长。在他看来，这样的女人往往很懒，但现在只好去找她了。我问了问街坊，有人指给我们一套公寓。到了她家之后，我立马向她解释情况，问她能否留宿我哥哥一晚。她嘴里答应，心里却不甚高兴。可以想象，她很害怕。如果被发现留宿非血缘关系的男子，她就要被抓到“恶习与美德部”。让她陷入这样的为难境地我很难过，但别无选择。
我就在那里跟哥哥道别，然后走回家。到家后，我的双脚就像着了火，汗水迷糊了双眼和双耳，头发似一块抹了油的垫子盖在头上。我一把甩掉蒙面长袍，跑向卧室，心里很难受，悲痛得号啕大哭。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痛失亲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难忍受的痛苦之一。
但是，失去所爱的人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例外。或许，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遇害死去，你们已经失去了我。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我们还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也希望你们对这一必然性有所准备。
失去一个家庭，就像战争时期我们多次经历过的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对孩子来说，失去家庭是最痛苦的。但是，阿富汗成千上万的孩子就曾经饱尝这样的痛苦。你们有房子住，有火取暖，有柔软舒适的床可以睡，有台灯可以看书，有书桌可以做作业，所以不要忘了你们是多么幸运。我知道这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么好的条件。
对一个女人来说，或许最糟糕的莫过于迷失了自己。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梦想，那么这才是女人最大的损失。这本来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那些阻止我们去追求梦想、去追求成功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我祈求上苍，你们千万不要失去梦想。
挚爱你们的妈妈
黑暗蔓延
1997年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因为担惊受怕，人几乎要疯掉了，脑子飞快地运转，拼命地在想到底谁能帮我出主意。早上，站在镜子前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曾经给一名塔利班官员的妻子教刺绣。我马上穿上蒙面长袍，朝那朋友家奔去。听完哈米德的遭遇之后，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又是震惊又是同情。成不成我们都没有把握，但她答应带我去官员的家中，给我引荐。
我们是走着去的，一度喧嚣的城市道路此刻竟出奇的安静。几辆汽车和出租车经过，总算让人看到了一丝生气。空荡荡的街边小摊和木板隔成的商店里，晨光照了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土在飞扬。我看见一个面容沮丧的女人，塌着双肩，穿着蓝色蒙面长袍，我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我自己。原来，我在一家空荡荡的摄影店的玻璃窗前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蒙面长袍几乎完全掩饰了我的身份，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被这样的陌生感吓了一大跳，于是就朝店内张望。摄影店早就废弃了，褪色的照片却还贴在墙壁上。在瀑布背景下，年轻男子摆出了宝莱坞演员般的姿势；婴儿们手中拿着升腾的气球，对着镜头咧嘴在笑，嘴里还没长牙，很显然镜头后面的父母正想尽办法逗他们笑；穿着花边衣服和及踝短袜的小女孩羞涩地笑着；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自豪地站在西装笔挺的丈夫身边。
看着这些照片，我心里在想，这些面带笑容的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今安在？自从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阿富汗的18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死于战火，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流亡海外，只有大约600万人口还留在本土。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没了吗？摄影店的老板呢？所有的摄影活动均被塔利班勒令停止，既然这个生计没了，老板就只好关门，另谋出路了。或许他也可以违背塔利班的律法，偷偷地干着老本行；或许他入狱了，和哈米德关在一起。一想到素不相识的摄影店主躺在牢房里的哈米德身旁，我回过神来。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于是我们接着赶路，一直来到一个带大门的公寓大楼，也就是要找的那个塔利布的房子。门外有个小男孩在玩耍，煮羊肉散发的香味扑鼻而来。
塔利布男子和妻子在家。妻子有着一双碧眼，看上去似乎和她丈夫一样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很同情。他们把我们迎进屋，给我们斟上热茶。男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表示不一定能帮得了，但一定会尽量帮忙解决。一旦官员的办公室开了，他就会尽早去打听。我有点沮丧，但并非不感激。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塔利布，随便一个塔利布也都有可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跟我素昧平生，但他居然打算帮我，本来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改变了我对许多塔利班分子的看法。那一刻，我意识到，虽然他的理想和政治观点不能和我一致，但并不等于他是个可怕的人。
许多阿富汗人和塔利班站在一道是因为属于共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出于共同的地域和经济需要。当时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村子里，如果塔利班给人工资，那么一个穷苦人会怎么做？许多阿富汗人，尤其是南部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等省份，倾向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中的强硬元素。这与我所信奉的观点相左，但是，我对许多不同的观点、民族、语言、文化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阿富汗。在西方国家，真正知道阿富汗同时在用三十多种语言的人不多。于我而言，正是这种多样性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民族的多样性却成了阿富汗最大的弱点，也是许多无谓的杀戮的根源。
离开塔利布的家时，他友好地送我们到公寓大楼门口，并再次表明他也没把握能帮上多大的忙。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哈米德被处决或者被随便加个罪名，判处终身监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但知道必须面对很可能发生的坏情况。我尽量不去想哈米德双手被捆绑着拖到监狱的院子里，接受处决。我也不敢去想他躺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日渐憔悴，在饥寒交迫之下渐渐发疯。这些想法足以将我逼疯。
到家后我脑子里还全是这些恐怖的想法，突然，从浴室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哈米德，瘦削的脸颊上，水珠子泛着亮光，胡子上还挂着小水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我丈夫站在门厅里，朝我微笑，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朝我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瘦弱的双腿蹒跚着。我跑过去，趁他没摔倒前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他昔日的雄风在狱卒的暴力摧残下所剩无几。他的突然出现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我们只是高兴得啜泣，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哈米德，我的哈米德，我的爱人，终于回家了。
离他被拘捕不到24小时，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们又把他给放了。我给哈米德煮了几个鸡蛋，泡了甜茶当早餐。吃完后他躺下来休息。心情上的大起大落让我筋疲力尽，可我却没时间休息。既然哈米德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我哥哥。我们得尽快找间房子供他藏匿，时间紧迫。
我想起了一个女人，她很坚强，曾经来听过我的英语课，就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之外。她有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不方便。自从丈夫死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他们不是政治家庭，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疯狂的喀布尔市苟延残喘。米尔沙卡伊住在他们那里应该不会有人去找，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对我哥哥来说最合适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去。
我穿上蒙面长袍，跑着到这寡妇家去。房子很朴素，由于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更是显得简陋。客厅地板上铺了几块磨旧的小地毯，屋内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猜测其他值钱的都已经拿去卖了文人小说下载，用来换大米、油、煤气。女主人在客厅里蹒跚着走来走去，一边劝我坐下，一边命令大女儿给我泡茶。我直奔主题，说想让我哥哥在她家留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被塔利班发现，对她来说有危险。她的语调马上显露出受了冒犯的意味，她并不是因为我来到她家，提出这样的请求而生气，而是以阿富汗独有的方式表明我根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小事而特意请求。我哥哥留下来当然没问题，这是问都不需要问的！喝完茶我马上去叫米尔沙卡伊。我们收拾了几件衣服，多备了一些吃的。我知道，那女主人看我带了食物过去，也一定会生气，但不管怎么说，她收留我哥哥已经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多了一张嘴，就会给她本来就少的资源增添了短缺的压力。我陪着哥哥回到那寡妇的屋子，我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哥哥不认得路，而是让一个陌生男子单独去一个寡妇的家必定引起怀疑。一个男人和一个穿了蒙面长袍的女子前往就像是一次平常的社交走访；一个男人单独去，就像是在犯道德罪，必定引起邻居的闲言碎语，到时候塔利班必来无疑。
寡妇和她的家人对米尔沙卡伊很友善，我想他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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