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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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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行列，只是缺少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
马苏德逝世的那天跟肯尼迪总统遇害那天的情景很相似。那一代的美国人经常说他们还记得听到总统遇害消息时的场景，对阿富汗人来说也是如此，就连当时才三岁的莎哈扎德也记得马苏德遇害那天的情景。
对许多人来说，马苏德是游击队的英雄，带领阿富汗人民赶走了入侵的苏联军队。他是一名娴熟的战略家，也是一名战无不胜的士兵。辉煌的战绩为他赢得了“潘杰希尔之狮”的美誉，但是，对许多饱尝战乱之苦的年轻一代人来说，包括我自己，他是在反抗塔利班的统治之后才成为英雄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极端主义危险的领袖之一，曾多次提醒人们引起注意。他还向全世界警告恐怖主义威胁，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不理会他提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他曾经警告世界上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把恐怖主义扼杀在阿富汗，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跨越边境，来到他国。他曾试着解释说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塔利班所宣扬的伊斯兰不是他所赞同的，也不能代表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马苏德有五个孩子，四女一子，所有的女儿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曾多次提及，他想以自己家的例子证明伊斯兰教并不阻止女性接受教育或从事工作。他深知，塔利班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伊斯兰教抹黑，所以他要纠正这一点。
他对我的鼓舞至深，他的事迹教会了我：自由不是神所赐的，乃是需要人们努力去争取的。
他的逝世让我觉得阿富汗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48小时之后，马苏德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警告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和弗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遭到三架飞机的撞击，每架飞机均被无名恐怖分子劫持，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田野里坠毁，40名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以及4名劫机犯全部遇难，而那天因为基地组织而遇难的总人数将近3000人。
全世界的人们没有及时听取警告，白白断送了那么多可怜人的生命。
而更多的无辜生命（大多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在之后所谓的反恐战争中丧生。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世界上那么多人对阿富汗和文化有负面的看法，这叫我大为伤心。许多人认为阿富汗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宗教激进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常成为世界战略性斗争的战场——能源争夺战、冷战、反恐战争。
但是，我们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开明的思想和辉煌的文化。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勇士修建了伟大的尖塔建筑，树立了宏伟的丰碑。这片国土甚至还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有些教派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标志性建筑，例如巴米扬大佛。
在这片大地上，高山连绵不绝，天空一望无际，到处是碧绿的森林，蔚蓝的湖泊。在这里，人们热情好客，这是一个极其讲究荣誉、信念、传统、责任的国度。亲爱的女儿们，这是一个你们应该为之自豪的国度。
千万不要无视你们的传统，也不要为之道歉。你们是阿富汗人，请你们以此为骄傲。你们要以在世界面前恢复阿富汗的自豪感为己任。
这是我希望你们完成的一个伟大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你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因此而感激你们。
挚爱你们的妈妈
走出黑暗
2001年
2001年9月11日，我正坐在书桌旁，突然一个同事跑进来，手里拿着收音机。听到双塔遭到袭击，我们无比震惊。
一想到那么多人被困在其中，我顿时泪流满面。阿富汗没有摩天大楼，我也从来没见过直入云霄的建筑物，只能凭想象去感受人们被困在熊熊燃烧的大楼里的恐怖场面。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阿富汗与世界另一端的密切关系。对我来说，整件事就像一块拼板玩具，是多年拼凑的结果。这一次，就像某人在某个地方放下了最后一块拼板。于是，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面对惨痛的现实，我想，现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至少知道马苏德当初的警告是正确的了吧？我没料到的是世人对此事的反应如此迅速。或许有些阿富汗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美国确实应该派出地面部队清剿塔利班。
工作的时候，邮件如潮水般涌来，警告在阿富汗工作的外国联合国职员离开阿富汗，所有当地职员待在主要办公室，不要在国内旅行。我的上司来自另外一个省份，他已经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处理办公室事务。
那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免疫接种工作，还准备发放新学期的教科书。整整两个月，只有我们办公室坚持给孩子种疫苗，坚持开放学校。这时，我依旧是阿富汗唯一的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女性工作人员。
美国立即着手调查9 · 11事件的元凶，并很快锁定劫机犯，追查到恐怖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关。华盛顿方面要求塔利班政府立马交出本 · 拉登，但遭到了拒绝。
2001年10月7日，世贸中心遇袭不满一个月，美国发起了“持久自由行动”，美国和英国的战机及巡航导弹开始在阿富汗大地上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与此同时，北方盟军因为有了空中优势，开始往南朝喀布尔方向推进，但遗憾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将军已经不在了。
西方国家希望迅速利落地除掉塔利班，击毙或者活捉本 · 拉登及其副手艾曼 · 扎瓦赫里。
计划很简单：美英空军迅速摧毁塔利班军事力量，用新型炸弹炸平整座山，将基地战士消灭在藏身的山洞里。在普通群众的眼里，北方盟军和其他主要军事力量，当然主要是北部地区的力量，能将漏网之鱼消灭殆尽。
但有一些人对清剿工作的热情过了头。我们经常听到对塔利班分子施行的暴行，诸如囚犯被活活烧死之类的新闻。在一些塔利班统治的村庄里，人们突然变得勇敢起来，开始朝他们扔石头，迫使他们离开。
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塔利班都是坏蛋，一些低级官员就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给塔利班卖命。我不是曾经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吗？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塔利布邻居根本不认识我，却帮我将哈米德从狱中救出来；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塔利布，是瓦尔达克人，为了能让哈米德在家过夜，毅然决定违背上司的命令。令我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塔利布竟然也被杀死，但我也欣喜地看到塔利班的非法政权被摧毁，阿富汗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我并不介意美国和其他国家主导这场战争。许多阿富汗人不喜欢非穆斯林的帮助，认为他们是异教徒。我倒不这么觉得。相反，我从来就没认为塔利班是真正的阿富汗人，他们一直受到外国的控制。我记得，在喀布尔的时候，曾亲眼目睹维齐尔阿克巴卡恩社区被塔利班的客人——阿拉伯人、车臣人和巴基斯坦人夺走。听到这些人的口音，看到他们的妻子载着黑色遮蔽面纱，我觉得喀布尔不再是阿富汗人的天下，却俨然成了一个阿拉伯城市，正如沙特的利雅得和卡塔尔的多哈。
塔利班最严重的暴行也与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利班攻打喀布尔北部一个叫舒马里平原的地方时，手段如此残暴以至于那片土地后来被称为“燃烧的平原”。在一场战斗中，他们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男人，接着故意烧毁所有的树木和庄稼，烧不掉的就用推土机推平，埋在地下。这明显就是不给该地区的人留任何生存机会。烧毁庄稼和将其他夷为平地的手段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阿富汗人的手段，倒不如说是阿拉伯国家惯用的手段，而且塔利班根本不会聪明到凭他们自己能想出这么毒辣的手段。烧毁一切之后，他们还挨家挨户强迫所有年轻女子和妇女出来。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些女人的时候，她们当时正被赶到卡车和轿车上去。当地人怀疑她们被运送到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当妓女，有些被阿拉伯士兵强占为妻。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猜测是否真实，但类似的事情我见得实在太多了，不相信也不行。
所以，当看到非阿富汗军事力量参与到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来，我心里对他们表示感激，也非常高兴塔利班终于不能再统治我亲爱的祖国了，阿富汗的省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塔利班的统治。托拉博拉曾经被认为是本 · 拉登的藏身地，那里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但突然就停了，塔利班也不见了。
折磨我丈夫，破坏我的幸福婚姻的士兵渐渐失势，而哈米德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
身为阿富汗唯一一名联合国女性职员，我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记者不断地到我办公室里来，想从我这里套取素材。由于现在是我独自一人在负责办公室的运转，很难腾得出时间。我们当时正在发起了一项重返校园运动，让那些因为战争或者塔利班的统治而错过教育机会，却又过了上学年龄的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重新回到校园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给孩子们提供临时帐篷学校、文具和书本。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这些孩子们接受教育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回报。
除了这项运动之外，我还动员工作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这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缠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为国家做这项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持，无论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见。我也是左右为难，徒增不少压力。
有时候，我真的是从一个会议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连饭都来不及吃。我仍然穿着蒙面长袍，即便会见外国官员和援助人员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长建议我把蒙面长袍拿掉。他说，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于交流，这之后我就不再穿蒙面长袍工作。
那段时期工作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领导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当地和国际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后，我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职业。
塔利班倒台后的那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阿富汗完全变了副模样。喀布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你几乎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家乡。过去几年里，在不同时间点——包括苏联入侵时期、残暴的内战时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统治时期，相继逃难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安全了，于是也就都回来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资商发了财之后也纷纷回国创办了新的企业、开设旅馆、办起银行，甚至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
当然，阿富汗的经济还没复苏，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悲惨的贫穷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应，比如电力供应，均遭到了破坏，而且还很少有人能喝得上净水，用得上卫生设施。许多回国的人们发现家被毁，房子被别人占据。在国家回归正常的过程中，失业人员到处都是，食品短缺也相当严重。总体上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混乱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乐观情绪。
联合国办事处迅速扩大，全球各地的资金不断涌来，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去了喀布尔。我打算重新注册去上喀布尔大学，以便继续医科学习。塔利班曾经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去注册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隔的时间太久，已经没法继续念了。但事实上，我失去这个重新就读的机会是因为我在面试过程中带上了舒拉。招生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赞成母亲出来上学。没被录取我很难过，但心里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哈米德现在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咯血。
我又带他去了巴基斯坦，还是找那个每月给他开500美元药物的医生。他说，由于哈米德没有持续用药，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用药无效的地步。连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建议我们去伊朗试一试那里的一项新疗法。我把钱交给哈米德，他就一个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继续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医院里住了四个月。此间，我们仅限于电话往来。每次通话，他听上去很乐观，而且他还说感觉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妇女来说，前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 · 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总统，直到正式选举开始。曾经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权活动分子如今公开出来为打造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然，巴达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驻地，中央的权利中心已经搬回到了喀布尔。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我递交申请，顺利争取到了在首都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干事的职位。幸运的是，基金会提供日托服务，我可以带上两个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这样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负责。但是，哈米德尽管回到了家，身体还是很虚弱，不能外出，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准备带上哈米德和两个女儿搬到喀布尔，我哥哥贾迈勒沙哈的两个妻子及其子女也将搬过来跟我们住。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辆卡车将行李和家具运到喀布尔。几个司机看了看我，疑惑地问：“妹子，你丈夫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办这些事啊？”我生气地回了他们一句：“兄弟，你难道觉得女人连租车这样简单的事也做不成吗？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觉得我们女人没用呢？”到了喀布尔，我们重新住进了哈米德在马克洛里安的公寓。那是2003年，我工作忙得很，但做得很开心。我成了联合国员工协会女性问题代表，出于工作原因，需要到阿富汗各地监督女性相关的工程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是坎大哈——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到了那之后，我所工作的那个社区的领导几乎不跟我说话。他们是保守的男子，也是塔利班的追随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塔利班从当初的统治者沦为如今需要听从一名女性的命令。渐渐地，我将他们争取了过来。几天之后，我们工作时就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老同事般融洽。直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中的某些人保持联系，只要来喀布尔，他们就会来拜访我。我真真切切地认为，人只有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对性别的观点可以改变，会改变，即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能做到。
哈米德从伊朗回来，在刚开始时我看到他情况大为改观，心情也为之一振。但是，没过几个星期，他又旧病复发，没走几米远就咯出一团团的血。见此情景，我的心都碎了。这种病有传染性，哈米德担心会传给孩子们。每次他开始咳嗽时，就用手绢捂住嘴巴，命令女儿们到别的房间去。我们的公寓在五楼，也就意味着他只能在家待着，因为上下楼对他来说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很久没有肌肤之亲了，只要健康允许，他始终是名好丈夫。疾病没有损坏他的大脑，他依然有着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或者不知道如何实施一项新的工程，他就帮着出谋划策，或者至少也能倾听我的意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再过几个星期之后，他需要做一次复查，于是我们飞往卡拉奇的阿加汗大学医院，是当地最现代的医院之一。他病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我只好用轮椅把他推进病房。这时的他瘦骨嶙峋，头发灰白，有一个护士甚至以为他是我父亲。我在他床边，陪他过了一夜，就像我曾经在母亲临死前几天陪她那样。第二天上午，医生把报告给了我们。一切为时已晚，他的肺与其说是个重要器官，倒不如说更像牛皮鞋跟。医生给开的药很重，副作用害得他浑身不适，还有强烈的呕吐感。他告诉我说不想再吃药。
那时正值夏天，明媚的阳光似乎让哈米德精神略微一振。药物使他呕吐，但并不影响胃口，他的饥饿感也恢复了，饮食也变得正常起来，脸色也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只想陪他度过剩下的分分秒秒。那天是星期三，我决定为他准备一份鸡汤。之前那个晚上他没睡好，人很疲劳。我想让他自己喝鸡汤，可他几乎连拿调羹的力气都没有。那一晚，我的姐姐和他的姐姐都过来看他。
他跟她们聊着，我在一旁看着，发现他是如此英俊，如此精神，就好像疾病已经从他脸上离去，突然恢复了昔日健康时的模样。“哈米德，我亲爱的，”我打趣道，“你在跟我开玩笑，不是吗？你没生病，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要不然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呢？”他笑了，紧接着便咳嗽，后来又大口大口喘气。
我们把他背回房间。我转过脸去，生怕他看到我哭泣的模样。天很晚了，我在另一个房间和她们几个一起躺了下来，但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于是又回到哈米德的房间，在他身边躺下。我握着他的手，两人都哭了。回想起新婚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是多么幸福，那时我们一起憧憬未来。我们要求的并不多，可是得到的却是伤心和病痛。
女儿们也进来了。她们装扮成库奇族女孩，向父亲献歌，这是她们以孩子的方式鼓励我们。歌唱得很动听，却也叫人心碎。她们转动身子，在头顶旋动面纱，唱着：“我是一个库奇族女孩，请看我为你跳支舞。”歌曲罢了，两个女儿让哈米德吻吻她们，可他因为担心传染就拒绝了女儿们的请求。
我仍然逼他吃东西，央求他：“把这个桑葚吃了，再喝一点儿汤吧，就喝一汤匙。”求了半天，他也没吃一口，没喝一下。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真的太累了。姐姐进来，让我到另一个房间休息。我不想离开哈米德，但他坚持要我去。他还开玩笑说：“法齐娅，你的同伴监督人会把我照顾好的。她一定会保证我吃下食物和水果，还会保证让我呼吸顺畅。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拜托。”我出去了，到另一个房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了下来，我将她们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在想，要是没有了父爱，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活下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我永远忘不了，那是我姐姐在喊哈米德的名字。我赶紧跑到哈米德的房间去，他就快不行了，呼吸着最后几口气。
我惊恐地大声叫了出来：“哈米德，不要。千万不要走。”听到我在哭，他睁开眼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接，只对了那么一秒，我的眼满是泪水，他的眼平静顺服。紧接着，他的双眼就闭上了。他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父亲去世的时候，舒拉刚好如我失去父亲时那么大。我多么希望命运不要发生在两代人身上，可这竟然成了现实。
你们父亲刚走的那几天里，我天天责备自己，让你们成为了和我一样失去父亲疼爱的孩子。
我尝够了没有父亲的痛苦。我深知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日子有多艰难。今后你们不仅要承受没有父亲的痛苦，还要忍受没有兄弟之苦。
但，正如母亲曾经帮我找到勇气，用双倍的爱鼓励我一样，我也要学学她，为你们做到这一切。
你们只有我这么一个家长，但我要你们知道，我会用100倍对父母的爱去爱你们。
要知道，你们的父亲如果能够看到你们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他一定会万分自豪。
当我听你们讲起未来，内心荡起无比的自豪。莎哈扎德想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舒拉想成为阿富汗总统。当然，这周你们或许还是这么想，下周你们说不定又改变主意了。但我知道，永远不变的是你们心中的目标。亲爱的孩子们，目标定得高是对的。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能落到树梢上。如果你们定位不高，就只能看到树枝以下的部位。
我不能把父亲还给你们，但我可以给你们志向，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些恰恰是母亲所能给予女儿的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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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
2003年
哈米德死于2003年7月，正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月份。
生活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爱，没有了笑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精神上也很迷茫。除了照顾好两个女儿，我的生活毫无目标。我也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婚礼、晚会、野炊，过去我那么喜欢的活动如今竟激不起我一丝儿兴趣。我的日子天天都一个样，起床、上班、接女儿回家吃饭、跟她们玩耍、给她们洗澡、安顿她们上床睡觉，然后回到电脑前一直工作到午夜。
我是为女儿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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