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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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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关于这些人的谣言满天飞。一些喀布尔人把塔利班奉为天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换了一副面孔的共产主义分子。不管他们是谁，我不相信他们或者别的什么力量已经将游击队击垮。要知道，游击队曾经打败了苏联红军，就凭几个学生怎么可能将他们击垮？说塔利班第二天就要接管我站着的这家商店，简直太荒唐。
我开始认为塔利班和游击队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游击队员。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却开始对塔利班心存恐惧。在我看来，他们都不过是拿着枪的士兵，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坐下来谈判的武夫。我讨厌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惊天大消息。我们整整听了一个晚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据英国广播电台报导，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的军队已经从喀布尔撤出，退至潘杰希尔峡谷根据地。我仍旧不能接受这是败退，因为马苏德惯用撤退战略。我天真地以为他在第二天早餐之前一定打回来，恢复和平，支持政府。大多数喀布尔人也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时，我家前门突然打开，高级警官米尔沙卡伊哥哥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他慌慌张张地说，时间不多了，还让嫂子马上收拾行李。原来，他跟许多政府官员一样，准备马上逃往潘杰希尔峡谷马苏德的根据地去。
我对未来形势还有许多疑团待解，于是就跟他争辩。嫂子哭了起来，哥哥让我们安静，接着便道出了真相。
米尔沙卡伊有两个妻子，一个留在喀布尔的公寓里陪我，另一个当晚就前往巴基斯坦。他在拉合尔市已经买好了一幢房子。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几乎不相信是真的。哥哥刚出门，姐姐就倒了一脸盆水。这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如果水朝着出门的人走，那么他很快就会回来。
米尔沙卡伊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女人围着收音机仔细听。最新的报道称拉巴尼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也逃亡了，他们先是乘飞机前往潘杰希尔，然后回到拉巴尼的故乡巴达赫尚省。接着又有报道说，前总统纳吉布拉遇害了，他曾经被视为苏联政府的傀儡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纳吉布拉本来已经得到联合国的庇护，但是，随着游击队政府的垮台，马苏德曾经前去会见他，提出要带他回到潘杰希尔峡谷。纳吉布拉不再信任游击队，也不相信塔利班，甚至担心会遭到游击队设圈套陷害。或许在他那样的位置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关键时刻不相信马苏德是他犯的致命的错误。马苏德撤退几个小时之后，纳吉布拉就遇害了。
当晚8点左右，喷气式飞机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家里人揶揄我说：“即使外面战火纷飞，法齐娅也能埋头看书。”我并不是很喜欢拉巴尼政府，但至少它是个政府，其制度体系也还算完备。可是现在，像我哥哥这样的高级官员也弃岗逃跑，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么轻易放弃，我真的难掩内心的愤怒。
那一晚我们几乎没睡，守着收音机，密切关注国家的形势。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朝窗外看去，看见所有人都戴上了白色祈祷帽。于是，我赶紧拉上窗帘，回到书房，真想把这样的世界挡在外面。喀布尔的这种景象让我无法理解。
接着，谣言又开始满天飞。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日。报导说塔利班强迫人们去清真寺，不去就要挨打。到了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拯救天使。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我们阿富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显然，他们是一股奇怪的势力，不受阿富汗控制。他们做事那么极端，也不可能受阿富汗控制。
我们了解到，纳吉布拉被塔利班从避难的联合国大厦里强行逼出来。他们对联合国大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拖出纳吉布拉，直接处死。他们把他和他的弟弟的尸体挂到繁忙的大街上示众，整整挂了三天，直到尸体开始变黄、发肿。人们开车经过，不敢作声，更没有人胆敢把尸体取下。
接着，他们洗劫了博物馆，毁坏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历史文物——年代久远的佛教塑像、昆旦装饰品、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饮食器具、早期伊斯兰教国王时期的文物。这帮人是在以真主的名义破坏我们的历史。
当他们炸毁巴米扬立佛的时候，才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意。这些古代石塑被公认为世界的一大奇迹，于公元6世纪在偏僻的巴米扬地区建造。当时阿富汗处于贵霜帝国统治时期，几个皇帝大力支持艺术发展，那个时期伊斯兰教还没传入阿富汗。这些大佛不仅是阿富汗文化史上重要的作品，也是我们宗教多样化的最好见证，同时也能反映哈扎拉民族在巴米扬地区的生活面貌。这么多年来，这些佛像不知吸引了多少全球各地和阿富汗的游客，也因此促成了旅游业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多亏了旅游业，当地人民才有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全世界各国电视台播放的恐怖悲惨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塔利班用火箭和重型火炮炸毁塑像，直到这些巨大的历史遗迹灰飞烟灭。
接着，塔利班开始摧毁人民的思想。他们烧掉学校和大学教学楼，烧毁书本，封了文献资料。我刚刚开始学习心爱的医学课程，那个周末我本该参加考试的，还精心准备过。但后来得到消息说不用去了，因为医学院已经关门大吉。女性已经不允许在大学里学习医学，更别提当医生了。
顷刻之间，喀布尔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都不见了。即使是在以前的战争期间，小型娱乐活动，比如在集市上邀几个朋友喝喝茶、听听音乐或者收音机，或者更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婚礼，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这些活动一夜之间消失了。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相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婚礼要邀请整个家族和所有朋友参加。传统的阿富汗婚礼场面宏大，人数从五百到五千的都有。开一家婚礼大厅或酒店相当赚钱，最上档次的可以开出很高的价钱，预先支付两三万美元作为整个婚礼的费用是很平常的事。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个周末就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举办婚礼，成百上千的新人们只好取消了婚礼。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庆祝大喜的日子，而且他们的家庭还要损失一大笔定金。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梦寐以求的婚礼就这样化为泡影。战争本来就使得经济陷入瘫痪，让百姓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现在又这么一折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塔利班还下令人们只准在家里举行婚礼，不准邀请客人，不准播放音乐，不准有娱乐活动。原本打算纪念结婚周年的夫妻看来只能纪念塔利班的严厉统治了，对夫妻们来说，他们期盼的不是结婚日，而是要留下一点儿能够让他们老了还能铭记的聚会。
当然，很多人试图挑战禁令。有些高傲的父亲不想让这股新势力搅和如此隆重的好日子，坚持让婚礼照常进行。一些酒店老板也无视新规，照常营业。塔利班士兵裹着头巾，开着卡车，扛着枪，拿着鞭子，到处转悠。一听到婚礼音乐，马上冲进会场，将其洗劫一空。所谓的拯救天使就这样成了暴力先锋。他们闯入婚礼大厅，大声咆哮，砸烂扩音器，拿出摄像机里的带子，将胶片撕得粉碎。他们还将人打晕，当着新娘的面打新郎，将年迈的老人打倒在地，看得客人们心惊胆战。我时不时听到类似的事，但仍然不相信是真的。看来我是在自欺欺人。
第二天，我的姐姐像往常一样穿着蒙面长袍到市场去买菜，回来之后她泪流满面。原来，她看到塔利班分子将所有没穿蒙面长袍，只戴头巾的妇女毒打了一顿。我听了大为震惊，因为我就是像她们那样穿的。
姐姐一边啜泣一边对我说，她看到一对夫妻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车上装满了购物袋。妻子的穿着不是现代牛仔裤，也不是裙子，而是传统服饰夏尔瓦克米兹，头上还戴了一条大头巾。两人边走边聊的时候，塔利班分子突然走了过来，从背后袭击那女人。三个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拼命地在她脑袋周围抽打，很快她就被打得匍匐在地。当三人开始打她丈夫时，他竟然否认刚才那女人是他妻子。为了自保，那男人竟然当场休妻。
一个阿富汗男人竟然这么容易就离弃自己的妻子，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在阿富汗传统文化中，男人为了保护妻子和家人可以奋战到死，但是，在塔利班的恐怖压力和邪恶行径下，阿富汗的许多男人变质了。一些曾经品行良好的丈夫开始动摇了，因为恐惧或者从众心理，竟然接受了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哪里都没去。电视被禁了，国家广播电台也被塔利班接管，被用作政治宣传。即使那些又老又丑，不化妆的，游击队员喜欢的女主持人，也统统被替换掉了。一名广受欢迎的男主播在一次节目中因为对塔利班指挥官之死用错了一个词，被挑了脚筋，关在集装箱里三天，没吃没喝。当时，他因为紧张，本该用“悲惨的”来描述指挥官之死，却用了“快乐的”——试想一下，好几个士兵拿着鞭子站在你身后监视着你直播，你能不紧张吗？谁没有紧张的时候呢？所谓的新闻其实就是政治宣传，我听都不要听。真希望有真实新闻，能够将我与外界联系起来。没了真新闻我仿佛就在坐牢，然而，邻里之间互相传递的秘密新闻却是无法禁绝的，而从这种途径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恐怖。
喀布尔之外的战争仍未平息，位于潘杰希尔基地与喀布尔城之间的舒马里平原现在成了战争最前线。大多数人仍然以为马苏德的部队能够杀回来，人们不大相信塔利班的势力能够维持长久。我唯一能够和其他女孩子闲聊的地方是公寓里的公用阳台，那个时候我正在打扫卫生，可以和她们搭讪。从阳台上看下去，我还能看到其他公寓里的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感受阳光的温暖，因为一听到塔利班分子的声音，她们立马溜进屋子，一刻也不敢多留。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么希望能与母亲取得联系啊！我是那么想念她！但也庆幸她不用目睹国家之殇。我很想给她上坟，可又不想穿蒙面长袍。其实我连真正属于自己的蒙面长袍都没有，只好向姐姐借一件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这种面纱看起来就像一顶大帽子，也能遮住脸，穿上它应该安全了。街上冷冷清清，空气中弥漫着恐怖气息，几乎要置人于死地。
就连男人也没几个敢外出，更别说女人了。敢出去的是穿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的妇女。如今，这种蓝色衣服成了阿富汗妇女的制服。她们只能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想购物也得尽快，以便尽快安全回家。人们不敢彼此交谈，店主把袋子交给顾客，也不说话；妇女们接过袋子，头也不敢抬，目光都不敢跟店主接触。塔利班的皮卡时不时开过来，车上的喇叭广播着宗教教条，车里面的人险恶地朝外面看，寻找新的下手目标。我以为看遍了所有形式的恐怖，但这样的恐怖还是第一次，它令我的内心感到冰冷、绝望，还有一丝愤懑。是的，我心中堆积了愤懑。在那之后，我足足有两个月不敢离家半步。
自从第一批塔利班分子控制喀布尔以来，我们都没有收到米尔沙卡伊哥哥的任何消息。许多前游击队员和政府官员也都像他一样携着家眷逃亡。舒马里平原和潘杰希尔峡谷，这两个地处喀布尔北部省份的地方，现在成了激烈的战场，但仍然处于马苏德的控制之下。逃亡的不只是马苏德的部下，其他人，包括大学教授、医生，也都跟着逃亡了。他们带上能够带的——几件衣服、珠宝、食品，装上车，离开城里，留下了曾经辛辛苦苦挣得的一切。他们几个星期前或许还在庆祝自己运气好，房子没有遭受战火损毁，现在却将大门一锁，再也不愿回头看。
并非所有人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听说有好些汽车遭到洗劫，本来就不多的家产被夺走，妇女项上的金项链被扯走，耳环也被摘下。那帮人就是一群趁火打劫的罪犯。当逃亡的人们来到边境线，以为国界的另一侧相对安全些的时候，许多人却被杀害了，他们的车子要么被火箭弹击中，要么被流弹炸毁。
我不知祈祷了多少次，希望马苏德打回来。每一晚，我入睡时都在心里暗暗祈祷他早日把前线推到市中心。真希望，一觉醒来就能发现塔利班和扭曲的思想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了哥哥的来信，说他正躲在喀布尔北部的伯尔万省。伯尔万是个风景优美之地，一条河流贯穿而过，峡谷两岸绿郁葱葱，一到夏天就成了野炊的胜地。传统的阿富汗野炊是个非常好玩的项目——煮鸡蛋、制果汁、从果树上采摘新鲜的丰满的桑葚。
哥哥想把妻子和孩子接回去，于是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不想穿裹头蒙面长袍，于是我就穿一件遮蔽面纱来代替，确保头部完全遮住了才敢上路。为了把自己掩盖得更安全，我还戴了一副眼镜。即使头部裹得如此严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是警官的妹妹。
虽然伯尔万就挨着喀布尔，走直线才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由于太靠近游击队和塔利班交火的前线，所以车不能开得太近。我们不想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所以先朝南走，从萨罗比前往塔哈布，接着又前往卡皮萨省的尼吉拉，在颠簸的路上几乎开了整整一天。这跟我们的目的地恰好反方向，走直接路线太危险，所以我们只好在兜圈子，来来回回，转来转去。逃亡的人们发现了许多田间的新路，迂回曲折，让人摸不着方向，有些路不知道通往何处，另一些则通向其他环路。走这样的路太可怕了。12个小时的行车过程中，我就怕遇上地雷、遭到抢劫、被炮火击中。我们不敢停下来休息，也不敢下来喝水。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正在驶离梦想。每次刚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总会横生变故。这哪里还是生活？总是在路上，总是在逃命，绷紧了神经过日子，生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与哈米德也越走越远，我都没能告诉他要出门。大学关门前，他曾过来跟我打招呼，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记得当时我是注视着他的后脑勺看他上车的，风吹起了他如丝般的头发，微微卷了起来。我没跟他说上几句话，但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对他的那份爱。既然现在我跟家人在逃亡路上，我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
战争已经正式告一段落，世界也开始照常前进。冷战结束了，强大的苏联解体了。阿富汗对苏联的战争也不再与西方国家有关系，晚间国际新闻也不再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内战结束了，全世界也都认为塔利班现在是我们的政府。阿富汗发生的事成了明日黄花。新闻媒体的头条头版已经被其他悲剧事件所取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悲剧走到了尽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忘了我们，而这几年恰恰也是阿富汗最凄凉的时期，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们明白，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它还要你举止端庄、态度谦卑、待人友善。我认为在这俗世，伊斯兰教义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正途，过着正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个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抚养成人，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妇女。
这些自称塔利班的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帮人开着卡车，扛着枪，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会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局部和谐。刚开始，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但很快这种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1996年
在伯尔万，我们住在哥哥的司机家。尽管他家并不富裕，但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一间附属楼内。他们不让我们亲自下厨，而是把所有饭菜烧好，让我们吃现成的。我们受到贵宾礼遇，根本不像是不受欢迎的负担。
喀布尔的形势继续恶化，于是姐姐和姐夫也逃难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姐夫是名警官，所以也有被塔利班抓获的危险）。后来我们决定让他们俩继续往北走，到一个叫普勒胡姆里的地方找栋房子，然后我们大家再过去与他们会合。伯尔万虽然眼下还算安全，但是距离喀布尔太近，安宁的日子不会很长。在北方，没有人强迫你穿蒙面长袍，对我来说，有这么个重要的理由就够了。
我的姐姐和姐夫到了普勒胡姆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但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而塔利班在伯尔万节节胜利，步步逼近我们的住处。有一晚，我正在熟睡，米尔沙卡伊把我摇醒，大声说我们得马上上车。当时，游击队员封锁了萨朗关口。这是世界第二高关口。当年苏联人在山中央炸了个长达五公里的隧道，建成了这个关口，堪称工程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条单行道，也是通往阿富汗北部的大门，只有在干旱季节才能通行。
游击队担心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北部会招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也怕人群里混杂着塔利班分子，所以他们封锁关口的决定虽然残忍，但也是出于军事策略需要。可这么一来，两边的人都无法走动，也意味着我们无法跟普勒胡姆里的家人会合。
哥哥从北方盟军指挥官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两辆车经过关口：一辆载着我们，另一辆给随行警卫人员。我们一行人中有个妇女没有蒙面长袍，也没有遮蔽面纱，我就把自己的面纱给了她，自己只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战场就在附近，万一塔利班发现了我，我就会被打得半死。
随行的警卫汽车也是红色的，是一辆海拉克斯牌汽车。这样的颜色很有讽刺意味，我禁不住笑了。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把我们变得更显眼，尤其是我自己。从家里出来，我们径直开向街道。到处都是逃亡的人们。有一辆大车朝我们开过来，车上塞满了人，个个面带惊恐的神色，有三四个人挂在车窗外，还有好多人直接躺在车顶。这辆车活像一个蜂窝。
车子开出村子，上了大路，融入了逃亡大车队。成千上万的人都因即将到来的塔利班而逃命。车子上全是人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毯子和家禽，有什么都带什么了。汽车的边上也都挂满了人，能挂的都挂满了。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名男子。从外表判断，他是乌兹别克族人，圆圆的脸，杏仁形的双眼。他很像个游击队员，他的一条腿上鲜血直流，接着他跳下车，显然是抓不住出租车了。然后他朝我们的车子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他挥了挥枪，命令我们停车，但是司机没理他。于是他就瞄准轮胎开了一枪。轮胎马上就爆了，车子来了个急转弯，几乎要撞上这个男子。我坐在车子前部，担心他过来拽我下车，可是司机很冷静，依然开着车前进。那男子朝后面的车子拼命地射击，我不敢回头看他是否杀害了某些无辜的家庭。
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命，只想出城。时值初冬，去往萨朗关口的路上，寒气逼人。因为纬度高，呼吸困难，车内的寒气把我们的脚指头手指头冻得生疼。关口已经封闭，没有通行证的家庭要么待在冰冷刺骨的山头，要么开车回去直接进入塔利班前线。即使有通行证，穿过关口也要好几个小时。指挥官不想让关口另一侧的战士看到有大批难民涌入，不然就等于在说他们已经败退，所以每次他们只放行一部分车辆，尽量让一切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在车队里，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刚刚结婚，和丈夫以及一个星期大的婴儿坐在车子里，神情恐慌，原来他们没有通行证。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如果走不了，婴儿必死无疑。因此，我们决定把警卫车先留下，让他们的车顶替。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警卫车里：行李包、钱、珠宝，把守关口的人说警卫车过会儿就放行。
安全通过关口后，我们沿一条环山公路上山，车子在悬崖峭壁上颤悠地爬行。通常我对这么高的破旧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却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终于成功摆脱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终于成功找到一栋房子，房间不多，而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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