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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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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人李一凡
访谈人范爱莲
访谈时间2002年3月8日访谈地点湖南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范爱莲
文稿编辑薛宁兰李一凡，38岁，大专文化，原为中学教师。再婚后，不断遭丈夫殴打、性虐待以及行为控制，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帮助，未果。1995年某日晚，趁丈夫和继子熟睡之机，李将两人捆绑，先后用家中哑铃打死。事后自首，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间经过三次减刑，接受访谈时还有余刑10年。
我丈夫是被我杀死的。他性格暴躁，大男子主义，他自私，总是考虑自己，并且做事非常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对他不了解而结婚的。我是一名教师，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教师。因为父母是老师，他们对我从小的教育都是很严厉的，我从小就认为男女之间交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我读中专的时候，只跟那里的男生老乡讲话。如果有哪个男生老乡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话，我马上就不理他了，采取很极端的做法。所以，更不可能跟别的系的男生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很丑的事情。由于跟男性接触不多，所以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另外一面。我总以为，我怎么想别人也会怎么想，用自己的善良去看待别人。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我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医生。这次婚姻是为我父母结的。我爸爸妈妈的身体都不好，小时候我就经常看他们过节还要到医院里去打针。如果我找个医生的话，他就可以到家里来给我爸爸妈妈看病。本来我不太愿意和他结婚，因为性格不合，妈妈就说我不要只顾自己。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为了家里着想。有那么多父母之命的婚姻，不也都过得很好吗？父母很辛苦，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父母能供我出来读书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同意了。
当时，我只有20岁。如果不离婚，一辈子都很难受，所以在结婚5年后，我就同他离婚了。他性格很内向，没有打过我。因为他还活着，我不想讲他什么。离婚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很忙，我在重点中学教书，也很忙。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后，我的事情就更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我对他这方面有些意见，又因为我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他在外面就要表现出大男子主义：你们看我讨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婆，我还可以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这能充分表现出一个做男人的尊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我又有工作，又要顾家，又要照顾孩子，我忙不过来。所以我对他说：“你要分一点时间给这个家。”他就不干了。我跟他生的是一个男孩，去年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跟我说，他们家里人都很后悔，都觉得我很好，很善良。我犯的是杀人罪，他们还能用“善良”这个词来形容我，我很感动。如果没有第一次婚姻的破裂，我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我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离婚时，我们为了孩子也争过，都想抚养这个孩子，男方提出孩子他带，要我每月给35元抚养费。我说：“你把孩子给我，我一分不要你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归他，并且不要我出抚养费。他们家里不让我去看孩子。那时我就对法院讲：“请你写上一条，允许我去看孩子。”法院说不用，肯定可以看孩子。实际上他们家就是不让我去看，这不仅仅伤害了我一个做母亲的心，也伤害了孩子，他是无辜的。孩子没有来看过我。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来看我，也是我所希望的。等我出去后，条件好了，我就去看他，如果不好，就不去。反正我是希望他能忘记我，希望他没有亲生母亲也能过得好。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孩子，还有我的亲生父母。孩子的出生是没有选择权的，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就有责任给他一个快乐的环境，但是我没有给他，我欠得最多的是这个孩子。我的第二次婚姻更不幸福
我的第二个丈夫是和我一个学校的老师。他比我大8岁，也是离了婚的，还带了一个孩子。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小城市，一点儿小事都传得很快，因为有了第一次离婚，当时我们在当地都有了一些影响，婚后我们就打算到沿海去发展。1992年，那里要人。我们第一次去了某市教育局，人家不热情，我们就回来了。第二次去了一个学校，讲了一堂课，他们认为不错，就给我们写了接收书。一开始，我们两个人书都教得不错，可以说我喜欢他的惟一优点，就是他很聪明，业务上强。我这个人吃亏就是没有对他有深入的了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所学校对我的接收书上写的是热烈欢迎我去教书，之所以要他，也是看我的面子。第二就是他的普通话不行。他对这一点不太高兴，如果在湖南这边讲课，不存在普通话的问题。
我们又顺路到了另一所沿海城市的中学。那里的领导对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一下就看上了我。他们看了我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都是一等奖，所以非常满意，当即就同意了，既要我又要他。又是因为要我而要他。因为当时他在那里不讲话，他讲的话人家都听不懂。而且还安排我马上讲课，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带我们去的老师就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当时来这里找工作找了半年，把头发都跑黄了。”我当时就叫他回去办调动。我们两个在原籍上课还是可以的，所以教委不同意我们走，说：“你们是我们这里培养起来的。”我说：“我们同是一个中国，我们又不是跑到外国去，我们也不想呆在这里了。”当时我已在那里上了两个月的课了，教委主任的条件是，让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课教完再走。我觉得这样还是合理的，因为你教了一半的课谁来接呢？可是他骗我说：“教委不放。”如果教委不放，可以说我脱离这里的惟一的机会就没有了。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但是也只能生教委的气，没有考虑我们个人的原因，后来，我才明白是他从中捣的鬼。他为什么捣鬼呢？因为当时那里是个发展城市，比较注重经济效益，我们还是比较古板的老师，还是以教学为主，愿意把书教好，态度认真，也年轻，肯花力气，所以教的效果不错，不管是哪个年级的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常和我一起吃饭。等他去那里告诉我不能留下时，我们那边的老师就对他说：“你不知道，你爱人在这里教书好受大家喜欢呢！”我心里暗暗地想，糟了，这个话是不该讲的，因为讲了这个话他受不了。我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了。如果是我听到别人夸自己的爱人好，一定会高兴的，他不同，他不高兴。果真，这样一来，我们决定回去。那里的老师和校长都感到很遗憾，因为别人想进这个学校都要请客送礼，花很多的钱，人家不要我们一分钱，我也感到那里的人对我都很好。结果我们就这样回来了。
从南方回来，我们吵了一架。因为他觉得我一旦出去了就驾驭不了我了，我就不能成为他的笼中鸟了，那次他第一次打了我一个巴掌。他说：“我跟你说，我就是不去那里，你到那里去就如鱼得水，我到那里去是死路一条。某某老师告诉我，不要到那里去，我要是去了，你就不会是我老婆了。”讲这个话的是个男老师，夫权思想严重，他的老婆是个农村人，没有工作，要靠他养活。我就对他说：“我是你的老婆，不是他的老婆。”婚后，我是一心一意要搞好这个家。婚前对他不太了解，婚后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就把他的变化告诉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讲这是变态。我认为他这种变态带有虐待性质，比如说，在性虐待方面，他的身体比我好，要求比我多，在我流产后的第三天，他就要求同我发生关系，还有在我第二次流产的10天后，他又要同我发生关系，这对我是非常痛苦和伤害的事情，我就把门关起来，他就敲门，我不开，他就撬门。在我们住的那个房子里还有被撬过的痕迹，他还会撬窗子，从窗子外进来。他平白无故地就骂我打我。我很自律，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要想搞好家庭，是两个人的责任。有的男人他不喜欢那种花钱太多的女人，特别憎恨那种在外面花心的女人。我从小就想当老师，当上老师后，除了家庭之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事业上，所以我在事业上是不错的。因为书教得好，领导都很器重我，家长和学生都很喜欢我。我是教高中英语的，在事业上肯定花的时间多一点。从事业上讲，我肯定是没有给他丢面子，他那个人的虚荣心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他没有打我的理由；另外，我也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再有一个是我对他对孩子很好，所以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会造成他对我不好的原因。因为我确实是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如果说分了一点心的话，就是事业，为了教好书也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书教得不好，我也抬不起头做人，而且我也喜欢这个事业。所以，开始学校的同事不了解他打我的原因，后来他们就了解了，就对我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们打架的原因不在你，而在他的那一方面。”说这个话的老师还是我们市里的人大代表。
他这样对我，我感到特别委屈。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打我也可以，如果我有一分的错，你把我讲成十分，你打我也可以，但是我从来没有错。如果他爱我，宽宏大量，为了我的发展，跟我去南方，我会感激他。如果我到了那边，有更好的人看上我了，我同他离了婚，那是我的过错。但是我从来不去想离了婚再找一个好的。我还是很要面子的，当老师还是要为人师表的嘛！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次婚姻了。第一次离婚，人家会讲你年纪小，没有经验，那么第二次再离婚，人家肯定说是你不行，所以面子的事情很重。为了保全这个家，南方我不去了，这对我来讲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知道我对这个家做出的牺牲，不要他对我很好，只要能与我平平淡淡地过下去，我就满足了。
他抓住了我的弱点，好面子，怕离婚，变本加厉，开始对我经常打骂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我学生的家长开始关心我，因为我经常被他打得遍体鳞伤。他对付我根本就不需要拿什么东西，他只要用一只手抓住我的两只手，对我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有时打得我都不能去上课，我的学生就拿红花油来给我搽，一来就是几个学生，因为搽起来很疼，一个学生给我搽油，另外一个学生就在旁边给我讲笑话，吸引我的注意力，减少我的疼痛。教了许多年英语，家长和学生都了解我的水平，有的家长就给我介绍工作，让我到宾馆去工作。我没有同意。我想这样一做，我的家庭肯定就破裂了。学生家长都不理解，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呢？这个家庭都这样了，你还维持它干什么？”我想，当时我们两个人结婚是自愿的，现在我没有心要再找一个更好的，所以我绝对不先提出离婚。我要给他机会，让他改正，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人都有一个脸面问题，所以我就放弃了一切机会，继续和他过下去。
从南方回来后，他打骂我成了家常便饭。我在面子的驱使下，总是对他说：“你小声一点，不要被别人听到。”当时我也知道有妇联，有派出所，但是，当时法律上还没有规定家庭暴力问题。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妇女，她丈夫是一个司机，经常打她，妇联和派出所都管不了。所以，我就决定和学校领导讲。但是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根本不听，他的脾气很暴躁，连校长都敢骂，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在那里称得上是个小恶霸。没有办法，我又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就去告诉他的家里人。他自小母亲就死了，只有一个父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个农民。他有一个哥哥，是我们那里报社的副主编。有句老话，“长兄为父”，我就告诉了他的哥哥，请他哥哥教育他。当着我的面，他哥哥还是教育过他，但还是没有用，否则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之所以没有去妇联，一是面子问题，我们那里是地区妇联，如果我到妇联去说，大家都会知道了。二是我觉得，妇联同志的水平和我们学校领导的差不多，学校领导说了也没有用，妇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吃的就是重面子的亏。
他打我最厉害的那次，是在1995年的4月24日他每次打我都没有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过错，打了我，我也没有什么话讲，因为每次打了我后，我找领导谈，他每次都是否认，不承认打了我。他在别人面前都说：“我怎么舍得打她呢？”他都是对别人讲：“是她自己撞伤的。”我们校长找过我两次，他说：“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丈夫做思想工作，他对我说，校长，我错了，我下次不打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好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他就是讲，他根本没打你啊！你说我还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们校长只好说：“你实在是心情不好，就回家休息一段，什么时候想来上课再回来。”到了这个地步，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1995年4月24日是他打得最厉害的时候，我的腿虽然没断，走路却是一拐一拐的。那次他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打了半个多小时。
他非常专制，根本不让我跟别人接触，男的女的都不行。我就跟坐牢一样，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我住在四楼，我们有三间房，当时我们已经分居了，孩子住一间，我们每个人各住一间。当时我的生活就是上课、备课、看书、看电视，也不跟他讲话。那天我在楼上听到别的老师要去散步，我就对人家说：“等我一下，我也来。”他马上就说：“你不许去！”又对那些老师说：“你们不要跟她去散步，你们要同她去散步，我就去砸你们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人家讲：“告诉你们，女的要同她讲话，就是要拆散我们夫妻；男的要同她讲话，就是跟她有一腿！”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别人就不敢跟我讲话了。我非常痛苦，我觉得当时我比现在坐牢还不如，现在坐牢起码没有人打我骂我。
作为我来讲，如果我们的结合是一杯苦酒的话，我已经把我的那一杯喝下去了，我毫无怨言。照理论，这本应该是杯甜蜜的酒，是因为你的原因，变成了一杯苦酒，你还这样，总是寻找机会对我发作，只能算我的运气不好。就是这样，我还是没有想到离婚。作为一个女人，最不好的是在外面找人，作为再婚的后妈后爸，最要不得的就是虐待前面的孩子。他把这两点最致命的、最能引起公愤的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他说我在外面有人，在家里虐待继子，所以我说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整我的上头了。他的儿子跟我们楼下司机的女儿一起上学，男孩贪玩，总是晚上7点多才回家，我都是等他回来一起吃饭，从来不自己先吃，给孩子吃剩的。因为我想，要想搞好这个家庭生活，首先要对这个孩子好，我一直做得很好，所以邻居们都认为我挺好，没有虐待孩子，孩子自己也可以作证。之后，学校的党政工团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的哥哥也请来了，就把这个事情讲了，叫他不要打我了。我对大家讲，只要他不再打我，我们能和平共处就行。我们虽然分居了，但是他的力气很大，他还是能进我的房间，强暴我。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婚内强奸罪，外国有，我对他的强暴完全没有办法。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婆啊！”我说：“但是，这是我不愿意的。”
有一次，我中午值班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躺下休息时，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跟他一起回来，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那位副校长就讲：“上次你们打架，好像是通过调解，没有什么用啊？”他马上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说：“你看，这是你给外面男人写的信。”这话一出来，我的气就来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说：“你是在污蔑我。”我就问校长：“这封信你看过了吗？”校长说：“我看过了。”我说：“你相信吗？”校长说：“我还要调查。”我一听这话，那就是有点儿相信了，因为你要调查了。我就对他说：“你把那封信拿着，你复印一封给我，我要找遍整个市区，看是谁写的。”我想假如我在外面有人，我不会写信，因为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讲，还写信，被你当做证据？你说对不对？如果有信，我还不会跑到收发室去等，还留机会让你去拿？因为我自己的心情不好，不想见什么人，收发室那里我根本就不去，我想他搞这种游戏也是太可笑了。当时我骂了他一句，我们就对骂起来了，校长说：“你平时挺理智的啊！”我说：“今天我不理智了，我不能再忍了。”校长看劝不住我，就走了。他把门一关，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这一招还可以吧。”我说：“你是黔驴技穷，这是你的最后一招了。”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我早已跟他分居了，是他强行的。这次他就要利用这个孩子来做文章，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外面男人的。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我认为他强迫我发生关系，致使我多次流产，是虐待我的方式之一，我如果死在产床上，他是不负一点责任的。对这个孩子的来到，我真的是很恨，因为身体原因，我不能避孕，他又不采取措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的身体和精神。虽然是这样，我还是不想和他离婚。
在他这次打我之前，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和好？”我一听这个话，眼泪马上就出来了，我说：“是。”他说：“那你去找个人，跟你把这个孩子打掉。”以前几次怀孕流产都是他陪我一起去的，这次他为什么要我去找个人陪我把这个孩子打掉？如果在以前我就相信他了，这次我明白了，他是想让别人看到。我平常都是足不出户，这次如果我和别人悄悄去打掉孩子，肯定是我在外面和人家有的。我知道医学上是可以经过化验证明孩子是谁的，所以马上就拆穿他，我说：“你挺聪明的。在你的折磨下，我已经成熟了。”他知道我不会上他的当了，所以，那孩子没有打掉。我知道，孩子越大流产越危险，我有思想准备，不要工作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到时候证明是你的孩子，我看你怎么样。我就对他说：“我们两个签个字好不好，一年后孩子生下来，如果不是你的，我赔你20万；如果是你的，你赔我20万。”他不敢签，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我一生最厌恶的，就是一个女人在外头偷人，最看重的也是一个女人的名誉。一旦丈夫不惜牺牲自己妻子的名誉，达到他的某种目的的话，我对这个人就彻底地死心了。就从那一刻，他拿出那封信，污蔑我跟别人乱搞时，我的心完全地凉了。以前他怎么打我，我的心里都存着一点与他和好的希望和幻想。现在，我想离婚是必然的，我心里也做好了与他离婚的准备。但是又想，我干什么要离婚，谁提出离婚就是谁想要这个家破裂，他要是再找，就由他去提，反正离了婚我也不再找了。现在没离婚我也是一个人过，就跟独居和单身没两样。
他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女人，但是我能原谅，真的我能原谅。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对我来讲，还是一种些许的解脱，这样我的“任务”就没有那么重了，因为他的性要求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想到怎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想证明这个家庭破裂的责任不在我，而是因为他，那么我就得向别人证明他打我，而且打得很厉害。但是他又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学校的老师都怕他，有谁来为我讲话，证明他打过我呢？我想只有去搞法医鉴定。当时我见到法医眼泪就出来了，我对法医讲：“我要证明他打了我，因为是要离婚，不到这个地步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法医讲：“要花80元钱。”我说：“我愿意花这80元钱。”可是，后来他一听我爱人和他是老乡，就不给我做了。
他打了我，又不承认，法医鉴定也没有，只有让他亲口承认。我就想到要搞录音。我要搞到他的录音，就要制服他，就要把他捆起来。我只想问他：“我到底打过孩子吗？我的作风好不好？有没有跟人家乱搞？你是不是打过我？”我想澄清这些事实。我想捆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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