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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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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司法实践很重视施暴人发出的死亡威胁，认为受暴女性经过长期的受暴，最了解施暴人，最善于准确接收施暴人发出的信号。因此，她对施暴人将死亡威胁付诸实施的行为的极度恐惧，是合理的，因而在这种极度恐惧之下发生的杀夫行为，属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同时认为，如果受虐女性等到施暴丈夫（或男友）将其死亡威胁付诸实施时再反抗，显然不会有多少胜算。在20世纪80年代，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等发达国家都已通过判例或立法成为有效的可采证据。
叙述人翟玉琴
访谈人薛宁兰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王知理薛宁兰
文稿编辑薛宁兰翟玉琴，45岁，农民，文盲。婚后因为生了女孩，开始受到丈夫多次殴打谩骂。在离婚不成、又得不到必要社区支持的情况下，1985年某日凌晨用镢头将熟睡中的丈夫打死。她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多次减刑，将于2003年刑满出狱。
因生女孩，开始遭丈夫毒打
我俩是自由恋爱，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1978年2月份就结婚了。刚结婚时我们的感情还可以，他对我挺好的，直到1979年2月份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因为生的是女孩子，他不满意，开始虐待我。他经常在外边喝酒，一回来就喊着开门，有时一边哭一边闹，砸东西。什么都砸，家里的东西都砸坏了，没东西可砸了，他就找茬儿打人。他晚上出去喝酒，不管多晚回来，一叫门就得立刻给他开门，动作慢一点儿就开打，我就这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不敢睡觉，等他回来，要不打了才敢睡。不知他什么时候回家。他一回来就扔砖头，从外面窗户往屋里扔，把玻璃都打碎了。我打不过他，次数多了，就只能往山上跑，我们那儿是山区。一开始也往别人家跑，但我跑到谁家谁家就倒霉，谁管他就跟谁打，连他自己的妈和哥都打。时间长了，我也不好老跑到别人家去。他经常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心想，他年纪大了，脾气可能会小些，现在能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吧。但他脾气越来越大。我也几乎每天都挨打，我就上我们村书记家说。大队书记劝我也劝过他。我丈夫有半年对我好些，过后他还是老样子。
过了3年，他想要第二胎。那时，我们那儿一对夫妻只能要一个孩子。我就跟他说：“算了，别要了。生了还得罚款，我们家条件不好。”他还是要生，我怀孕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人来动员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我丈夫不让，说我们认罚。他们要是来找我，村里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躲起来。第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我丈夫和婆婆都不满意。为生二胎罚了我们800元钱。
孩子出生后，我只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我丈夫感冒了，我还得起来伺候他。我婆婆家离我们不远，她很少过来帮忙。我挨打时，她不管她儿子，还说：“就怨你！你要是生个小子，哪有这事儿？”她说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敢吱声。我丈夫的哥家都有男孩，他们家的人都希望我生男孩。我不能和婆婆吵，要不丈夫又得打我。一个月子里，就我自个儿管自个儿，小叔子有时过来给我挑点儿水。后来，我的胳膊腿受风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二女儿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我把孩子扔到山上。我家后边是座山。当时是冬天，要是把孩子扔到山上，还不给冻死？他又要用自来水把她灌死，我不同意。我让他把二女儿送到城里给人，他又不肯。孩子一个月零一天时，他喝了酒，朝我扔酒杯，我怕他打着大孩子，背着她就往外跑。我把老大送到他奶奶家时，就听见他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直响。那天，外面下着大雪，小的还在炕上睡着。我一进门发现小女儿不见了，是他把她扔到外面雪地里了。我叫上他嫂子到外面找到孩子，发现还有气，抱回到我婆婆家。他那时挨家找我，在他妈家见到我，追着我就打。别人都在那里劝。后来我在别人家住了，孩子一天一宿都没吃奶。我寻思着孩子不死也得傻。过了一天多孩子恢复了。
这件事过后，他还经常跟我打仗。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变了，如果第一胎是个女的，还可以生二胎。我寻思着把小的给人，再生一个小子，他就不能这么虐待我了。在小的3个月的时候，政府号召我们绝育。乡政府来人给做工作，我就做了绝育手术，这孩子也就没给人。我做回来以后，他对我更不好了，更是经常跟我打仗，砸家里的东西。他还是喜欢男孩，就喜欢他哥家孩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过日子，提出要跟他离婚，家产都归他，我只要孩子，但他不肯，不跟我办手续。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过要杀他。1982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女的精神不正常，被她丈夫杀了。也有夫妻关系不好妻子自杀的。有这些事发生时，我丈夫会待我好一点，但也不长久。他又打我。我想，我把他杀了，像我们农村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判个死刑，孩子给人也行，送孤儿院也行。他如果对我好一点我就不杀他，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就维持下去。
选择杀夫，摆脱受暴命运
我们家条件不好。生第二胎时就罚了钱，盖房子花的2000块钱都是借的。家里没什么收入，主要是靠种地。我们村里有些人家在外面搞副业，日子过得还宽裕。但我们不和睦，就没办法搞。
我们那儿的风俗，每年初二回娘家拜年。那年大年初二，我丈夫带着孩子上我母亲家拜年，我没有去。后来听我妈讲，他在我家喝酒，跟我姐夫打架。他那天回来就说我和我姐夫好上了，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砸东西，打我。一个星期后，我们家就出事了。1982年他想把小女儿冻死时，我就想到要杀他了。后来，我把家里刨地的镢头收了起来，那个好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在家喝了酒，又哭又闹，还说我和我姐夫有问题，打得我哭天喊地。他打累了，就躺下睡了。我想，这样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了，我也不想要命了。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拿起早已藏好的镢头在他头上砸了3下，把他砸死了。杀他的时候，大女儿醒了，问我在干什么。以前我老早就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妈，你别那样。把我爸打死了，你也不在了，我们不会做饭，会饿死的。以后我爸再打你，我们就跑。”杀他那年，大女儿还不到6岁，她没有哭，她也恨她爸爸。然后，我把他的尸体拖到菜园里用东西盖住。我当时一点儿不害怕，我也不想要自己的命了，把孩子留住就得了，孩子还小。
我去告诉了我婆婆和孩子她大伯们，他们说：“死了就死了，别让人家知道就行了。”我丈夫也打他妈和他哥。出事那天晚上，他妈到过我家劝我们，和他吵了几句。他妈那晚没敢在自家睡，我是在别人家找到她的。因为死的是大人，按村里的习俗，要办丧事，大家都来帮忙，吃丧饭。我就跑到大队书记家报了案。当天公安局就来人了。我当时不觉得我是犯罪，我只知道有男监狱，不知道有女监狱。
派出所的人是当天晚上来的。警车来时，我以为是直接上刑场。那时只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公安局以后，下了车就给我带上了手铐。当天晚上就提审，问我怎样杀人的，第二天又提审，一天问好几回。在派出所我呆了3个月。后来，我丈夫的家人要求给我重判。我婆婆说她儿子只是喜欢喝酒，并不能怪她儿子。说我早有杀他的想法，因为以前我是跟她说过。他们要求重判我。1985年，抚顺市中级法院一审给判了无期徒刑。那时，有人告诉可以请律师辩护，但请律师得花钱。我姐经常病，家里没钱；我哥哥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就没请律师。法院也没有给指定律师。我没上诉，判决书上说我丈夫重男轻女，酒后哭闹打人。我挺感谢法院为我留了一条活路。
近20年的狱中生活
我进监狱的时候不到30岁，只有29岁。入狱后情绪不稳定，我想，无期徒刑那么长时间，我身体又不好，干活儿挺吃力的，连一点活的信心也没有。后来这里的领导找我谈心，慢慢就好点儿了。我在1988年被改判（应为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后来又减了两次刑，第一次是6个月，第二次减1年零3个月。可能是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吧。在监狱里，我弟弟和妹妹来看过我。我弟弟成家以后，我缺钱用就给他挂电话，我弟弟或弟妹就给送来。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现在就全靠他们两个人。我的两个小孩很少来，婆家人不让她们来，我让我姐去看她们，我姐说：“我给你们小孩买东西或给她们钱，你婆婆不要。也让我下次别去，我又不能跟她吵。我没法去了。”后来，我姐就不怎么去了。我姐还说，孩子很少提我，她们和我姐的关系也不好。我入狱时两个孩子跟她奶奶家呆了半年，后来就到她大伯家过，一家一个。她们都没怎么上学，大的念到小学五年级，小的8岁上学，9岁就休学了，没有人给交学费。听说现在俩孩子都结婚了，是她大伯做的主，没和我商量。大姑娘嫁得不远，就在我们一个村。小姑娘不是一个村，她才16岁，我猜是不是给卖给人家的。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干活儿又吃力，就得了这个毛病。现在我一上火就犯病，一个月犯一两次，犯的时候站不稳，老摔倒。吃点儿药一两天就好了。但我干活儿慢，手脚不好使。是坐月子时得的风湿病，我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又没人帮我忙，全靠自己，就着风了。那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到五月节用艾蒿水洗一下。在监狱里贴了风湿膏，也没见怎么好。
现在我在这儿干的活儿是包香皂盒。我包得比别人慢，有一只手没什么知觉，理解我的就照顾我，不理解的就说我。我也着急。我现在最大的为难是，孩子叫她奶奶说得也不给我来信。我出狱后没人养我，我女儿又不和我走动。我自己又有病，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婆婆家人对我有偏见，我不能住他们那儿了。我正愁呢，我想让我小女儿养我，又怕给她添麻烦。我是她母亲，她不能不养我，养了我又怕人笑话。她现在也不敢来看我。
点评：
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薛宁兰2001年3月中旬，沈阳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女子监狱管教大队的会见室里，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坐久了，还会感到寒气向周身袭来。已经在这所监狱服刑15年的翟玉琴被管教干部带来，很规矩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谈话时，我发现她不那么善谈，常常是问一句说一句。对当年杀夫的情境，她清楚地记着，却仍然是用简短的话语带过。或许多年的劳动改造，让十几年前受虐、杀夫的许多细节在记忆深处变得模糊、概念化了？不过，在她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还是捕捉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家庭“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以及今天它带给人们的警示。
翟玉琴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的山村。80年代初期，村里经常有夫妻打架或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丈夫打妻子被人们习以为常。如果妻子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对丈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有损他在整个社区中男性尊严和地位的事。因此，将所有怨恨与不满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是惟一能证明他男性威严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包括夫家人、娘家人以及邻居）不认为丈夫打妻子、虐杀女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将妻子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她生了女孩。就连受暴妇女本人也渐渐觉得自己有过错，幻想着为丈夫生一个男孩，来改变自己受暴的命运。
翟玉琴生活的山村，还是一个奉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法则的传统社区。面对丈夫多年的持续性暴力，翟玉琴寻求过离婚，但那只是许多受暴已婚妇女通常采取的无谓反抗。施暴的丈夫们不会轻易地让妻子摆脱他们的控制，当时的法律——1980年婚姻法，也没有在离婚问题上给予受暴一方必要的法律支持和救助。另一方面，80年代初期，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几乎没有建立。在家庭暴力问题上，当国际人权保护思想还没有广泛普及之前，整个社会的观念还深深受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一个弱女子，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依旧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中“忍”。当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她又会去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社区中人们通常的解决办法对她起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引作用。要么自杀，要么杀他。翟玉琴选择了后者。促使并支持她这样做的信念就是“杀人偿命”。
叙述人胡凤玲
访谈人宋美娅徐翠香
访谈时间2001年8月25日访谈地点延庆县城胡凤玲家
录音整理宋美娅徐翠香
文稿编辑宋美娅我站在延庆县汽车站门口，等候县妇联李自平副主席。这时，一辆人力平板车拐了个弯停在我面前。愣怔间，李主席过来抓住了我的手，在她身后，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对我摆着手：“上车吧，上车吧。”“她就是你要找的胡凤玲。”李主席给我介绍。
胡凤玲，39岁，江苏人，从小没有上过学，现在经营小餐馆。她于1984年随夫来到延庆县，1992年开始遭受丈夫的暴力，1995年离婚。现在的她，白白胖胖的，一对半月形的金耳环很醒目，映着她红润的脸庞更加喜庆。她总是笑着，在她身上，一点儿看不到曾经受虐的痕迹。她和李主席闲聊中说，她新近刚买了一套商品房，正装修，她经营的小餐馆生意一直很好，都是回头客。可见胡凤玲的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都是挺不错的，这在我访问的受虐妇女中可是不多见。但胡凤玲走到今天，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访谈时，胡凤玲16岁的女儿王晶和李自平副主席也一起交谈。胡：说实在的，我跟她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伤心的。
我是江苏人，跟着她爸爸嫁到延庆来。我和我妈妈，母女两代人都是一样的命运，我妈妈就是受我爸爸的打，我们那时候不敢拉架，我爸爸特厉害，把我妈的头皮都揪掉了，到现在也没长上头发。我9岁时，我爸爸妈妈离了婚，我、我哥哥和我妹妹三个判给我爸爸，我姐姐和我弟弟判给我妈妈。后妈上我们家没多久，又生了两个小弟弟，我就整天哄小孩，洗衣服做饭，一天书都没念过，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念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个年代，离婚的很少，我们那一条街只有两家，一个是我叔辈的一个叔叔，再就是我爸爸。我们这些孩子出去都抬不起头，后来大了，老是干活儿、劳动，受点累其实都不算什么，主要是精神压力很大，我就是在这种压力下长大的。1979年，我18岁那年，后妈让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介绍到安徽，那个地方比我们江苏还穷，所以我不同意。到了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我从江苏老家拿上钱上福建去了，我在福建有个二爷，跟我家里那爷爷是亲兄弟，在部队当兵，原来是孩子她爸爸那个部队的师长。我到那儿想当兵，爷爷说我没文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军工厂打工去了。
（孩子）她爸爸1981年上那边当兵，1982年我认识了他，也算是自由恋爱吧。他在部队是志愿兵，开车的。1984年跟他结婚就到这边来了。跟他结婚到了这边，那时候我在龙庆峡倒菜，卖点水果挣点钱，我们一直都过得挺好的，后来谁知道感情会发生变化。
结了婚我就留在这边，他还在部队，1985年生了王晶，他在外边当兵，我和婆婆一起住了5年，分家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分了380块钱外债。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一共有9个，他排行老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是1989年调回来的，在二道河部队炮团待了一年多，跟人家打架，然后就调到延庆武装部预备役团，呆了两年多，这才转业。1993年转业到了财政局，1993年3月去的，7月办成手续，到年底他就变了，也不回家了，我下班回来，孩子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后来我就说：“你不管我的事，也得管管孩子，你看孩子多可怜。小的时候，你不在家，现在你回来了，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实在照顾不了，在不影响你工作的情况下，关心关心孩子。”这就成了我说的不对了，“老子还让你教育，你滚”！从此就经常不断地打我，从部队预备役团带回来的两个大凳子打我都打散了，冰箱上全都是坑，都是他用烟灰缸给砸的，还有那门。1994年小年二十四，人家外边放鞭炮，我们家也“叮咣”响，门整个给踹烂了。因为他晚上不回家，早晨三四点钟才回来，我们在服装厂上夜班，一上上到11点多12点，累了一天，回来洗洗也就睡了。有时敲门听不着，他就踹，他有钥匙不用钥匙开门，说他钥匙丢了。我们年也没法过，就敞着门过了3天，后来还是妇联李大姐、阎大姐她们找的财政局管妇女工作的让他给修的，腊月二十七才把门修好。访：你在福建是怎么和他认识的？
胡：主要是家属来回说，谁跟谁很般配的，还有人问：“你们俩是不是搞对象呢？”那时候他为伙房买菜，我们有时候不愿上街，就让他给捎点儿回来，那时部队在山区小镇子里，像我们这样的大姑娘很少，这样来回接触多了，也就认识了。人家这么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就开始追我。当时他家穷，我想有两只手，穷也不算什么，自己多努点儿力就行了，将来不会像我妈那样。我爸跟我妈结婚的时候，家庭条件不错，才华也比我妈强，我爸原来是地质队的，后来回到地方上，当过水泥厂厂长，当过大队书记。
访：他第一次打你，你还有印象吗？
胡：就是因为不管孩子，我说了他。他说：“老子还用你管！”我说：“你这人是咋了，你是受过教育的人，说话没一点分寸，你给谁当老子？”说了就打呗，我又打不过他。他拿脚踢我，我的脚都肿了，走不了路，躺在床上，他把我揪起来就打，好几天我都上不了班。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吭声，也不敢哭，一是怕吵了人家，二是怕人家笑话，所以就忍呀。到1994年年底，闹了一年了才开始反抗，才知道找妇联。因为小时候看我妈也是干挨打，没有这些法律部门或妇联管你，所以我也就没想到这些。
我妈挨打没有人管，我妈比我差远了，我很幸运，碰上了这么多大姐向着我说话，替我做主，全都站在我这边。他第一次打我时，我有点儿吃惊，我说：“你还敢抬手打人？”“打你怎么了，打的就是你！”我问他为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吧。”他说。我说：“我做错什么了，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洗衣服，洗完拿到服装厂给你熨，我做错什么了？”我开始没想这么多，孩子也都这么大了，他一直在外当兵，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在外边也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他脾气很暴躁，还爱出手打人，但是，他以前在外边这样，在家里不会，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到1993年一直就没打过我。两人还行，对孩子也可以，后来就不行了，他一打我，孩子向着我，他就连孩子也一块儿打。有一回把我闺女从楼下踢到了楼上。
那一次是这样的：腊月二十七他把门修好了之后，三十放假，他就直接上北京找他姐姐过春节了。正月初一，我就去找了和他相好的那个女的，我央求她：“你就看在我比你大两岁的份儿上，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你看我那孩子多可怜，只要你不跟他了，让他回心转意，不跟我离婚，你怎么着都可以。”她父亲当时答应了。正月初四那天，她又上我家来了。刚好那天我给他战友拜年去了，孩子小，不懂，她要懂就该下楼接我去了。我把车锁在楼道，就上来了，一进门，那个女的和她妈也在，沏着茶喝，我把外衣脱了，出来招呼她们喝水。他就说：“你赶紧说，给拿钱，人家说了，跟我不能白跟，你得给钱才行。”他让我拿钱给这女的。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以前说过，我同意他们俩在一块儿，只要他不跟我离婚就行。
当时他要钱，我说：“钱你挣的多，你又没给过我钱，我上哪给你钱，你得讲理才行。”那个女的说：“既然你说我跟他，你逮着我了吗？”我说：“是你自己承认的。”正月初一上她们家的时候，我大衣口袋里装了录音机，我就给他放，他急了，一下就把录音机给摔了，那女的上来就要打我，他揪住我的头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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