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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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你姐姐？
荣英：他俩结婚不久就打。那一年，他和我姐在家吵打。他俩在家打完了，到我妈家，一下把玻璃砸碎了。他刚把玻璃砸了，他爹和他四哥就跟过去，我爹问他亲家怎么回事，话刚说完，他四哥就把我爹推一跟头。去年7月15日，他家老四去我妈家吵，说我姐长年住娘家，根本没影的事。（2000年）8月17日这一天晚上，他家老四又去打，把我娘家门闯开，把我爹鼻子都碰出血。我妈说，这样欺负不能过了，我们去告。去派出所也报了（案），也打过“110”，“110”告诉说让当地解决。8月18日，村上保安也去了。他老四因为我姐告他了，就从他奶家一直骂到我妈家。这事我遇上了，我姐夫欺负我姐，他兄弟也来欺负。我知道他没喝酒，但我还是问他：“怎么，他四叔，是喝多酒了？”他也不回答，还是骂。我妈怕他打我，我不怕。接着他就骂我姐了，连我妈一起骂。我说：“没有法律了？！”他说：“法律算个鸡，我看谁敢登我门，谁敢登我门我就干断谁的腿。”我姐夫把我姐领走，刚走到三岔路口，他家老四跟上，一下把我姐打倒。
我姐想与我姐夫离婚。我姐夫说：“你要跟我离，我就干死你！”他还上我妈家点过一次火。把我妈家的麦秸垛烧得一点都没有了。我姐胆小，想等孩子大了跟孩子过。一天天凑合，谁知道出了这种事。我姐就是怕，忍气吞声到现在。你说就是打死，也是你俩的事，可现在，毁了孩子一生，毁了一家人，我妈因为有脑血栓没让她进去，有我们家这么惨的吗，三代人都牵扯进去，我姐、我爹，他们三个人都在里面。抓春树的当天晚上，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回家，我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我第二天就去了。三点钟拘留的，六点钟就招供了。他大脑糊涂了，吓得怎么大怎么说。
第二天，带他来拍摄（现场），刑警队的人让我把我妈带走，怕她受不了。我站在雪地里等了两个小时，想见他们一面。他看见我，把手铐藏着，怕我看见。拍摄现场那天我姐没回去。孩子那辆车停下来了，他没穿黄马夹，给他留点面子。车停下来，我跟孩子说了两句话，他还想着他姥姥，说：“姨，好好照顾我姥姥。”我说：“你不用操心姥姥。”我爹那辆车没停下，我看见他穿的黄马夹。我想跟我爹说两句话，因我老妈有脑血栓，我怕他挂念，想告诉他不用挂念。但没让我说。我真没想到我爹73岁去遭这个罪！
他们被抓之后，派出所的人找我说：我妈就得靠我照顾。姐夫家处理我姐夫的尸体，派出所的人说：“你姐还有几个月的工资，让你姐夫家的人领了。”他家也有老人，我说：“领就领了吧。”他四叔过来，我对他说：“这边就要靠你了。”他摆着手说：“不管，不管，一切靠法律。”（2001年）2月14日的下午，派出所来电话，让我去拿逮捕通知书。那时，春树他二大爷、他姑都在我家商量归拢（处理）我姐夫的事，我姐去年6个月的工资都让他们领走。他们也说要挽救孩子，说是侯家的骨血，然后还要挽救他妈。把钱骗去了。到现在不见救的踪影。
现在，春树真是生不如死，市里开公判会，他们也带着牌子在旁边看，执行犯人的刑场他们也去了，但是没靠近。他们心里的压力绝对大。
问：你刚才说，春树的爷爷锁了你妈家的门，为什么？荣英：他们说：是我爸帮着一块打的，让赔偿损失。他二大爷和他姑找过我两次，一次归置我姐夫尸体的事，我把我姐的工资给他们了。第二次是让我们一家拿2000元钱，我光管我家这三人就够我受的了，没办法，我和我妹一人拿了100元，就算给我姐夫的烧纸钱。
我给春树请了律师了。我对他二大爷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都不太好，请律师不需要你们拿钱。如果需要你们写证明材料，你们就写，不需要就算。如果需要你们到场去保孩子的话，车费我负担。”他二大爷说：“他流的是老侯家的血，我说救就是救。”
可是他说是说，门还是锁着，我妈也回不了家，原本好好的一家人，现在家破人亡，还不知道春树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后记：2003年5月初，我又一次给春树的姨妈打电话，问询春树的情况，他姨妈说，案子去年8月已经判了，春树判了死缓，他妈妈无罪释放，都回单位上班了，姥爷判了三年。姨妈说，“他们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消息让我的心情一天都是轻松愉快的。
点评：不该由他们付出代价
陈敏读完对侯春树的访谈录，掩卷沉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侯春树及其家人的受暴经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其实很具有代表性。那就是：当家庭暴力受害人不堪忍受长期的暴力侵害，要求执法机关干预时，执法机关往往会以“夫妻打架是家庭私事”为由拒绝介入。而一旦家庭暴力受害人在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奋起反抗，不得不杀死原加害人时，原先拒绝介入的执法机关便会迅速介入并严惩原受害人。侯春树之所以杀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派出所屡次接报警后拒绝出警的失职行为造成的。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冷漠态度，大大地鼓励了侯春树的父亲，使他有恃无恐，将暴力控制家人的手段应用的得心应手，从而使侯春树及其家人对寻求司法救助感到极度的绝望。侯春树就是在自己、母亲和姥姥、姥爷的生命安全无法获得国家的公力保障时，不得已而采取私力救助。这样的后果，让长期深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侯春树及其家人承担，实在是不公平，这也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因为，不管暴力来自家庭成员还是非家庭成员，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不受侵害，都是执法机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叙述人赵小燕
访谈人范爱莲张捷明
访谈地点北京女子监狱访谈时间2001年3月2日
录音整理范爱莲
文稿编辑薛宁兰赵小燕，41岁，乡镇企业职工，初中文化，因生女孩，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歧视，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并多次遭到丈夫殴打。1998年某天，在与婆家人的吵打中，她手握刀子不慎将其夫的姐姐戳伤，并致其死亡。经法院审理，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减为有期徒刑20年。
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跟我爱人认识的。跟他搞对象时觉得他挺好的，那会儿他对我付出的是真感情，要死要活的，又喝药，又跳山地跟我好。在情人眼里一切东西不管是错误的，还是虚伪的，我都认为是最好的。这会儿回忆起来，我要是当时理智一些，也应该看到他的缺点，可是那会儿就是没有看到。以前我也搞过一个对象，因为种种原因，谈了几次就不乐意了，我觉得也挺伤害人家的。那会儿农村也挺保守的，互相见过几次面，那个男的挺乐意的，我不乐意。他的朋友给我写过信，管我叫姐姐，说：“姐，你知道吗？你不乐意后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你提出了不跟他搞对象，他喝了好多酒，都胃出血了，现在住医院了。”当时我也想，已经说不乐意了，我再去找人家，就怕人家说藕断丝连的。后来我想，我以后搞对象，不管他长的难看与否，只要他是真心，对我付出真感情，我就要真心对他。所以，就是在这件事后，在这种心情下跟他搞的对象。他当时是挺乐意的，他当时跟他父母闹的特别不好，他的心情也特别苦闷。最开始他的父母怕我是外地的，把北京当成跳板，就不太同意，对他说：“别让她给你骗了。”我想也可以理解，人家儿子找对象，当然怕上当受骗。我觉得我结婚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驳倒他们的谬论。
我们是1986年8月结的婚。一开始我们感情还不错。结婚时，他妈还对他儿子说：“你媳妇是外地的，这经济权你可不能交给她。”结婚后，我想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挺粗心的，他细心，我就把工资都交给他，连工资条都交给他。那会儿我在一个个体家具厂工作，他在乡林业站搞种子工作。我丈夫第一次打我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们1986年结婚，1987年我生了女儿。他们家算日子说一定是男孩，结果生了一个女孩。我爱人挺生气的，说人家医院给换了，还对我说：“你喜欢女孩，是不是你给换了？”还要找医院打架。我说：“你看看这孩子像不像你，你还说人家给换了，人家能给换吗？”他父母也挺生气的，因为我生的是一个女孩，他们家是哥俩，他哥哥家生的就是一个女孩，我们再生一个女孩，他们家就绝了。他爸爸就说：“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那会儿我们工资也少，他们家也不给看孩子。
我丈夫也觉得没奔头了，生了一个女孩，不照男孩那么有奔头似的。有时喝酒就撒酒疯。那会儿他妈还老说：“要是再找一个外地的，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还能再要二胎呢。”她就是老给儿子说这个，搞得他也想，女的跟他结婚就能进皇城（北京），再生个男孩。因为按计划生育规定，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就能再给一个指标。
后来我就发现他有外遇了。开始时我具体也没有抓到什么，实际上他跟他们单位的一个女的挺好的，我当时没有多想，我觉得一个厂的同事，男的女的在一起无可非议，也可以互相交朋友。1990年的一天，晚上11点多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特别着急，就出去找。我去了他们单位，单位说早走了，4点多钟就下班走了。到了晚上1点多钟还没回来，我又找人陪我去他们单位问是不是又回单位了，值班的老头又挨屋转了转，也没有。等了一夜也没有回来。这一晚上我就没睡好，他父母也没睡好。第二天我就看见跟他挺不错的那个女人的爱人，我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去哪儿了吗？”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完就乐了，我看他的乐不对劲，就说：“你不知道，他没上你家去？”他说：“是上我们家去了，他不让告诉你。”我说：“为什么不让告诉我呀？”他父亲也挺着急。我到厂子就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后来我问他：“你一晚上为什么不回家？”他说：“自行车坏了，我上他们家修车去了。”我说：“那天刮西北风，往家走是顺风，往他们家走是逆风，你怎么不往家走，反往他们家去？”因为那事，我们俩人吵架，他还打我。那会儿他没少打我，他把我眼睛都打得青紫青紫的，肿了，把身上也打了。我也找过大队的妇联。妇联有时就说，不行就离婚吧。我记得朱基总理说过，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我听了心里特有感触，我想如果要是咱们的妇联和有关组织能对人民特别负责任，能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也许我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1997年6月，一天晚上，孩子出去玩，他就催我找孩子。我回来后见他在外头站着，我说：“你让我找孩子，你自己站着，不成。”他说：“那好，咱们去遛弯儿。”我们走到村口，我发现他有点儿不对劲，我就逗他说：“干嘛，有约会啊？”他说：“没有。”这时就看见那个女的骑着车过来，她穿的挺漂亮的，见到我们，就放慢脚步，看了看我们。我爱人就对我说：“我去那边找两个铁管。”我说：“你别去了。”他就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说：“你要去就去吧。”回来后我就去他大哥家，他大嫂说：“没好事，咱俩去看看。”正好遇见他和那个女的往回走，我就问那个女的：“你找我爱人什么事啊？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回家说，也许我还能帮你呢。”她不说话，骑车要走。我就拉着她的车说：“你别走。”我爱人就动手打我，乒乓五四就打了我一顿。后来就不回家了。我就想让他父母、他哥哥、他姐姐劝他。他哥哥也不敢深劝，说是劝赌不劝嫖，他哥哥也没他的力气大，还怕打不过他，他哥哥也不管了。我又对他姐姐说：“这事你得管管，劝劝他。”
我丈夫因为跟那个女的，得了梅毒。他上医院没告诉我。他往录音机下塞了一张纸条，走后我翻出来一看是医院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外文字母，我拿给开诊所的朋友一看，是梅毒。我就跟他说：“你得了这个病，回头你把我们娘俩也传上了，你也得为这个家想想。”他说：“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想夫妻一场，还是愿意他的病能好，我劝他别再跟她好了，不然病不是越来越重吗？后来他去了外地的一个性病研究所，带那个女的去的，花了1200多块钱，拿了两大袋药，可是他还是老去那个女的家。我挺生气的，去找他哥哥。他哥哥说：“都到这地步了，你也别找他了，找回他人找不回他的心。”我不死心，又找他姐姐。他姐和我就把他从那个女的那里叫了回来。本想让他母亲劝劝他。他母亲说：“别跟我说这个。现在这社会，就时兴这个，不丢人。”虽然她这样说，她儿子得了这个病，她还是挺心疼的，也哭了。






我第一次提出离婚是在1987年12月。女儿出生后，他和他们全家都盼男孩。我生的我就喜欢，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他也不干活，还打我，我就提出了离婚。第一次提出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想冲着孩子，他要改了就凑合着过。1992年我又提出过一次离婚，他对我说：“人家说了，你这个媳妇就是欠揍。走，到村外头去。”后来我对他说：“我怕了你了，你是英雄，成吗？”我说这些时眼睛里流着泪，我真的是感到我的心在滴血。
这次我向法院提出离婚后，开了两次庭。在法庭上审判员问，“你们为什么离婚？”我说：“他有外遇，他老打我。他还得了梅毒，我怕传染。”他反说他的梅毒是我给传染上的，我将律师让我在医院做的化验和他的梅毒化验报告交给法庭，他才没的说。1997年11月，我想尽快离婚，就到法院去了，法院说你们的财产分割不清，你得先析产，你还得先撤诉，我不想撤诉。可是律师说，法院到年底了要提高结案率，我要不撤诉，就影响人家拿奖金。我要想离婚，就得走这一步。我一听，真是没办法了，就在1997年11月7日撤诉了。接着，我就起诉了析产。但是一切证据对我都不利。因为婚后盖房子是他父母给钱买的材料，这些当然都写的是他们的名字。我觉得我就像掉到一个陷阱里了。
他打我最重的那次，是在1997年11月24日。他把我打坏了，也可能他想把我打死。你看我脑袋，这儿缝了8针，这儿缝了6针。我爱人有了外遇后，他好些天没有回家了。1997年11月24日早上，我起来出门上厕所，天还有点黑，也没看清，就受到大棒子的袭击，乒乓五四地就朝我打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嚷起来了：“救命！救命！”我的女儿从屋里跑出来，一看是她爸爸在打我，就对她爸爸说：“爸爸，求求您了，别打我妈了。”他还是不听，继续打我，就把我打昏了。我女儿害怕了，赶紧找我的一个朋友，对人家说：“大妈，您快去看看吧，我爸爸把我妈打死了。”后来，我的那个朋友就把我搀到她家去了。她开了一个诊所，给我缝了针，打了封闭，就找车把我送医院了。为这事情，我找了派出所。找派出所时，他们总是楼上楼下的有事，我一等就是半天。我还得上班，我孩子要上学，我需要工作，我需要挣钱。我想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他打我头部，缝了14针，浑身软组织都打坏了不少，医院都有证明。打完我以后，他就跑了，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后来我就要求公安机关把他抓起来，他把我打成这样，在外面胡作非为，整天不管家，回家不是打我就是要钱。派出所说：“我们也在找他，我们找不到他。”后来我知道他藏在一个朋友家了，我告诉派出所，可是派出所说：“我们去了，他没在那儿。”主管我们那片的民警对我说：“人家都说我们派出所连人家两口子打架都管，你们真逗，你们没的干了吧！”他说让我同意他们的调解，说让他赔我1800块钱，当时我住医院手头没有钱，我跟我爱人单位借了500块钱，所以赔了1300块钱，再加上我借的500块钱。我说：“这算什么，这个钱就是我们夫妻共有的，这根本就不算他赔我。”民警说：“那你还让不让我们解决，你还想不想解决了？”因为我还要在这里住，我不想得罪当地的派出所，也可以说我违心地同意他们那种解决方法，赔了1800块钱。我想那次如果我用法律保护我自己，我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自己进来了（指进监狱）。自己是受害者又成了害人者了。
这以后我在家住的时候就害怕，生怕不知什么时候他闯进来再打我。我把门上下用四个门栓顶上，再顶上椅子，椅子上还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子，把灯绳拴在床头，生怕他不知什么时候闯进来再打我。从我被打以后，孩子也害怕。她说：“妈，以后您出门时，我先出去，出去以后我就唱歌。妈，您知道我为什么老唱着歌进出吗？因为他一听是我的声音就不打了，其实我也害怕，怕他以为是您，再把我打了。”孩子对她爸爸说过：“爸爸，你们两个是不是因为钱打架，如果是因为没有钱，你就把我卖了得了。你们把钱分了，就别打架了。”我们是孩子的亲爸爸、亲妈妈，我听了这些心里特别难受，我想这孩子真是也跟着这个家受罪。我想不在这个家住了，就带着孩子住在厂子里了。我每天上班拼命干活，还得接送孩子上学，顶着大北风，推着自行车，越想越觉得活得没劲了，就对女儿说：“媛媛，妈妈活着真的没劲了，真的不愿意活了。”说完我就奔着一辆汽车去了，司机猛一刹车，说：“你找死呢！”我说：“我是找死！”






我妈和我姐都不赞成我离婚。在我们农村，丈夫打老婆有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妈就说，你出一门嫁一户的，能凑合着过就行了，早晚他有清醒的那一天。因为我们家在农村，挺守旧的，我姐姐就说：“你要是提出离婚，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别来找我们。”我大姐和我二姐还老这样说我：“能挽回就挽回，你好好对待他，把他的心唤回来。”
后来就发生了我将大姑姐扎死的事。1997年11月以后，天气冷了，住在厂子里也不方便，我带孩子又搬回家住。因为他老打我，我妈妈就不放心，过来看看我。1998年4月21日，我妈妈来我家，那会儿我一天打两份工，早上在大队扫街道，白天去工厂上班。每天早上4点起来扫街道。4月23日早上6点左右，我扫完街道回来，听到那边吵吵嚷嚷的，正好我们邻居骑车过来，说：“你还不快去，他们在那儿打你妈呢！”我赶紧跑去一看，我大姑子姐和她儿子正打我妈呢，我妈被打得滚在地上，满身是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你们打我就罢了，还打我妈？！”后来他们就把我也打了。我呢怎么也不是个儿，赶紧拉着我妈就跑。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你们快来吧，他们又打我们了。”派出所的人说：“我们刚巡逻回来，刚睡下，等会儿吧。”我又给我大姐打电话说：“你快来吧，他们把咱妈打坏了。”我姐来了，我们正要送我妈去医院的时候，我大姑子姐和她爱人来了，站在我家门外就骂：“装什么死啊，赵小燕，你出来，出来打死你。”后来我姐姐就出来了，说：“你们有完没完，你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我妹妹整天挨打，你们还打我妈妈。”他们一下子又奔我姐姐去了，又把我姐姐给打了。我一看就急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当时就想吓唬吓唬他们，拿了一把刀就出去了，没想到，我冲出去的时候，大姑姐就奔我冲来，大姑姐的爱人在她后面也冲我奔来，这一冲撞，刀子正好扎在我大姑姐身上。
大姑姐为什么跟我妈打了起来呢？听我妈讲是在上厕所时。我们用的是公共厕所，都在外面。他姐姐遇见我妈，就骂我妈，我妈没理她，因为我妈有气管炎，有痰，我妈就吐在旁边了，她说我妈啐她了，就打了起来，因为我们两家离得近，她儿子听到了，就出来帮她妈打。后来我就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现在从无期减到有期徒刑20年。1999年7月，我接到他的离婚起诉书。11月一审判决离婚，房子、存款和孩子都归他。我不同意，我们家共有房屋2间，我们1986年8月结婚，11月分的家，都是我和我爱人自己盖的。我提出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用，房子全归他，给了我3500块钱。我不想要钱，我今年41岁，服完20年刑就60多岁了，我出去后没有房子住，那会儿我父母也不在了，我不可能住在我姐姐家。我申诉了。我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我真的很后悔，自己原来是一个受害者，现在变成了一个害人者。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劝劝受害的姐妹，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好好把握自己，千万不要做出冲动的事。还有就是咱们的政府机关、法律部门和妇联，在受害人受到伤害时，能够给予及时的解决。
点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范爱莲2001年3月2日，我们来到女子监狱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