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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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做罢手术18天，我想回家养着。第18天回去，第21天又去了医院。我告诉你吧。那天，儿子住学校了，闺女几天前被他送到姥姥家了。他又要和我来（指发生性关系），把我吓得不行，晚上，那个姓马的女的进来看我，我就跟她说：“你不要走了，多呆一会儿啊！”他衣服也不穿，在那儿蹲着，也不怕人笑话。






我好像是怕的。第一，伤口那么大；第二，做手术时人家说我肠子上有瘤子，是结核。我在医院又住了半个多月，回来，就把儿子安排在家里面住。儿子住也不行。后来，我又把妹妹叫来陪住。人家打得不行，不要我妹妹，一到晚上就把刀子放着。他倒是没砍过我，我知道是吓唬我。人们说：“你崽兮兮（厉害）地拿刀子干什么呀？”他说：“砍骨头！”
到了正月，我要回我妈家，他不让回，我就回到了他妈妈家。在我们老家那会儿，我就想着走，但没有想着和他离婚。当时还直不起腰来，养得不好。我妹妹家离我们那里有五里地。我就回到了她家。我父亲死的事，我还不知道。我去时她们把戴的孝都摘了。我妹、我姐还有我大弟三个人套着骡子去接我。一般我父亲最疼我，我知道他应该去接我。接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大（爸）没有来，你们来了？”他们说“大（爸）出去给你打工去了。给你去编那个耙地的篓子去了。”我说：“不应该叫大（爸）去，老弟今年（大学）就毕业了，三弟工作也有了着落（到北京当厨子）。父亲拉扯了那么多，苦那么重，不嫌累？”我大弟是个男子汉，还能忍住，说：“没事的，走吧。”姐姐和妹妹头触在车里，不说话。我不傻，就抱起妹妹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能不说话！”我妹就哭起来，哭成一堆了。他们叫我去妹妹家，我不去。最后，去了我妈家，他们还都说我大（爸）出门了，但一个个脸上不对劲。后来我妈就告诉我：“你不要恨我们。当时谁也不敢告诉你，一个已经这么了。”我说：“他不会死的！那么难他都过来了。哪怕你叫我见他一面呐？哪怕不说话你叫我见一面呐！”（泣不成声）
后来，我就一个村一个村地寻，叫我大弟、二弟扶着，到父亲的坟地。在坟地里我就实话实说，就和告诉你们的一样，就全告诉了他，把以前瞒着的全告诉了他。我每天都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他说：“你让我看一看，你就给我托一个梦，让我看一看你，行吗？”我心里这么想着，就好像看见了他。（哭泣！）我父亲去世时65岁。在家里他没有什么病。大夫检查他是脑溢血。我就答应我父亲一句话，我要报仇！
到省城去，寻求妇联帮助
我在娘家呆了快6个月。那段时间，他没敢去看我。他托我在县城的几个姐妹，搭车过来看我。她们不光看我，也给我通气，他还想让我回去。我对她们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回去。你们救了我的人，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让我回家，不回。”我向儿子要170块钱，坐车直接到了省妇联。是我自个要去的。当时，我二弟媳妇不让我去，说：“人家谁管你呐！在家里呆着。我们能供得起你”。我说：“人活一天，总要活得明明白白的，不能待到这儿，躲到这儿就完事了。”后来，我二弟媳妇就给我做了一条裤子，她是个裁缝。我二弟还让她把自己的衬衣给了我一件。我没有什么衣服。在自己家里就不爱打扮，从来不爱美。我不是说现在后悔了，这是命。
后来，我就走。
我是农历六月初七跟我妈家走的。他们不让我去，说肯定没人管我。我跟儿子要了170块钱，没告诉他我去哪儿。到了省城，我就找工，沿门一家一家地问，反正去了外地，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最后找到了一个拉面馆，给人家洗碗、端盘子。老板是个浙江人，说一月给我350块钱。我说：“多少钱也行，有个休息的地方就行。”那会儿我的腰还抬不起来，脚也肿，连鞋也穿不上。干一会活，眼睛就肿得什么也看不清，我就拿湿毛巾苫（盖）一阵，凉快一下，就能看到。儿子知道我去了那儿，断（追）过去，不让我干。我心里一个劲地说，“我缺钱，我要干下去！”我对他说：“你把妹妹照顾好，不要管我，只要我活着就行。”干活的时候，我干一会就蹲在那儿哭一气。饭馆在一个大学门口，来吃饭的学生就问我，“这个姨，怎么想哭就哭一气？”我告诉他们：“我出来不是打工的，我缺钱打官司。”我就像告诉你们那样，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学生们说：“你去找记者，让他们给你登报。”那会儿，我心里一个劲地惦记着妇联，说：“我想找妇联。不管哪个妇联，找到一个说说心里话，把我心里的怨恨，就跟告诉亲母亲、亲姐妹那样，都说出来。”他们说：“不行。要是报上登出来，妇联看了就会找你。”
后来，一个男学生带着我找到记者李子英（读音）。她给我登了报，并且告诉我省妇联的地址。那会儿我不敢坐车，怕坐过站。我就自个走，一边走一边问路上的警察。到了省妇联，她们问我找谁。我说：“找省妇联。”她们说：“我们都是省妇联。你要找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找谁？”“你是干什么的？”“我心里有委屈，想告诉你们。”“你这叫‘上访’。”我不知道“上访”是什么意思，以为她们让我上高处，就说：“我不上那里。我就想告诉你们，我这20多年来受的罪。”我边说边把身上的伤让她们看。妇联权益部的于部长听了和我一道儿哭起来。她说：“别哭了。我给你出去买饭，吃了饭再说。”她出去给我买了一盘菜、一个馒头。我吃完就继续告诉她。过后，她写了一封信让我找市妇联。临走还给了我50块钱。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就想到在医科大学读书的小弟弟。我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就问人。最后问到了。我好几年没有见他了，从他上中学、大学几年没见了。当时，他正给人家扎针呢。我那会儿想，信上写得好一点（能解决问题），我就回去。
小弟弟见到我，什么也不说，就一个劲地哭。其他医生问他：“你姐姐来了，你怎么哭呀？”他说：“你们不知道，她找我有多难啊。她不识字，和别人找不一样。”那会儿，我不懂得哭，说：“快给我看信，看看人家说的什么？”他说，不能拆。我说没事。他看后说，省妇联让你回市里呢。我说“回市里怎么办？”他说：“人家给你打电话过去了。”第二天，我小弟弟和他女朋友把我送到车站，我坐车到了市里。在省城，我呆了不到一个月。
到市妇联，我把于部长的信交给赵部长。她看后，又给我写了封信，让我送到县妇联。那会儿，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要管我就管。管不了，我就走。要我回县上，我不去！”她说：“这个事非得县上处理。”我说：“不，我回到县上还是出不来。”那会儿，我那口子还没有被逮捕，整天喊着找我，说要抠我的眼睛，劈我的腿。那会儿，他知道我去了省城，说把我的眼抠了，腿砍了，看我能到哪里去。我现在回去不正好给人家送回去了吗？！那会儿，我心里挺动怒的，说：“你让我回县上还是害我，还是送我一条命。”她说：“我给你信上都写清楚了。我再给县妇联打个电话，行吧？”她给县妇联打了电话。我拿着信，一边走，一边哭着说：“我又要死一遭了。不过，告诉你，我弟弟可知道我走到哪里了。如果我要出了什么麻烦，我弟弟会来找你的。”






他带上我，妇联的好几个人也陪着，我们一起到了医院。走之前，她们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了，给我戴上了墨镜。那天，正好有个法医在，律师问他这种情况属于什么伤。法医当时就说，是重伤。他们说明天去公安局鉴定。我说：“不行。要尽快办。人家（指她丈夫）认识的人多，要是透露了风声，又办不了了。今天下午就去。”下午，在医院设的法医鉴定所里，法院的一个法医、公安局的一个法医给我作了鉴定。公安局的说是重伤，法院的人加了一句，说这是两口子打架。但他签的也是重伤。
9月2日法医鉴定下来，3日，妇联的两个人带着我去县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接待我们的人说这是两口子打架嘛。妇联的人说：“你不知道这两口子打架打到什么程度了，人家是省里指派下来的，鉴定书都有了。”他们又让妇联给写了个什么东西，就收下了。
第二天，他们开始逮人（指她丈夫），直到8号才把他逮住。公安局挺认真的。他不是在牲口市场上卖牲口嘛，他们就在那里搁上人，叫“蹲坑”，在我们家周围也搁着人。后来有人说他回到我们老家那边去了。我怕人家跑了，就把那边的电话查着，打电话给他表妹。果真他在那里。他在电话里说：“你回来吧。”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搁下电话，就给刑警队打电话。我是早上七八点告诉他们的。他们10点多就把他逮回来了。一把他逮起来，我儿子、他们家的人都知道了。他叫儿子快求我。儿子到县妇联找我时，正好市妇联赵部长带记者来采访。儿子就哭着说：“妈，你放了他吧。你们只要离婚就行，不要逮他了。”儿子跪在那里，哭得不行。我老母亲也劝我，什么人都劝我，我就是不行。要是我父亲活着，什么都好说。我知道，不能让他再往下害人了。他现在害的人就够多的了，把儿子、闺女害得够深的了。我要是早知道法律上能告他，能说理，也不会把儿子、闺女害到这个程度，把父亲害到那个程度。你们说是吧。
和我再好的人都劝不了。我心里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妇联当时也挺可怜我的，逮住他好几天了，妇联和公安局商量，才让我出去。他们和公安局（的人）说：“如果我们的人出去，他们家的人威胁，怎么办？”公安局（的人）说：“我们和他们家人说了，谁威胁，谁犯法！”我从妇联出去后，回到了我家，照顾两个孩子。
依法讨回做人的尊严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有的人把这个事看得重，有的看得轻。
就拿妇联来说吧：省妇联于部长，还有吴部长，她们是那么的认真。她们是妇联权益部的，是男人的性格，像个汉子；县妇联武主席也特认真。工作上，她是我们妇联的主席，实际上她就跟我的一个亲姐妹一样。她有时候吧，一进门就问我吃过了吗？饿不饿？冷不冷？我心里暖烘烘的。并不是说问你几句就好，不问就不好，我是说她心里总的来讲惦记着这事。去年过年的时候，她给我了100块钱，说：“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帮不了你多少，今天给你100块钱，买一点什么东西。”当时我不愿意要，我知道她们也没有多富，后来一想这是她的一点心意，我就收下了。
到了我们刑警队，那几个人开始逮他，有两个后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是很认真的。我们报案的时候，他们当时就好像挺动怒的啊，听了觉得挺气愤，给他带上手铐那会儿挺气的。到了检察院的时候，有两个女的，她们很认真。第一，对工作很认真；第二，好像她们也是女的，接受这个案子心里好像有一点不平衡。去查我案子的时候，调查取那个证据，那个姓余的女的，当时骑车子把裤子都戳破了，戳了这么大一个窟窿。她推着车子到我家，对我说：“哎呀终于找到你了，你想不想请个律师？”我说：“我和妇联商量商量。”她说：“如果不请律师，我们就是代理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裤子戳了那么一个窟窿，肉也呲破了。我反正多会儿心里也惦记她。
到了法院的时候，接收案子的法院院长是很重视的。他说：“没事，我们会给你一个公道的答复。”起诉，不是要缴起诉费嘛，院长给我签了字，免费。有时，他就说交50块钱。一般我最多就是交50块钱，没有多过。接下去我就是找他，他一直在催。因为，我那会儿回去的时候，眼睛、手都肿着。有一天眼睛肿得都看不见什么了。我就说：“你们快点啊。”因为逮着他就有办法，反正我有腿能走，有话我能说，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我怕那会儿我坚持不过去了。我说：“我怕我的身体坚持不过去，快点给我一个明白吧。” ＇快抓在线书1。0。2＇
那会儿是办他伤害罪，我还起诉他虐待罪呢。办案的法官非得叫我回家取证。我取证？我不识字，再说我觉得我取证不合适。后来没有办法了，妇联吴主席和我一起去取证。那几个证人证言都是妇联帮我写的，取回证来，法院又让我取证。我烦了，说：“我给你取不回来！”赶到检察院取证的时候，县里人比农村好像素质高一点，他们实事求是地说。他是1999年9月8号被逮到的，案子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有20多天。两个月后，法院开庭给他判的伤害罪。一开始，定在10月26号开庭。10月26号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一天，那天我被打整一年。一到那天，我心里就又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时间。他们手里有那些证据，肯定知道这一天是我挨打的纪念日。后来我还是去了。想不到，改庭了。说是上午8点开庭，我们8点就去了，省电视台“大众话题”节目那边报道过我的事情，他们也说过要去。但是，26号改庭，通知记者了，没有告诉我们。那天人去的还不少呢，在法院站了半院子。赶我们去了，庭长说，改到下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开庭，我去了，在省城的小弟弟也回来参加。妇联给我找了律师，人家（我丈夫）也请了律师。开庭的时候，他的律师说不是故意伤害，是过失。我说：“你家有这么过失的没有？咱打个比方，你们家有这回事，你怎么办呀？”我说：“拿良心衡量这个事，我也不愿意把他放在牢里，但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不但害了我们两个人，害的人多了啊！”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后来，他们老说是过失，好像过失就没事了。我说：“判得轻我也不怕，只要你给我结果就行；给了我结果，不服我还告！”在还没给他判刑的时候，妇联怕判不下来，每天都给省妇联打电话，讨论这事怎么办。吴部长、于部长她们请的律师和我一同到省电视台“大众话题”栏目做节目，给他曝光。律师、记者在“大众话题”讨论说应该判几年，说跟（在）法律上查，故意伤害罪应该判7年，虐待罪是2年，结合起来是9年的刑。






虐待罪开了一次庭。他就是不认。说我的脚二拇指不是他打断的，是我自己碰的。儿子对他说：“你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出来，人家证据都取回来了。”他和儿子、闺女说：“爸爸不能认，要是一认，罪就加上去了。不认她也没办法。”最后，县法院没有给他判刑，认为不构成犯罪。我不服，去市里上诉。市法院二审没有开庭。过了一段时间就给我写下一份判决书，说是维持原判。
我自己觉得他构成虐待。我的身子都由他支配了，你说不构成虐待？从我跟他结婚到出事，20年来他一直打我。我没有好好地过过一天，身上落下了许多伤疤。这个右手大拇指上的伤疤是他用镰刀砍的。本来他要往我头上砍，我用手一抱头，就砍到这儿了。
伤害罪判下来是4年。我不服，只好找检察院，检察院的那个姓余的女检察官说：“我也知道好像有一点偏低，人家这个罪量刑最高是10年，最低3年，给他判4年刑，也在3年上面了，没法提出公诉，我们提起抗诉的时候，如果不符合法律，要罚我们的。”我说：“连累你们我就不了，要是我自个的，我绝对还要起诉。”过后，他不服，向市里上诉。市法院维持原判。县法院说给他判4年，第一是考虑他给我输过血；第二说是考虑两个孩子，法官说：“我也为两个孩子想一想，因为你儿子也大了，将来必定得成个家，还得放他回来。”他对小闺女吧，可疼了。对儿子不怎么好。在县看守所，我第一次去开离婚那个庭。可能他在牢里不怎么样，我知道他的性子啊，不知道他是怎的，叫人家打了。那天在看守所开庭的时候，孩子们都没有去。把他提出来的时候，里边的衬衣、囚衣、背心全都是血，脸全都是黑的，耳朵也是黑的。我没问他谁打的。我当时好像说：“不管你怎么样，你想想看，我挨打的时候那么央求你。现在你也可能央求别人了吧？”我就这么和他说了一句。开庭时他说：“婚我同意离，但是我要小闺女。”过后，法院征求闺女的意见，她不跟他。最后，两个孩子都判给了我。他出狱如果要求变更抚养，那个是根本没有用的。他出狱时，我最好不要见到他，也不愿意听到他。他出狱就是给我几百万也好，给我什么，我都不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脸色。这是绝对什么人也改变不了的。
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咱们省、市、县妇联，就是咱们做妇女工作的人，感谢律师援助我、感谢法院的帮助。总的来说，前一阶段我是受折磨的人；后一阶段，我处的人不一样，我心里挺满足的啊。像我这样的不要再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家里人都要互相尊重，不是说谁怕谁，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谁也不要欺负谁。
我现在还做生意，但没有资金做面摊。妇联答应我：“王菊芬，你要是想干点什么啊，没有钱，我们也支持你一点，我们给你贷点款啊，3000元还是5000元我们都支持你。”我也想过，开个摊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开起来，第一年肯定也没有多大的效果，肯定是赔本。我们租的房子不贵，一个月就45块钱，连水费、电费不到60块钱。我们娘三个住一间，一间西房。秋天我还愿意搞蔬菜，到冬天我也是搞蔬菜。现在我没有一个车，人家有三个车、两个车的，我就借上人家的，要不就租人家的几天。今天包下货了，包下人家菜，一般就是包车，包下来之后我就拉上去卖。卖吧，我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一个人掀不上去，我就雇旁人。我们那会儿在一个摊合伙，家里有一个男的还可以。现在我不敢和男的接触，我就是尽量和一个女的。她力气挺大的，不怕累。有时找不对，她还没这个胆量下这个货，怕包这个货赔了。我一般包的是3天、5天不会坏的货。
一冬天妇联在帮我，就像亲姐妹一样的。我搞的那个（菜），你们叫葱头，我们叫洋葱。冬天我老母亲那边种。我二弟有个农用三轮车，帮我从老家把葱头运到县城。妇联说：“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冬天冷，不能每天在早市上卖。不行就沿着单位卖。”我有的时候去单位卖，认识的单位去可以，不认识的单位那就卖不出去，卖给食堂，居民楼也卖。妇联说：“你给我包起，用塑料袋打起包，打个十斤或八斤，三块或五块的，我给你到县委大院处理一部分。你不和他论斤，就是论袋。一袋多少钱，多少斤，你在家要（称）好。”我就在家里和我弟弟、小闺女装起袋。一袋约三块、五块钱，多了人家也吃不了啊，不能赖人家。要不等于和人家要钱了。
我现在就靠这个生活，大本生意没有，只是做小本生意，我不敢太大。我知道我抬下人家一个摊，租摊人家一部分资金，你就是贷也好借也好，你不能说你收拾摊，欠人家了吧？我怕收拾摊的时候欠人家。我今天和你们说一个实话吧，我不敢在县上呆着。我想，他刑满的时候我就走。不管走到哪儿，绝对不能在县上。
后记：2002年年底，王菊芬外嫁他乡，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
点评：妇女权利与能力增长的内在和外在动力
薛宁兰王菊芬，是我们访谈的第一位妇女，也是惟一接受两次访谈的叙述人。在她回忆受暴往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时时被那些情境揪住，有时禁不住与她一同洒泪。每当那时，现场的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听录音将她的口述转化成文字时，访谈过程中的那种感受依然强烈——喉头哽咽，泪水盈盈，每每不得不暂停工作，冲出房门，到外面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 ＇快抓在线书1。0。2＇
她没有进校门学习过一天，至今也只会写自己的姓名，不过，她朴实平和的话语中，常常透出对人性与两性如何相处的体验与感悟。经历了多年磨难和为自己奔走伸冤后的她，现在很自信。她今天的自信来自哪里呢？第一次挨丈夫打后，王菊芬反抗过，从家中逃离，到县城找亲属，上法庭要求离婚。但是她没有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持，只是获得了施暴者的一纸保证。外国学者在对配偶暴力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受虐妇女长期受暴得不到相应支持后，就会逐渐丧失尝试寻求出路的努力，从而习得无助，开始消极躲避，在受虐关系中靠妥协求生存；同时，他们还发现，随着暴力的不断升级，当受虐妇女开始意识到家人和自己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出于求生的本能，便会不顾一切向外扩大自己的求助行为，以便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父亲气绝身亡的后果出现，王菊芬或许还不可能挣脱各种束缚，义无反顾地走上寻求社会帮助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之路。可是，一旦她开始寻求社会的帮助，就会有许多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王菊芬求助的过程中，她始终得到社会各界，包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