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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残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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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抢”为名；如“抢西边”（谓蒙古境）、“抢昌平”（谓明境）等。其时在满洲为臣之汉人，乃大摇其头，叹曰：“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入关後，此风稍歇，然迟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准噶尔，仍然发生了“掠获妇女”的“丑闻”，可见其俗入骨，难以根除。满洲此一陋俗，令汉族平民之有妻女者闻风丧胆；而汉族士大夫则有一种“华夷之见”，己虽臣服，犹不欲家中子女与异族婚配。顺治初，诏告天下：“自後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本来是一条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却因为上述原因，而引发汉族民间的恐惧：“哄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谣言愈演愈烈，後来竟又哄传“满汉联姻”不过是皇帝为了采买秀女而找的借口。于是，“满汉联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间的猜忌破坏无遗，清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推行“新婚姻法”，实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诏禁止，又显得荒唐儿戏。惟一可行之策，只有缄口不言，或在内部密谕废止。考察史料，此後虽无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但光绪末年尝有上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馀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云云；可知，顺治初准予联姻之诏，後来实际被废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满汉不通婚姻之来龙去脉，究其始，乃汉族反对通婚，实非满洲之歧视政策。然着为禁令，终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实。
旗人有关外、关内之别。关外，指山海关以外之奉天（约当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所谓“东三省”。今日称东三省，固为简称，而无特别含义；在清代，东三省则是汉人的禁区、旗人的特区。清代行省最高长官称总督、巡抚，东三省则以将军、都统管辖（因为绝大部分旗户都隶军籍，故用武职之将军、都统进行管理），可视其地为军管区；汉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东三省则非贸易营运人员不得擅入，更无论落籍，此所谓禁区；东三省常住民只有一种，就是旗人，则谓为特区，亦无不妥。清廷在国土内划出一个东三省，实行特别管理，其用意，据钱穆称：“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应当另有经济或曰福利的考虑，盖以地广物博之东三省，尽付与不到三百万之旗人，其生计之容易，远较各行省之人民为优。关内旗人，有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赐发之“恒产”、“月薪”维持生计。旗人之有“恒产”，乃拜“圈地”政策所赐。顺治元年上谕户部：“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诸王、勋臣不论，每一旗“丁”即可分到五十亩地；而乾隆中期以前全国人均拥有田地不过二十馀亩，此後更是逐年减少。再说旗人的“月薪”——八旗兵饷。旗丁饷银，每月自一两五钱至四两不等，另可岁支一吨多大米，不仅糊一己之口，且可赡三口之家。今语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旗户因隶于军籍，坐得不动之产、按月之薪，则不仅光荣，且大捞实惠，胜于今人远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可是，旗人此一“恒产阶级”日後却整体堕落衰败，孟子其果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人乎？然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实在武断。古今中外，有恒产而又有恒心者，实不多觑，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语），持之以恒，卒有所成者，却是屡见不鲜。窃谓孟子之语若改成“有恒业者有恒心”，庶幾平允。即以旗人为例。清制：旗户除壮丁从军外，馀俱不许务农、务工、务商；故虽分得田地，仍须雇人耕种，己惟坐享。在营旗丁，因康、干时战事多委诸绿营，人多袖手，乾隆後承平日久，更无所事。平常训练，亦不讲求，乃至高宗亲自检阅旗兵，竟发生多起骑兵坠马、步卒拉不开弓的事故，惹得龙颜大怒，说嗣後“如不留心骑射，必以家法制之”。此外，旗营官兵之玩法，竟到了典卖制服、武器以牟利的地步，清廷不得不为此专门立法严禁。因此，说旗人大都是无业游民，绝非诋毁。然则，旗人无正业，无恒心，遂由勤劳勇敢之民族一变而为颟顸畏葸之莠民，其谁之咎耶？父之于子，兄之于弟，若但知馈遗恒产，而不诲以立身之方、谋生之技，其子弟不放情佚欲、丧产败家者幾希。清帝之于旗人，自视不啻父兄，却躬蹈其弊，养其身而不养其志，顾其人而不顾其後，立法即以误国，爱族适以亡邦，其罪不当服上刑耶！
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殴死有服卑幼”，汉人例由刑部“汇题”（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亦准免死一次”。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国有”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幾篇酷评，称《乙丙之际着（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认为，所谓治世，所谓衰世，光从表象是看不出来。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树义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乐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乐”的表现形式。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读者诸君去图书馆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报要刊，择其头版首篇，盥手焚香，大声诵读；或购买幾张样板戏的影碟，摇头晃脑，随声附和，必也居然有身处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会拈出一个“才”字，展开评论。治世与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质却迥然有别，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无才。不仅庙堂、边阃无才相才将，即士农工商各界亦无才人，甚至，连小人都没了小聪明，全是一帮钝贼蠢盗，如坊间电影所谓“技术含量太低”也。然则，世之治与不治，究视乎其人之才与不才；那么，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个遗传学问题：与“才”有关的基因都发生突变，遂生出满世界的无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原来，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项资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啬，不论治世衰世，都会生出一批才士与才民。而世之有时而治，有时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说，人尽其才。衰世呢？则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所谓“戮之”，不是说肉体上消灭，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只要写帖子骂他、戴帽子压他、斜着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诛心大法，此法非吾国独有，然论此法之百代相传、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则四海以内、万国之林，似无出吾国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就忧愤啊、思虑啊、要作为啊、要讲廉耻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给你治，病得不轻给你慢慢治，三年也罢，十年百年也罢，不把你给治好了，还真对不起这诛心大法。当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没了。因此：“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条，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来临。左等右等，等不来治世，他心一横，便日思夜盼以求乱世了。乱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至于随乱世而来的血海骨山、抛妻别子，便匪所思存、无暇计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评终是寓言体，而非观点鲜明的时评。孔子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人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着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治世乎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幾句伤心的话，这才好抡圆了猛吃。九五之尊，其滋味远胜于冰淇淋，因此，高宗执政六十年一满，虽然实践了诺言，将宝位传给嗣子仁宗（嘉庆），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还是做不到。于是，“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後，朕日亲训政”。这个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来，是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则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这么一来，继任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调整心态了。若仍为皇子，那就什么事都好说，自有一套皇子的规矩照着做；可名义上做了皇帝，却又得不着皇帝的实权，上面压着个太上皇，边上还有个和中堂（挡环什饺В宋眩楹我钥埃炕闳褐谕峡矗橇斓迹溆写笮≈穑渴敉槐局剩惶菀卓辞宕笮「魑涣斓嫉目嘀裕欢恢痹诟卟闩腔驳牧斓济牵蛏钌钪琅琶飧龆鳎晃恢睿瑤兹籼烊馈５谝痪褪堑谝唬说谝唬裁炊疾皇恰；实凼鞘裁矗炕实凼恰坝枰蝗恕币玻钦狻坝枰蝗恕北呱喜⑴耪咀湃耍踔辽厦婊棺湃耍墙惺裁椿实郏恳怨剩愿咦谀陟郊荼勒馊甓嗍奔洌首诠乓恢帧岸娜绦浴钡纳睢Ｗ鋈四眩鼋影嗳俗钅选＞患指蓖乘А岸娜绦浴钡暮Ψ蛱睿影嗳俗霾幌氯ィ餍宰苫煌纷菜涝诖竽课崛似酵钒傩漳睦锾寤岬玫秸庵植皇ず母呗プ涛叮�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气了。怎么讲呢？高宗认为，在他治下，大清国版图扩充、人民安定，是个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莲教就一直没消停过；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内禅大典，二十馀日後，四川、湖北便发生教众暴动，其势且蔓延不止；此时前後，贵州苗疆也酿发大乱。就凭这两件大事，高宗晚年，怎么称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将之视为癣疥之疾，说什么“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仁宗要是随声附和说前朝是治世，那两大股“逆贼”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是自己是扫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乱世？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爸客气，他得撇清。
当然，要撇清，还得注意手法，毕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翻脸不认人搞什么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发过写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头。高宗薨，国史馆的《高宗实录》便修订完毕，请仁宗审定。其时，仁宗正为如何处理老爸的“政治遗产”——“苗乱”和“教匪”——大伤脑筋，看到《实录》里面全都是歌功颂德的肉麻话，特别生气，便想让史官修改一下。纪昀测其意，以言讽之，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请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仁宗一听，想：也是啊，入土为安，人死为大，损幾句老爷子又有什么用呢。遂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这么一来，既推恩其父，则不得不问责其臣，黑锅总得有人背嘛。于是，有这么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从无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行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
皇考六十年的英名总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应伸出大拇指赞叹一声：乖儿子。只是接下来仁宗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悬了：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方告平定；十一年，苗疆之乱平；十四年，南海海盗肃清；十八年，畿辅天理教起事，杀进紫禁城。可以说，仁宗之任期，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满清列帝中，论心神恍惚、不安于位的程度，除了他的孙子文宗（咸丰），当以仁宗为最。然费尽心神，到处灭火，後人对他的评价却还没一句好话，如这一句：“读嘉庆二十五年之史，所差强人意，仅诛和皇露薄Ｎ崛讼敢锎酥星郏坏貌惶鞠ⅲ首谠庥鋈绱瞬豢埃嫉霉炙歉龊么笙补Α⒒溲栽致业睦习帧Ｋ虢吁嘀问蓝吹木故钦饷锤鍪澜缒兀咳晃跤谌首谡撸提峒逃腥耍巳思锤咦谥铩⑷首谥印冢ǖ拦猓�
乾隆自谓“治世”，嘉庆则被龚自珍称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现“乱世”，那天下之“蚤夜号以求乱”的各路“才者”怎么会答应？此亦历史之长期合理性之一种罢。
乱世也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过来，天子也可以代天杀人。这就是天赋帝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然大概而言：一些开国之君，兴起于草莽，篡夺于宫禁，不得已亲自动手杀人；以及一些性情残忍，视法制程序为虚设的暴君，偶尝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过亲手杀人经验的帝王，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拜天理教之赐，得以厕身于此一稀见行列；且不杀则已，一杀，便杀了一双。事情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养心殿外与旻宁（那会儿还不能称宣宗）邂逅，旻宁“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事闻，文宗表扬他“忠孝兼备”，赐封“智亲王”，顺便将他的火枪赐名为“威烈”。除了这次“杀贼”，宣宗继位後还有一次“杀人”经验。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立招值班侍卫王入宫，亲授宝刀，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复命。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幾分侠动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而论“怀柔远人”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折内建议：“（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後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战…战败…求和的循环。此後，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後，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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