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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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数反而减少，即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读书人（当时已有“智识阶级”之称）依然占据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却是无力读书者数量越来越大，社会分化——包括城乡分化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迅《阿Q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小结

曾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的梁启超，在废除科举後不过五年，便检讨此举之得失。他说，美、日、德诸国皆“拾吾之唾馀”（谓科举），以为选人授官之良法，“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我们自己却“因噎以废食”（谓因恶八股，遂并科举而废之），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复科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与官规》）

梁启超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久为人知，惟论科举当“变通”而不必废除，则始终一贯。无奈，时代大潮奔涌浩荡，百挽莫回。汹汹者流，莫非“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易传》）者，当时之人，除梁启超、严复等少数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外，并不以废除科举为非。时过境迁，吾人于百年後回看这段历程，再思三省，方体会得“文化保守主义”实则一点都不保守，反而高瞻远瞩，“前卫”得很。

即今而言，高考实在具有科举制度的真精神，正是一种国家制度保障下的经常有序的社会流动渠道；九年义务制教育，则可对应科举体制下毋须繁费的普及教育；与高中并行的职高、中专，一则分流高校压力，一则为社会提供中等人才，适如科举体系中的生员、贡生，参与公共事务，得以维系基层社会的稳定。前後两种体制，俱能兼顾国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所学虽异，其用则一。但是，自高校扩招或曰教育产业化以来，学子皆骛大学之虚名，高校渐成敛财之工具，职业教育幾废，教无所施，学非所用，其弊浸然有八股为害科举之势。时论或欲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为挽救之策，乃不知“为国抡才”之权一旦下移，标准不一，去取随意，社会流动之渠道反而因此滞塞，呜呼，其不至乎推倒重来如百年前故事者幾希！

八股的危害，不在于没有文学价值，而在于除了形式再无其他。科举的好处，不在于“学而优则仕”，而在于维系社会流动，保障程序正义。我们纪念废除科举一百周年，其教训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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