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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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总结我的文学生涯的时候经常说，王朔是我的形式，米兰昆德拉是我的内涵，翻译成正式的说法就是可读性和思想性并重。所以，一方面我得到了同行的尊重，另一方面又赢得了很好的票房。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出后，立刻名声大噪，走在路上，经常被女青年指指点点。二年级我就成为执行主编，在报社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期报纸，成为后来报社的标准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主编比我还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领导，对学生会诸多领导完全不放在眼里，搞得他们特别没面子，结果被主席摆了一道，报社撤销原来的编制，并入秘书处，指派秘书长做主编，纳入了校会强有力的监控下。我一气之下，带领所有骨干人员退出了报社。　
我的文艺生涯从此转移到了北洋艺术团，我在合唱团唱男低声部，同时担任艺术团的秘书长、团刊《北洋潮》的主编、话剧队队长。我们的指挥姓任，他热情洋溢，指挥的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张牙舞爪来形容，每次演出他都占去了很多戏份，因此他成为当时学校的三大名人之一。另外两个名人，一个是外教胖玛丽，她因为身材极胖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一个是公共澡堂的播音员，每到澡堂快打烊的时候，校园里就会回荡着他苍老磁性、有板有眼的嗓音：各房间洗澡人员请注意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停水停电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来得晚的和洗得慢的，更要抓紧时间。很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居然异口同声一字不漏地把这段话背了出来。　
我们的合唱团在高校里赫赫有名，号称梦之队。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家走了一个“1，3，5，1”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和赵传、齐秦在一起的日子。在我听来仿佛就像传奇。前贝斯手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把一台老爷级的合成器和一台音源留给了我，我准备过两年当文物卖掉，它们很有可能参与了《纪念日》的录制哦。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泄气，我在唱片的工作人员中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嗨，也许署的是艺名呢。　
再后来，我去一家唱片公司工作，成为职业文艺青年。我的老板是最早把齐秦、赵传引入大陆的人；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台湾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我给他做了两年助理；后来因为一张唱片在台湾发行的事儿，我们还和阿尔发公司的杨俊荣合作了一次。　
回头一看，人生的因缘际会真是神奇，似乎我现在所作的一切，在童年的时候都已经留下了伏笔。一个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莫过如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否则人生就是不健全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我认识几个人在国外混了几年，生活条件挺好的，最终还是“拒绝了海外著名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海归了，说到底，还是寂寞难耐啊，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帮可混，就像手机没有短信功能、上网不是宽带、欧洲杯期间有线坏了。　
在古早古早的武侠时代，人们加入帮派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有大哥罩着你，如果加入的是黑道，在交保护费的时候就可以打五五折，如果加入的是白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交保护费，当然你还要交武术培训费、医疗保险、机场建设费等等，好在白道比较讲信用，你可以“学不会再学，学会为止，毕业后包分配，工作单位是著名镖局和保安公司，月薪不低于二两银子……”　
到了文革，这一帮派传统被发扬至极限，山头林立，有时候一家人就分属好几个派别。我的二叔为人极其老实，有一点木讷，所有帮派都不愿吸纳他，于是他一努力自己拉了个山头，号称“卷巨浪造反队”，然后以“替你打柴”等诱惑把两个小弟弟强行收了进来，为了博出位，他还策划了一次全国大串联，没想到在最后关头被两个弟弟出卖，没等走出村口就被我奶奶拿获，就地饿了好几顿，从此绝了做大哥的念头。　
说来惭愧，等到我混江湖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胸怀世界的志向了，连在学校争个武林盟主的想法都没有过，当时我们一共六个人，号称六人帮，基本没做过什么撑场面的事儿，顶到头也就是别人斗殴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摇旗呐喊，下地偷过老乡的庄稼，骚扰女同学未遂……唯一算得上人物的是老三，他是个狠角色，常年带着冷兵器和火器，参加过正式斗殴，多年以后承包了一个煤矿，是我们之中最先富起来的。我排行老五，因为学习好，主要担任让人抄作业、考试协助作弊的技术工种，代表了我帮的先进发展方向，作为回报，每次下地偷黄瓜，他们只让我在田埂上望风。多年以后，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刹那间有一点恍惚，眼前闪现的是六个少年在田埂上拼命逃窜的景象，跑得如此鲜衣怒马、意气飞扬。　
上大学以后就不时兴这种江湖组织了，都改叫社团了，比如，书法促进社、追捕UFO办公室、腿毛研究会等等，我是文艺青年，所以一直混迹于学校的文艺圈，一开始是在学校的报社，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号称三驾马车，每周在报社举行一次座谈会，半箱啤酒、两包恒大，话题关于音乐、文学和爱情，我们的最爱是米兰昆德拉、王朔、罗大佑、达明一派……至今我都认为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学会了一种姿态：我们永远在逃脱这平庸的生活。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艺术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音乐，几年后，我义无反顾地把音乐当作了我的事业。娱乐圈我熟啊，从爷爷那辈就在娱乐圈混，我出生在一个大剧院，跟当地娱乐界名流一直厮混了十几年，我后背有块胎记，镜头拉远了看，赫然就是四个大字：我们熟悉娱乐界。　
娱乐圈的切口我都懂：有个哥儿们攒了一个穴（搞了一个演出），你们的艺人来不来？　
谁接的地，不是水穴吧？（谁承办的，不会不靠谱吧？）哪能呢，梦导的活儿。　
有储吗？（有出场费吗？）均储，每人一个半。（出场费平均，每人一万五。）储太低了，除非让我们艺人攒底（压轴）。　
不行，你们的腕儿不够high。（你们的名气不够大。）靠，现场还是还音？（真唱还是对口型？）……　
其实做音乐和混娱乐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道行比较浅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为只要把音乐做好就可以了，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根据我多年的娱乐经验，在娱乐圈混最重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有一口好牙，口一定要正，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爱喷才会赢”嘛；一个好肺，这样可以长期转战在各个娱乐场所；一张厚脸皮，面对媒体什么谎话都敢说；一颗娱乐的心，娱人娱己，千万别当真，一认真就受伤；一副好肾，如果你准备走偶像路线的话……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除了低级趣味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然，混娱乐圈只是我的工作而已，除此以外，我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所谓的圈子是一些无形的群体，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范，它的组成来自共同的兴趣和目标，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博弈，最终达到价值认同，形成相对固定的人群和独特的话语环境。　
在网络时代，这种圈子的形成更加简单而有效，最好的方式就是混坛子，在我混迹的两个圈子中有一帮是愤青，他们是一些另类音乐人、边缘青年，我们共同的兴趣是摇滚乐、文艺电影、另类文学；另一帮是小资，我们主要探讨生命的质量、精神生活和一切闲门儿。说句动情的话，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赵传有一首老歌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歌不太好听，不过歌词写得非常牛，作者是著名的李格弟（其实她是一位姐姐），歌中唱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为了那么一点点神圣的荒谬气氛哥儿们就让我唱着　所有我会唱的歌不知道还能不能　抚慰你们一处处剧烈的疼因此，在我看来，理想中的圈子，就是在悲情的岁月，一帮互相舔嗜伤口的人。　　　
我为偷窥狂　　　
我的老家很偏远，偏远的缺点是物质匮乏、文明程度太低，优点是你可以做很多文明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在小镇旁边的山上，绿树如荫、芳草萋萋，特别适合年轻男女谈恋爱，到忘情处可以就地犯错误，因为当时还没有KTV，上旅馆还要查结婚证。现在想起来，当地民风还真是前卫。　
小时候我们受主流教育，因此沾染了一些低级趣味，比如，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路上很亲密地走，我们就会一拥而上，跟在后面念童谣，大意是控诉社会腐朽堕落的，能跟出一里地去。有过分的还去山上看妖精打架，但是很遗憾，他们并不是带着性爱启蒙的学习态度，而是恶作剧式的，隔着老远就起哄、扔石头，看别人仓皇逃窜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我参加过几次组织活动，直到有一次被一个彪形大汉撵得满山跑为止。　
当时的偷窥限于设备和经验，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匡扶正义、伸张道义、挽社会伦理于既倒。　
在那里我一直长到17岁，某伟人说过，没有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说的就是我，我甚至连高中那堂最重要的生理卫生课都错过了，只是为了参加一次狗屁数学竞赛，我付出的代价是晚熟好几年。当后来我的同学们在后山上犯错误的时候，我只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　
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工科的缺点是女生匮乏、爱情的普及率极低，优点是我们能够利用工程学的智慧解决部分生理需求。比如用高科技望远镜头偷看对面的女生。　
当时我们楼和女生楼紧挨着，有足够的便利条件，因此朝北的每个宿舍都配备一个望远镜，我的一个哥儿们就是这么看上了一个女朋友，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夏天的某个中午，他辗转反侧不能午睡，于是走到窗前，拿起望远镜举目远眺，一个美女进入了她的视线，他也同时进了那个美女的视线，因为美女手中也拿着一个相同型号的望远镜。刹那间，电光火石、斗转星移、日月无光，两颗年轻寂寞的心一窥钟情，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却因为共同的志趣走到了一起。　
当他们的恋情曝光以后，当地文具店的望远镜销量暴涨了数十个百分点。在我寂寞的大学时光充满了这种诱惑，它们无所不在，但和你无关。因为我住的宿舍朝西，视野里是一个煤厂，很多年以后，我依然坚信一个事实：煤厂无美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情色毫无例外地很忧伤，目的卑微，手段拙劣，情节简单，画面粗糙，演员业余。　
在美国最著名的肥皂剧《六人行（friends）》里有一个经常用的情节，每当不知道如何接下一句台词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会看着窗外：“哦，看那个丑陋的裸男在干什么什么了。”奇了怪了，演了上百集了，这位老兄就没穿过衣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已经从“偷窥狂”时代前进到了“被偷窥狂”时代，真是先进啊。　
现在我才刚刚进入小康水平，我住在南三环外的高尚小区的高层住宅，视野开阔、空气比城里好，在搬进去之前，我首先配了一副高倍望远镜，俄罗斯产的，然后盼着对面的空地赶紧盖楼，结果出乎意料地，那里整成了一个体育公园。至今在闲暇之际，我就在阳台上看月亮，偷窥嫦娥洗澡。中国人终于难得地领先了一步，至少外国的月亮里是没有美女的。　　　
我们都爱586　　　
说起来挺寒碜的，在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它神秘高远，算四则运算不用打草稿。有一年我姐放暑假回家，说系里布置了要大家回家学打字。我爸自告奋勇，说单位有一台打字机，赶明儿就带她去单位学。转天，我姐嘟着脸回来了，原来不是那种带键盘的四通打字机，而是老式打字机，打印杆上焊着大铅字，远看像一个纺织机，听动静也像。　
我家乡的科技水平大抵如此，和大中城市比基本落后五年左右。在大学上的第一堂计算机课，老师对我们说，想必大家在中学的时候都接触过计算机，Basic语言也掌握了一些，所以我就不从头讲了，大家请翻到第三章。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看看四周的同学，一个个颌首微笑、成竹在胸的样子，令我无比地自卑，我的脸皮薄，不好意思让全班因为我一个人再学习一遍。　
上机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组，和我搭档的是我们班的二姐。我怕露怯，让二姐先来，二姐到底是从东北的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也不推托，姿势优美地敲下一行字：2＋2=，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们对视一眼，心里说，糟了，演砸了。再试一次：3＋3=，回车。屏幕上显示：bad　mand　or　file　name。我说：“是不是太简单了，试试除法。”二姐低头在键盘上找了一会儿：“除号在哪里啊？”我举手把老师叫了过来：“老师，给我们换一台电脑，这台是坏的。”　
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没用过计算机的并不止我一个，粗略地估计，怎么也有三分之一，只有几个天津和北京的同学玩得比较在行，三年级的时候就能跟着老师做项目了，而我的进步极为缓慢。二年级我们学的语言是fortran77，是用作工程计算的，据说是所有语言里最难的一种，果不其然，一个学期我只调通了一个程序，代码不超过10行，本来我准备做一个大程序的，连编带写好几天，但是死活调不过，我就把最有可能出错的部分删掉，再调，再删，一直把几百行的代码删到10行，终于成功了。后来学过C语言和数据库技术，直到毕业也不知道它们能干什么用。　
倒是在其他方面颇有心得，比如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因为宿舍里有几个高手跟老师干活，我们经常能夜里去机房蹭游戏玩，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波斯王子》、《三国志》、《沙丘城堡》、《刺杀希特勒》什么的，其中《波斯王子》是我的最爱，因为玩得最好。至于黄色图片更是稀罕至极的东西，不像现在，一上网就噼里啪啦往外蹦，那时候都是同学传老乡，老乡传朋友，千山万水传过来的，用的还是大号的五寸软盘，那玩意儿特别不保险，总是坏，一宿舍的人都招齐了，结果死活打不开，急得一屋子人抓耳挠腮。好在，我们这里有高手，什么文件都能修，为此我们有幸看了好多缺胳膊少腿的黄色图片，心智得以启蒙。　
毕业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进了IT行业，其中几个混得不错，有出国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在著名企业当主管的，而我后来也居然混进了IT业，大家都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我去的那家公司是台资的，主要做多媒体软件，像游戏、教育什么的，我所属的部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UFO”，全称是“User　Friendly　Operation”（用户友好操作），在公司里没几个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基本工作就是：但凡从台湾带回来的电脑杂志我们先看，称为了解业内的最新讯息；从台湾带回来的游戏我们先玩，打通关了写一个评估报告；别的部门做的项目，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提一些意见，打回去重做。天底下有这么幸福的工作吗？不幸就让我撞上了。　
于是我得以在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方面继续精进，当时玩的游戏基本上是国际同步的，因为太多，所以嘴比较挑，太没品位的压根不上眼，事实证明，但凡被我宠幸过作品如今都已经成了经典，比如最早的即时战略游戏《命令与征服（C&C）》、《魔兽争霸》，第一视角射击游戏《毁灭战士（DOOM）》，模拟类的《城市》，策略类的《帝国时代》、《三国志》，解迷类的《神秘岛（MYST）》，动作射击类的《古墓丽影》等等。看图片也升级到了Inter，当时是96、97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网站，我们看的全都是国外的，那会儿民风淳朴，图片网站都是免费的，不像现在，是个网站都憋着算计你，唯一缺点就是速度慢，在等着打开图片的功夫，大可以下楼洗个澡，再和隔壁部门的姑娘调会儿情。　
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也拆电脑，装电脑，从286一直拆到586，生生把我锻炼成了一个电脑高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定位成IT界最懂音乐的人，和音乐界最懂电脑的人。　
两年以后，我转做游戏企划和音乐制作，我的理想就是做中国最牛比的游戏企划，我做了好几个继往开来革命性的案子，如果能做出来，中国游戏业将和国际先进水平突然拉近十年。结果是领导对我不屑一顾，技术部门说不可能实现，美工倒是支持我，不过要求追加一大笔投资。悲哀呀，中华民族第二个赶上主流世界的机会就这样被断送了。咦，为什么是第二个？也许就像一位兄弟说的：你的想法什么都好，就是超前了五年。　
五年以后，我已经不玩游戏，非要玩的话，也就是翻扑克牌、打麻将，新技术日新月异得飞快，我不太赶得上，到底是隔行如隔山，只是仗着一些老底子，经常腆着脸冒充IT前辈和电脑大师。　
去年底，我的朋友金银财宝拍了一部DV艺术短片叫《一样的一样的》，他拿着硬盘去配音乐，结果人家的电脑系统是win98，和他的win2000不兼容，我正好在边上，作为大师当然责无旁贷地上去伸了一下手，于是他的硬盘就再也找不到了。金银财宝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拯救数据，并重新剪辑，但因为他的短片太艺术，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场记，所以剪完以后，发现和第一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于是他把片子命名为《一样的一样的2》。而此时已经错过了奥斯卡、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档期。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win2000以后的系统都不要碰。为此，我正式决定淡出IT业，尽管我曾经是如此爱它。　　　
我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对于一个曾经的共青团员来说，在一部意大利电影《咪咪的诱惑》里突然看见了毛主席的画像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感觉仿佛突然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关于信仰的最早记忆大概是4，5岁，有一天我和一个小朋友偶然间在角落里看见一个破碎的毛主席瓷器像章，这让我们非常惶恐，脑子里很快就闪现出“反革命、特务”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被别人误会，我们相约谁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那时候已经非常具有政治头脑了。　
申明一点，我不能确切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共青团员，因为在我参加入团宣誓那天，恰好要进行一项考试，所以没有宣过誓。上高中的时候转档案，团委书记告诉我根本没有我的入团纪录，所以我很可能不是团员，为了不给我退回误交两年的团费，书记给我开了一份证明材料了事。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激进，共同组织了学党章小组，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以为烈士扫墓为名去公园，在售票处，有人自作聪明地问，我们是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的，还用买票吗？大姐说，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别想蒙我。学党章第五小组的组长在烈士纪念碑前念悼词，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人民英雄，还是永垂不朽的嘛！”这位同学后来应该做了领导，经常在有关场合用相同的语气发表演说，比如，“我们的妇女工作，还是姹紫嫣红的嘛！”“我们的麻将棋牌运动，还是欣欣向荣的嘛！”　
毕业以后，我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台资的，整个公司近300人只有一个党员，不排除偶尔有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在一个惊蛰的春季，劳资双方发生了利益纠纷，于是有好事者站出来呼吁组织工会，大家通过EMAIL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贴大字报和串联运动。并且从上海分公司传来消息，当地员工已经组织了罢工。这让北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压力，一般来说，上海人一向是因为小家子气和没出息被北方人瞧不起的，没有理由我们还没罢工让他们抢了先。　
我是其中的激进份子，在那个寂寞而骚动的年纪，我为如此接近革命而自豪。我贴的大字报犀利、深入而且雅俗共赏，很快就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女在旁边指指点点，还有什么比美女的青睐更能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呢。　
这气氛让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