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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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机车那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吼声，像炮弹飞啸一样发出了
尖叫。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Ｃ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
钟声盖过了其他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清了鸣笛的原因，又细听了
一会儿，然后，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倒把国家政治保
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
能开车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吼叫声，吓得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
交官们慌张地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从各个门里走进来。当机车库已经挤满了人的时候，
在哀痛而肃静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她同敌人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人跟我们永别了……党和
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该是一种召唤，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奏起了哀乐。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焦姆突然感到
喉咙哽住了，宽厚有力的肩膀也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
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
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
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
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
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
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
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
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
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
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
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
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
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
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
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
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
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
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
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
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
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
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
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
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
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
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
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
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
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
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
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
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
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
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
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
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
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
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
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
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
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
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
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
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
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
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
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
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
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
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
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
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
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
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
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
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
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
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
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
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
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
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
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
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
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
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
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
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
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
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
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
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
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
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第六章　
………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
“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
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
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
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
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
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
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
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
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
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
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
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
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
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
“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
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
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
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
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
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
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
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
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
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
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
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
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
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萨列夫（１９
０３—１９３９）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
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
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
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
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
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
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
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
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
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
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
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
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
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
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
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
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
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
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
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
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
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
的党中央妇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