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你我一样呼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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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同样与他的摄影设备比较简陋有关，但却在本质上体现了他对自己摄影风格的深思熟虑。凯伊塔不以人工布光美化对象，不以病态的故作深沉或娇媚为美，而是以自己特有的平光方式来展示其同胞的朴实与雄浑，突出表现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强调一种生命的强烈存在。
　　凯伊塔用床单做背景虽然是不得已之举，在效果上却有标新立异之妙。他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几何图案的床单构成了装饰性极强的抽象背景。当这些背景再与那些马里人身着的有着各种装饰纹样的服装结合在一起构成画面时，便起到了一种将面部形象与背景区别开来的奇妙作用，强化了人物面部形象的立体感。凯伊塔的这种平面装饰性与立体感巧妙结合的风格，形成了其肖像摄影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凯伊塔照片中的平面装饰性也许并非是他刻意追求，而仅仅是出自一种植根于非洲审美观的无意识，却也从根本上与出自于西方视觉意识构造的摄影术追求透视幻觉、重视三度纵深空间表现的习惯手法相左。在由各种图形组织而成的装饰性强烈的画面中，作为非洲人的被摄对象与拍摄者本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认同昭然若揭。而他们手中的塑料花、插在西服口袋里的钢笔、打得严严实实的领带、放在脚边的凉帽等，则又含蓄地揭示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对马里人的生活意识与审美观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体现了由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碰撞而导致的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分裂与融合。


塞杜·凯伊塔的非洲照相馆（2）


　　凯伊塔1923年出生与当时法属苏丹的巴马科（现为马里共和国首都）。1945年，他父亲给他从塞内加尔带来了一架照相机，他从此开始用这架照相机拍摄自己的家人与亲戚。从1949年起，凯伊塔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直到他于1977年退休。
　　在谈到自己的摄影时，凯伊塔说：“我的所有照片都是在我的照相馆里拍摄的。很偶然的几次，我的客户会要求在我的汽车旁拍摄照片。摄影一直是我的热情所在。我为我的照片活着并与它们相依为命。这就是我如此小心守护我的底片的原因。尽管我想方设法保护底片，时间还是会带来损失。为了与灰尘斗争，我经常会在晚上洗底片，这样它们就会在早上干燥。然后我就会把它们放进纸盒里。我热爱我所有的照片，因为我是用爱来拍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张照片里，你会发现至少一个令我愉快的细节：背景、从眼睛里看到的景色、人物的位置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希望是，我的底片将活得很长。真的，我的底片会像你我一样呼吸。”
　　从1980年代开始，凯伊塔的照片走向了世界。虽然摄影这个观看方式宿命地决定了它的西方观点与立场，并完全有可能使照相机的使用者在无意间成为西方观看方式的奴隶，为视觉殖民主义鸣锣开道并最终招致自身的文化危机，但凯伊塔的这些马里人照片并不是为了西方人而拍摄的。这既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非洲人，也不是被西方人的观点所同化的非洲人眼中的非洲人。这是视觉尚未受到污染的非洲摄影家亲眼看到的非洲人形象。尽管如此，凯伊塔的肖像照片却也是一个见证西方殖民文化与非洲本土文化排斥、相持与渗透的绝好材料。在他的照片里，每个人都显得朴实，但也流露出某种程度的不安与紧张。这种感觉在他们身着不同服装时则尤为明显。当他们身着本民族服装站在照相机前时，他们表现得肢体舒展、自在从容，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信。然而，一旦他们被来自西方的时装或西服所包裹时，他们的精神自由似乎也受到了限制，表情与姿态有时甚至变得僵硬，了无生气。与常见的西方殖民者拍摄的以人种学为目的的“人种标本”照片中呆板、僵硬的非洲人形象有所不同，凯伊塔照片中的情形也许用拘谨来形容更为恰当。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同胞视为一种没有生命的“标本”。他是带着爱来面对他们的。然而，面对这种主动趋附西方文化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典型表情，我们无法不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力不从心。他的照片告诉我们，在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人民通过摄影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时，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间寻找一种主体定位，而正是这种痛苦、犹豫与焦虑使得他们的精神状态与身体语言充满了张力。


赫尔穆特·牛顿的感官世界（1）


　　他遭受着女权主义者与卫道士的双重仇恨，他的妻子为他辩解：“他是一个绝对的女性崇拜者，从小时候就如此，他喜爱女性，并不意图侮辱她们”；而他自己却满不在乎：“在我的字典里，艺术就是个下流字眼”。事实上，正是他的作品激发了“色情时尚”这一词汇的产生。
　　西班牙画家戈雅在1798年画过两幅名为《着衣的玛哈》与《裸体的玛哈》的著名作品。戈雅以高超的技巧给出了一个妩媚动人的女性形象。玛哈经戈雅之手跻身美术史经典作品长廊。时过境迁，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个名叫赫尔穆特·牛顿（HelmutNewton；1920…）的摄影家向世人拿出了戈雅作品的现代版《她们来了》。这两张一组的照片是牛顿十分著名的广告摄影作品之一。一般来说，摄影收藏家很少收藏广告作品，但是在２００２年索斯比春季摄影拍卖会上，这一对屏风大小的照片，以１８５５００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此次拍卖会成交额最高的作品。
　　《她们来了》是牛顿于1981年发表在时装杂志《时尚》法国版上的作品，由两幅作品构成。从第一幅照片的画面看，四个青年女子先是身着臃肿的西服套装，以一种冷漠、目空一切的神态昂首阔步地向我们走来，而在下一幅照片中，她们却又以全裸的身姿，以与前一幅照片中完全相同的神态与步态向我们走来。通过这两幅照片中的女性们重复的神态与步态和对女性身体前后不同的处理，牛顿给出了一种心理悬念与视觉震撼，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与兴奋。如果说，以往的时装摄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多是柔弱娇媚的窈窕淑女的话，那么牛顿这次出示的却是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来了》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的理想化了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她们一改往日的甜美柔顺，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挑衅、进攻、扩张的姿态走向世界。显然，这反映了摄影家牛顿的女性审美观。与充斥于大众消费杂志中媚态百出的女性形象相比，他的女性形象显得冷漠、孤傲、矜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景中，与观众缺乏交流，甚至有一种拒斥感。同时，她们又具有一种主动出击的危险性，其性格的鲜明与张扬，决不是以往那种顺从被动型的女性形象所能及。她们充满神秘，浑身散发出一种充满魅惑的邪恶与放肆，产生并维持一种莫名的诱惑。与传统时装摄影中健美的体态相比，她们的体态似乎总是在某一部分得到造物主的刻意强调而具备了一种可怕的吸引力。总之，牛顿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一种反理想化的倾向。他在赋予自己的女性形象强烈个性的同时，也赋予自己的时装摄影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
　　时装摄影从本质上来说是将身体与服装的匹配与调适视觉化。在《她们来了》中，牛顿通过这两幅作品的对比，说明了身体与服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既以臃肿累赘的服装证明服装之于肉体的扼杀作用，又以富于侵略性的肉体来阐释服装的安全与诱惑的双重作用，反证缺少服装掩护的身体的危险性。《她们来了》又名《裸体与服装》，这也充分说明了他以服装说明身体，又以身体解释服装，以此阐明身体与服装之间相互利用却又相互排斥的互动关系。可以这么说，只有好的时装摄影才能对服装的文化意义与创造价值做出独特的视觉化评价。也只有好的时装摄影作品，才能对身体与服装的关系做出富于启示的表现。而牛顿的时装摄影就是这么一种将身体与时装的关系视觉化的成功例子。
　　《她们来了》这个标题一语双关。它既就事论事地点出画面内容，却又通过满含期待与紧张的语气暗示着什么。它既宣布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与异端摄影家牛顿的粉墨登场，同时也预告了时装摄影中一种新的审美观的诞生。可以这么说，以《她们来了》为标志，当代时装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喜欢粗俗。我对坏品位有浓厚的兴趣——它比那种假想中的好品位令人激动得多，后者不过是人们看待事物的一种标准化了的方式而已。”
　　牛顿在时装摄影界登场的六十年代后期，正是一个各种惊世骇俗的主义、口号遍地开花的时代。性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迷幻药文化、嬉皮士、反战运动、禅宗热、摇滚音乐、公社运动、摩托车族，当时在青年中流行的各种思潮都是与保守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而对性的大胆追求与表现正是当时的反主流文化冲撞主流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突破口。牛顿应运而生。他大胆的图像彻底撕去了时装摄影温情、典雅的外表，冲击传统伦理价值伪饰与压抑的一面，并代之以一种充满危险、鼓励出轨的图像。他反传统的视觉倒戈强烈地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性在消费文化中的扩张与性的现状，使以前在时装摄影中一直遮遮掩掩的情欲成份公开化、合法化。
　　就以往的视觉传统而言，女性形象总体来说反映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规范与约束。牛顿式的女性形象显然有悖传统。但是，牛顿出示的形象其实更为深刻地暗示了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与欲望强度。这是一种需要男性与之对峙、较量与征服，不能使之就范就得落荒而逃的女性形象。虽然牛顿的形象仍然是由男性规定、塑造，但它对女性的理解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与变化，甚至是对传统视觉秩序的一种公然颠覆。
　　比如在另一幅名为《圣特罗佩的卡文·克莱因》的作品中，一个身穿睡衣的女性带着一种放肆、松弛的神情，打量着一个从她面前走过的男性。由她那松垮的姿态、把握全局的眼神、随意的衣着所综合起来的女性形象在以前的时装摄影传统中是难以找到的。他将一直存在于男女之间的“男人看女人被看”的力量关系作了一个大胆的反转。他经由这种颠覆找到了一种新的欲望表现途径。在牛顿这里，对新时代的敏锐感受力一直是他摄影的原动力。他以精致、颓废、倦怠、妖艳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置换出在以往的时装摄影中不具现实感的女性形象。他通过她们带领我们进入二十世纪情欲的深部。他以自己拒绝对美、对纯洁、对理想做出虚伪承诺的影像提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展示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他奔放自如的影像时时冲撞、对抗时装摄影界的惰性与社会伦理准则，直观感性、无可争议地成为解读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欲望构造的影像文本。当然，他的文化姿态其实充满矛盾，他的女性形象虽然一反柔顺的传统而别具时代意义，但她们又无法避免过于乞灵于情欲征服的嫌疑。因此，他受到来自道德保守派与女性主义两方面的攻击也是理所当然。
　　“艺术的概念不应排除人工的概念，因为那正是它的艺术表现力之所在……所有美丽的事物都是伪造的。最美丽的草坪是那种塑料草坪。”
　　牛顿的许多时装摄影还善于在一种具有特殊气氛的空间中展开。他以地下室、都会中高楼的屋顶花园、室内游泳池、欧洲古城堡、豪华旅馆等为舞台，通过别出心裁的场面调度，布置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现场，设计一场虚假的冒险，导演一出催生欲望与想象的戏剧。由他安排或选择的这些空间非常适于某种情节的展开。他刻意在一种令人倍感震惊、错愕的空间中铺陈他的欲望、策划他的视觉阴谋。而里面的摆设、道具与他精湛的光线控制又经常助长人们想入非非。人们在此空间中存在的理由似乎只是为了冒险、引诱或挑逗。而他出示的又仅仅只是故事中一个充满悬念的细节，从他的照片里我们无从得知故事的结局。也许，他需要的就是让观众与照片中的人一起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一起体会一种放纵的快感，一起设计一种开放的结局。


赫尔穆特·牛顿的感官世界（2）


　　人生的三大目标：照相、女孩和游泳。
　　赫尔穆特牛顿1920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父亲在德国经营一家大型按钮制造工厂。童年在温室的环境下成长，牛顿从小就有优越感。每天上学前，母亲为他打扮细致，总是让他穿着衣领高耸的丝绒西装出门，并把他的头发梳成女影星般有留海、内卷的俏皮发型，所以经常让人误认为他是女孩。放学后又有穿制服的司机专门接送。牛顿承认小时候被宠得有点不像样。
　　牛顿一生最爱拍女人，他对女人的崇拜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牛顿在自传的序言中写过，他对女人的迷恋始于3、4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躺在床上，保姆正准备外出，她半裸着身体只穿着衬裙站在镜子前，慢条斯理地梳妆打扮，妩媚的神情美极了。这是牛顿第一次看到半裸女人的印象。
　　童年时对女人的另一个印象则来自于母亲。牛顿记得，母亲每晚出外参加宴会前，都会走进房间里跟自己说“晚安”。母亲通常都穿着一件缎子低胸晚装——颜色总是很鲜艳的——俯在床边搂着自己，柔软的胸脯贴在自己身上，牛顿非常喜欢这种肌肤相亲的感觉，和闻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奈尔5号的味道。
　　到了12岁，父亲为牛顿报名参加游泳课，他也逐渐喜欢上这项运动。不过，吸引他的并不单是游泳本身，还有泳池边那些身材曼妙的女孩们，皮肤是那么光滑，就像海豚。而且当时的泳衣是由薄羊毛制的，下水后总是紧贴着凹凸有致的曲线，而且干得非常慢，可谓是湿汗衫的先驱。
　　因此，过度早熟的牛顿从小就有开放的性观念，从不认为它是罪恶或肮脏的东西，唯一一次感到愧疚的是6岁的时候偷了哥哥一本成人杂志，被母亲当场抓住。真正教给他性经验的是一个叫伊娜的女孩，这是个小美人胚子，两人在游泳班里结识。伊娜在外面与其他男孩子一起，回来后把学到的性知识教给牛顿。
　　母亲对牛顿的性早熟感到忧心，她想，与其强硬压制，不如理性疏导。牛顿第一次与伊娜偷尝禁果后回到家，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下达了硬性规定：每周只可以有一次性行为，不能影响学业；此外，她还同意增加他每月的零花钱，要求他必须买避孕套。
　　牛顿买下第一台相机是在12岁，并第一次为女人拍照——让女友穿着母亲的衣服在镜头前摆各种姿势。到了15岁，他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人生三大目标：照相、女孩和游泳。父亲为此没少训斥他。16岁，他辍学拜在柏林著名的时装、人像和人体女摄影师伊娃（Yva；1900…1942）的门下学习摄影，伊娃是牛顿最早的启蒙老师，传授了他许多摄影技能，但牛顿只当了两年学徒，战争就爆发了，也是犹太人的伊娃后来不幸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胜利大逃亡


　　牛顿在二战前夕的柏林生活自由而快乐，不过幸福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太久，二战前纳粹已经不断收紧对犹太人的限制。母亲坚持把现金拿在手上，因为她知道如果把钱存到银行，迟早会被纳粹没收。正是这笔钱最后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用它买了船票逃出生天。
　　1938年，德国国内政治气氛越来越不对头，因为意识到希特勒可能要对犹太人不利，牛顿一家人决定逃亡。牛顿一家兵分两路逃出德国，父母坐船到南美（父亲刚从集中营放出来，身体虚弱不宜远行），而把18岁的牛顿送上开往遥远中国的汽船上（因为时值1938年，美国及英国的移民名额早已报满，唯一开放的只剩下中国）。离开德国时，行李箱里装着他的相机和漂亮衣服，身上却只有区区5美元，这是纳粹允许出国的犹太人携带的最高现金额度。但命运总是阴差阳错，牛顿很快就与同船的女人们混熟了，行程大半的时候，他与其中一个女孩在新加坡中途下了船。
　　上了岸以后，他在新加坡《海峡时报》找到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但很快就被解雇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去码头坐着，看着欧洲过来的船哭到天黑。生活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一线生机，年轻时的牛顿长得很帅气，一个34岁的法国女商人找到了他，两人发展了一段姐弟恋（那时侯牛顿19岁）。虽然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后来牛顿逐渐厌烦了这个女人，并试图逃离她。二战期间，新加坡政局变动，留在新加坡的犹太人要被送到澳大利亚的集中营，牛顿头也不回地加入了这支队伍。
　　刚到澳大利亚，牛顿作为“无国籍人”在俘虏收容所呆了两年，随后参军加入澳大利亚军队。二战结束后，牛顿在墨尔本开了一家小小的摄影工作室，并在那里遇上了后来的妻子——爱丽丝斯宾斯。
　　“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可以和模特儿偷腥，也可以和她们一起工作，但同时进行则绝无可能。”
　　牛顿一生被无数美女包围，模特儿是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人群，爱丽丝就是其中之一。爱丽丝原名茱恩，1923年出生于墨尔本，在认识牛顿前是专职演员，也是一名画家，后来在偶然机会下做了几次牛顿的模特儿，她在镜头前出色的表现力让牛顿为之着迷，为她拍下了不少照片。两人在1948年结婚。
　　婚后爱丽丝继续演艺事业，她开始接触相机非常偶然，有一年她为牛顿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一台摄像机，谁知牛顿拒绝使用（他只用相机），爱丽丝只好拿来自己用，并试着拍来玩玩。她也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是在牛顿生病之后的事。1971年牛顿心脏病发作，无法拿起相机拍照，于是茱恩接过丈夫的相机开始了摄影生涯，并改名为爱丽丝斯宾斯。她开玩笑说，相机正式交接的那一天，丈夫给她上了3个小时的摄影课，这就算入门了。
　　爱丽丝决定专攻肖像摄影，她最初的作品许多以生活圈子内的朋友为素材，爱丽丝拍照喜欢越简单越好，她宁愿拍日常家居生活中的姐妹们，并且尽量采取自然光，从不以合成的布幕作背景，与她丈夫喜欢虚构世界的风格截然相反。
　　许多人认为，爱丽丝充满温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牛顿荒凉、冷漠而性感的画风。牛顿夫妇只办过唯一一次的共同摄影展，展览名为“我们和他们”，前一部分“我们”是夫妇俩轮流替对方拍照，后一部分“他们”则是两人镜头下的别人。
　　尽管两人都是摄影师，但风格迥然不同，而且影响不了对方。牛顿说：“我们在摄影上有各自的目标，她的作品写实而且朴素，而我喜欢人为痕迹浓重的照片。”
　　丈夫经常与女模特一起裸体相对，爱丽丝曾经为此吃过醋么？她说：“从来没有过，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可以和模特儿偷腥，也可以和她们一起工作，但同时进行则绝不可能。’”
　　牛顿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几年，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远离西方文化中心的澳大利亚似乎不能满足他的事业野心，于是牛顿在1950年代后期来到欧洲闯天下。他说：“一到巴黎，我就意识到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无论生活还是摄影。人们生活在街道、咖啡馆和饭店。漂亮女人到处都是。”


一个惊世骇俗的色盲


　　牛顿第一次在时装界崭露头角，是1961年他的作品在法国版《Vogue》上发表引起社会轰动，他首次向外界展示其赤裸裸表现“性”的摄影风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牛顿的名字开始窜红。尽管也惹来争议和责难，但同时这种革命性的摄影手法使他声名鹊起，成为时装摄影的弄潮人。从1961年起的25年里，牛顿开始成为法国版《Vogue》杂志的专用摄影师，并且同时受邀为美国版、意大利版、德国版、英国版的《Vogue》拍摄时装照片，独特的影像风格使他马上成为《Marie…Claire》《Elle》《JardindesModes》《LineaItal…iana》《Queen》《Nova》等诸多时尚圈顶尖杂志的宠儿。1968年的时代风潮，更使他得到了一个趁势而起名震天下的良机。他那揭示了西方社会性的现状与幻想的时装图像在一个松动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的欲望消费的表征。
　　1971年是牛顿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牛顿在纽约拍摄时突发心脏病，虽然在精心护理下，他保住了性命，但却永远改变他的生活。他重新看待他的事业，从那时起，他决定再不拍摄千篇一律的时装照片，而只拍他真正想拍的照片。他拍的照片更色情，更大胆，甚至带有残酷的风格。他变得毫无顾忌了。
　　黑白照片、赤裸女人是牛顿作品的标志。或许有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牛顿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黑白照片，极少见彩照——因为他是个色盲，但牛顿从不避讳承认这一点。他分不清黄绿和蓝绿，所以他拍的彩照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