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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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

　　1998年　
　
　
第11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

　　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

　　王却摇头：“美则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有修饰。

　　（原载1997年7月31日《文汇报·笔会》）

　　·德国读者回响·

　　中国人以为西方就是美国
　　赫曼·哈特曼

　　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第12节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原载1998年3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13节　一株湖北的竹子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

　　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

　　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

　　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好漂亮！”

　　竹子开花了？

　　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

　　我也不明白。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

　　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年湖北的土壤和雨水。谁又能向我解释所谓基因的哲学意义？三年前我自园丁手中买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飘进来，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远的声音。

　　1907年的中国。5月，黄花冈之役失败；6月，七女湖之役失败。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

　　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7年的蒋氏正值二十二岁，但是他的眼泪有几岁？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战争，1900年有八国联军，1895年是甲午战争，1885年，蒋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战争。蒋氏在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年日军犯台、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年鸦片战争……

　　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

　　所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

　　街上，孩子的欢声不断。

　　（原载1996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　
　
　
第14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过书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年8月的北京。插图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

　　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

　　我看看他，多么美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