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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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该从1792年大英帝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

　　“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　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　W．　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15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

　　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

　　我就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我在湖边问20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

　　对于向往已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

　　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务。

　　我站到远处，想将那宋朝的斜塔尽收眼里，却突然听到公鸡啼声，就在身后。三只比人还高颜色斑斓的大公鸡正扯着喉咙喔喔叫，鸡头随着电流控制一节一节地对人点头。每隔几分钟就啼叫、点头。原来满山都是电动的巨型鸡鸭鱼兔，当然也少不了转来转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乐会吗？”我问苏州人。

　　苏州人不知道，“没有吧？”他说。

　　走到出口，发现苏东坡老先生像个测字先生一样坐在路边为人盖章；电流操纵的蜡人苏东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门票上盖下“到此一游”的证明。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的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然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山冈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苏东坡傻瓜兮兮地笑着，对所有离开虎丘的人机械地点头；他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变形金鱼。我从他电动的手掌下取回门票。苏州古城已毁。花了两千年时间沉思琢磨而成的历史风貌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除，不留一点痕迹。苏州的识者啊，到哪儿去了？

　　（原载1996年l1月19日《文汇报·笔会》）　
　
　
第16节　干杯吧，托玛斯·曼！

　　眼神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她是谁？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贫血的向日葵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