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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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　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长室打来越洋电话告诉我，我被票选为当年成大杰出校友，邀请我回台南领奖。

　　放下电话，我恍惚起来。台南，那是我少年启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恋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为我的地方，久违了。可是，我有一笔未了的债：我当年的无知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罪责。《新新闻》不久前才报道，还有一个矿冶系的许武华从1972年被囚禁到现在。我拿起电话，请求《新新闻》的朋友再次查清许武华是否仍在狱中，同时给成大校长去信：只要仍有一个学生在狱，我就无法接受这份荣誉。

　　回音来了，最后一名读书会受刑人亦已自由，台湾的政治犯已成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辆单车，迎着风去找那丛“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九重葛。九重葛没有了。“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烟消云散，何况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从追索那逝去的年华？我回头往榕园驶去，至少那几株老树还在，还在。

　　共同记忆的拼图

　　台北人和世界各国的都会人一样患有自恋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来画一幅台湾地图，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范围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进海里的一点点尾巴就统统称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义是一回事，好像台东和台南是同一块。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声音最大，地盘最广，发言权最多。说是让我们一起来玩凑“共同记忆”这个拼图吧，怎么台北那一块越拼越大，布袋、云林、台东、屏东，都快不见了。再这么拼下去，21世纪的人会以为台北就是台湾呢。

　　去年在瑞典认识了专门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国治。他向我发表几天相处下来对我的观感：“你怎么那么——那么——”他抓抓头，显然在寻找一个不太伤人的字眼，“怎么那么——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动声色；但是当我把“乌来”说成“乌山头”时，杨泽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南部来的！”他在嘉义长大，知道乌山头在哪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这两个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钱宝在黑咖啡馆外想说未说的两个宇。是素朴，是孤独，是不合流俗，也有点愚笨和迟钝。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我竟然仍是一个“南部来的女孩”。咸咸的海风所给予我的，留在我头发里。

　　……现代化尚未引进……国民义务教育逐渐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孩子上中学。渔业在衰退中，因为污染问题严重。村民在讨论海滩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渐渐地，鲲鯓渔村要进入现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　
　
　
第6节　彼黍离离

　　通常发生在晚上，大约10点左右。这个时候，电话铃不再响起，孩子们发出嫩嫩的鼾声，壁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异样清楚。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不知为什么迟归的乌鸦突然从叶丛中窜起，你可以听见它翅膀伸展拍打的声音从而想象它腋下羽毛的温暖。窗户向花园敞开，这是夏夜。

　　敞开的窗户流荡着茉莉花的气息。北国的茉莉花丛如此庞大旺盛，密密实实地覆盖了一整面的篱笆。正是花开时节，风动，千百朵白花像海浪泡沫翻滚，香气一波一波推涌进眉眼鼻息。你忍不住闭上眼睛，对窗微仰着脸，让两颊去感觉花香的波动。花香牵引着你，恍惚陷入一个隔世的时光：你穿着白衣黑裙，短发齐耳，正经过一条熟悉的巷弄；你突然止步，在人家的竹篱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折叠整齐的白色手帕，在掌心展开。你摘下几朵窜出竹篱的茉莉，排在手帕中心，包好，再放回自己黑裙口袋里去。没有人知道你的口袋里有一方白色的手帕，手帕里藏着几朵绽开的茉莉；你穿过安静的巷子，走向浮动喧嚣的世界。

　　总是有什么东西在风里吹散了，捉摸不住，理不清头绪。只是那花香熟稔若此，带着时光的密度和生命的重量，几乎令你承受不住。你在窗前微低着头，不经意间，就听见了它的呼声；一只野鸽子，似乎隐藏在极浓极密的树丛里，咕咕叫起，从最遥远最深邃的林子里幽幽传来，遥远深邃像来自莽莽洪荒，一只野鸽子探索的渺茫的呼声。

　　总是在这个时候，大约晚上10点左右，你匆匆穿上球鞋，系好鞋带，拉上门，往草原的方向走去。你踩着极大的步伐，好像赶路能稍稍排解胸中那不知是什么引起的郁结。两盏路灯之后右转，栗子树下再右转，就已到了草原的碎石路头。路旁夹道的青草里透着星星点点粉蓝色的点缀，走近看，原来人家篱笆内所种的蓝色毋忘我一丛一丛已经长到了篱笆外。风将种子吹远，这已是绵延一路野生的毋忘我。

　　碎石路在麦田开始的地方弯进一条两米宽的柏油小路，你放慢了脚步。清新的空气流动像山中最干净的泉水。白天下过雨，雨水打在地面上的略略敲响大概惊动了地面下的世界。黑色的无壳蜗牛和暗红色的蚯蚓纷纷爬上了柏油路面，迷失了方向。当你和孩子一起散步时，你就让他们用细细的树枝将虫儿拦腰挑起，往路边奋力一甩，蜗牛和蚯蚓便又回到松软的泥土家乡。现在，你跨过它们的身体，向前方一个竖着的小木牌走去；木牌上贴着一张什么告示。

　　“我们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这个牌子右边种了一排树苗。这些树苗大约在七年后会长成一片茂密的树篱。草原上的刺猬就可以在树篱中筑巢。”

　　是了，就是在这木牌竖起的地方，你曾经看到一只刺猬。你起先以为是一粒肥大的干松果，可是干松果微微动了一下，竟是一只找不到家的幼儿刺猬。刺猬需要巢的遮盖，但这里是一片望之弥漫的杂草，人类的幼儿在里头钻进钻出。扑蚱蜢、追逐蝴蝶，刺猬时时在危险中；你看见的那只小小刺猬，一感觉你的迫近就卷成一团，仿佛也知道这世界虽大，它无处可逃。

　　七年之后，树篱成荫，刺猬成群，那植树的孩子也将成人。你别过脸去看草原东角耸立的一丛树，那是野兔出没的地方，啊，你心里突然明白了：原来那丛树也是人种下的，让大耳野兔有藏身之处。那儿想必也曾经立着一个木牌，写着孩子稚气的笔迹。那些树丛枝干虬结，树龄苍老，当年植树的孩子又在哪里呢？

　　北国的夏夜如此明亮，在这个时辰，你还看得见麦穗的芒刺怒张，像花、像剑。黄色的麦浪翻叠起伏，由近而远；有几块地方塌陷下去，那是麦子成熟到极限，为自己生命的饱满而倾倒。你离开柏油路面折进草原小径，小径只有一只鞋的宽度，覆盖着湿润的草叶。你的鞋子没一会儿就潮了，湿气渗进棉袜，浸凉了皮肤。你行到旷野中央，停下脚步，回过身来。

　　这是一片广大的草坡，以地陷东南的架势倾斜，倾斜深处就是一线山谷。这时候，你注意到，山谷里的灯火全亮了，穿过草气氤氲，晃动闪烁，映出一户一户的人家。山谷的阴面是松树林，颜色如墨，衬得灯火明灿。刚刚行过的小径将草原划成两半，一半是离离麦田，一半是绵绵绿野。野地里青草怒长，白色的雏菊和鲜红抢眼的罂粟花大把大把地杂在其中，挥霍地一径开到天际，晚云俯下的地方。

　　你这才看见了天际的月亮，怎么刚刚一直没发现？一枚又圆又大的月亮，像新剥进碗里的蛋黄，油油浓浓的，悬在大地倾斜、雏菊罂粟与晚云交接的线上。因为有了月亮，夜才深沉起来。麦田已经变成一片模糊晕黄；天色暗下，好让你感觉那月色轻洒在草原上翻起一层淡淡薄薄若有若无的微光。风吹过来，你的目光随着滚动的麦浪和草浪一起一跌地推到远方山谷的尽头。

　　“彼黍离离——”是谁？你想问，也曾经走过这样一片旷野中的田禾，心里涌起了哀伤。“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谁呢？行在深深草木中，忧伤社稷的颓倒。他又在哪里呢？

　　草原蓦然暗下，浮动的黑云遮了半片月亮，天空里布满了形状诡谲的云片。你独自立在空旷的草原中心，灯火世界退在最遥远疏离的边缘，夜风自耳边掠过。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突然失忆，茫茫然不记得自己的来处和去处。你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地在运转、花在开落、麦子在酝酿、月亮在升起、蚯蚓蜗牛在泥里翻身、刺猬在醒来、黑云在头上行走；在这么伟大的运转和壮丽的永恒中，你竟然有挡不住的眼泪，在黑暗中沁沁流下。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你往来时路折回，“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你是恒河沙粒，你是电光石火。你是那路过宗庙宫室、彷徨不忍去的周朝大夫，你是那欢欣鼓舞植下树苗的稚龄孩子。今晚，你走在一只鞋子宽窄的草原小径上。微雨飘打下来，湿了你的头发。你听见自己的脚步在草丛里簌簌作响，四野无人。

　　1996年　
　
　
第7节　蜜蜂和狗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玻璃鳗

　　全身透明的鳗鱼。那身体不知怎么回事，像个玻璃管，里头的骨骼内脏纤毫毕露，历历可数。一种没有秘密的鱼。

　　玻璃鳗的国籍，不，该说海籍，颇难确定。它出生在墨西哥湾，但是一出生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天涯海角。出发时，母鱼大概刚死，小鳗那柔细如水草的身体还挡不住浪的翻腾，但是它往一个方向游去；所有初生的玻璃鳗都往一个方向游去：北方的大西洋。大西洋在数千里之外，数千里的茫茫水域里有狂风巨浪。当玻璃鳗游进大西洋时，它的身体已经粗大如人的手腕，体色稍黑，但晶莹剔透如故。

　　从大西洋的咸水海域，玻璃鳗转进欧洲大陆的河流。所有的大江归纳于海，所有自海入江的旅程都是逆流。玻璃鳗在江海汇合处开始它的逆旅，由咸海游向咸水河，由咸水河游向淡水河。淡水河在下游多半浩浩荡荡，水深流静；越往上游湍流越多，无数的玻璃鳗在湍流里耗尽了精力，气竭而死。遇到瀑布，玻璃鳗用身体去撞那轰然射下的水箭，试图翻越；那翻不过去的便被水冲走，没入水草，化为泡沫，那奋力翻过去了的，便继续逆流而上，上到水的源头：也许是一湾人可以一跃而过的小溪，也许是一条孩子们勾身放纸船的田边水渠，也许是一个野草丛生、蛙声聒噪的池塘，也许是沼泽里一洼野猪和糜鹿踩踏出来的烂泥潭。

　　玻璃鳗在欧洲的水域里留居十五年；十五年后，它开始寻找回头的路。得寻找，因为，它也许正置身于一洼烂泥潭里，从一洼沼泽地里的烂泥潭怎么找到溪，然后找到河，然后找到江，然后找到名为大西洋的海。牧羊人在村子里说，他们在呼唤走失的羊群时，差点儿踩到一条滑溜溜的透明的蛇。牧羊人怎么知道，那是一条玻璃鳗，忍不住身体内如滚水沸腾的冲动，正窜出泥潭，狂奔大江大海。如果泥潭离河水太远，它便要在陆上干死。但是啊，它显然别无选择。

　　浮沉辗转数千里，寻寻觅觅，玻璃鳗从欧洲的淡水河游入大西洋，穿过冷暖相异的海潮，越过深浅不一的海沟，又回到了星光闪烁的墨西哥湾，玻璃鳗出生的地方。在这里，它交配，怀孕，生产；当初生的玻璃鳗用它们柔细如水草的晶亮的身体向一个方向划开时，它已死去。玻璃鳗。

　　扁虱

　　扁虱一有了生命形体，据说，就紧紧贴在一根树枝下面，开始等。等什么？

　　等一只热血的哺乳动物从它栖身的那根树枝下面走过。冷血动物，譬如蛇，就不算数，因为扁虱只饮热血。当一只四条腿的浑身暖呼呼的动物经过时，这扁虱看不见，它是个瞎子。可是它的身体能感应温度；一感觉到温度，它就一跃而下，八只脚攫住猎物的皮肉，把头深深埋入，痛饮一番。

　　这有什么奇怪？哪个虱子不吸血？

　　不，这个虱子不一般。它并不像别的虱子蹦来蹦去寻觅可饱食的对象；它贴在一根树枝下之后就一生一世不再动弹。这位老兄等着，等着某一只暖呼呼的哺乳动物刚好从它那根细枝下面走过。

　　这个几率有多少呢？德国的昆虫学家逮到的一只，他们说，已经贴着一根树枝等了十八年。在十八年中，这只扁虱像冬眠一样不饮不食不动不死，只是等待，等待一只哺乳动物经过。

　　十八年后的某一天，若是刚巧有只胖嘟嘟的狐狸懒洋洋地晃过来，激动了扁虱的测温器，扁虱扑上去，吸血吸个饱。唉，生命里竟有如此酣畅狂欢的时刻！

　　然后呢？换一根树枝？回到栖了十八年的树枝？

　　当然不是；饱餐一顿之后，它要交配；交配之后就死亡。初生的扁虱跳上一根树枝或叶片，开始等待。

　　水虿

　　最好在一摊藏污纳垢的死水上看水虿（耻寨切，chai）。孑孓的卵黏在石头潮湿的底部，腐草烂叶浸泡在水里。连风都不吹过，死水幽黑一片，表面似一层光泽无碍的皮，紧紧包着一汪水。在这个光泽无碍的弧形镜面上，水虿飘忽行走，急速如风中蓬草。它的身体只有一丁点儿。腿却细长得不成比例，细如人的发丝，张开像坦克车一样跋扈。看那横行水上的架势，你以为这家伙必定和所有的水虫一样可沉可浮，昆虫学家却发现水虿竟然不会水；把那紧绷的水皮划破，水虿掉进水里就得淹死。

　　不知道为什么，自水虿的眼睛所看出去的世界全是平面的，只有二度空间。它既看不见水皮下正张嘴想吃它的鱼，极静者又哪里知道极动者的韵律？

　　水虿的眼睛看见平面，我的眼睛看见立体，怎么知道我眼所见才是万物本体？狗的眼中世界一片灰，我的视野景观繁花缤纷，怎么知道狗眼所见不是宇宙真象？老鹰和鼠要如何品评风物，交换意见？蜜蜂和狗要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所以呢，“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庄子从本质上就不会是个暴君，他的思想也不会被统治者所用。

　　可是王阳明对生物的物理结构可能已经有所认识，知道蜜蜂和狗各自看花不是花，于是才想出另外一种看花的可能。朋友质问：你说无心外之物；这岩间花树在深山里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在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以肉眼看花，那么肉眼有单眼复眼的差别，色盲不色盲的相异。但是以心看花，则不论是对狗还是蜜蜂，那花的颜色都可以“一时明白起来”；狗追逐粉蝶，蜜蜂择枝探蜜，人弯腰去嗅一簇初放的紫罗兰，不都只是“明白”而已？

　　我

　　我有两对眼睛。不戴眼镜所见是一个世界，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世界；月亮是一点淡黄，松树是一抹墨绿，远处的人是晃动的影子。戴上眼镜所见赫然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焦距对准了、颜色调亮了、线条清清楚楚的世界；我蓦然发现叶丛中有鸟，鸟嘴中有虫，虫身上有毛，毛如细刺剑拔弩张。

　　我在生命里等候，不知在等候什么；我同时在急急追赶，不知在追赶什么。我已万里跋涉，天涯走尽，但是存在的本质并不曾飞越亘古的轨道，其不动不移一如那从唐朝起就不曾敲响的古铜钟。

　　老鹰和鼠是我，蜜蜂和狗是我，水虿是我，扁虱是我。当月亮从海上升起，刹那间照亮了正在翻身的蓝鲸的背脊，我就明白起来：我也是那玻璃鳗，不知所以地往一个方向奔去，死生以赴。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