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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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职的习惯似乎能够传染，宋子文宣布，他筹不出钱来进行这次裁员，因而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这次不必要的会议开过不久，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中国。他立即起草并发出一封谴责蒋介石的电报，这封电报的措词之强硬、具体，是汪精卫以前类似的电报所没有的。
　　电报说蒋介石不仅任人唯亲，而且还把中国视为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此外，还指责他在“济南事件”中将中国的主权卖给日本人，并说现在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国贼”的时候了。
　　汪精卫的回国使蒋介石很伤脑筋。这个左派领导人与他的追随者被人们称为“改组派”，因为他们明确提出要重新改组国民党，使之重新带有左派的色彩。
　　冯玉祥及其朋友阎锡山（此人在冯蒋新发生的冲突中支持冯，与“改组派”举行了秘密谈判。接下来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插曲，蒋介石与冯玉祥两人互通一些词藻华丽的电报，讨论有关出洋之类令人愉快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出洋是件快乐的事。
　　阎锡山一度似乎也要与冯玉祥一同出国。蒋介石答应不触动冯玉祥的军队，并由中央向冯玉祥的军队发饷，而冯玉样本人还可得到20万美元的旅行费用。这些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冯玉祥认为自己可以与汪精卫作笔交易，而汪精卫也认为冯玉祥可能会帮助自己达到驱逐蒋介石这一极为有限的目的。
　　从长远看，基督将军冯玉祥与蒋介石一样，也将变得不再对汪精卫有什么用处，但汪精卫在这时（1929年10月10日）仍鼓励冯玉祥向蒋介石再次提出挑战，这次，汪精卫使用了一种熟为人知的政治技巧（袁世凯也经常使用这种政治技巧），他召集自己的部下（一共27人）一起谴责蒋介石，并号召冯玉祥与阎锡山时伐蒋介石。
　　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保持了中立，而冯玉祥由于10万精锐部队倒戈，又连吃败仗，故在11月底，冯玉祥的部队被赶出了河南。
　　这时，东北发生的一次中苏冲突挽救了冯玉祥的命运，但这也只是暂时的（苏军在1929年11月17日进入东北，打垮了数月前占领中东铁路的中国部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军是由加伦将军指挥的，他在几年前曾担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接着，一场文字战又爆发了。北平的一条标语写道：“阎锡山是出笼的老虎。”
　　确实，阎锡山在1930年2月10日首先发难，他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介石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立即辞职。此后几周，蒋阎两人之间的长篇电报往来异乎寻常的频繁起来，正如蒋介石的文字秘书所说的那样，“他们好象要打一辈子电报似的”。
　　2月21日，汪精卫也卷了进来。他发了一封电报，谴责南京政府受贿、腐败、独裁。由于厌倦了这场文字游戏，阎锡山突然在自己控制的省区没收了南京政府的财产，解除了中央军的武装。两周后，也就是1930年4月初，他就任反蒋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为了便于指挥部队，冯玉祥担任了阎锡山的副手。
　　此后，他们进行了6个月的极其血腥的战斗。
　　如果国民党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信的话，那么，阎锡山的部队伤亡了15万人，南京方面的部队阵亡3万人，伤6万人。
　　冯玉祥被迫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下台后又生活了18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偶尔也曾试图重返政治舞台。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一艘苏联客轮发生的火灾中神秘地死去。
　　至于阎锡山，蒋介石最后还是允许他回去统治山西，用谢里登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阀”。
　　最后，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对阎冯联盟以及对“改组派”的胜利归功于少帅张学良。
　　1930年夏，汪精卫在北平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扩大全体会议”，阎锡山将军、冯玉祥将军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心怀不满的李宗仁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锡山同意领导一个由反蒋派组成的“国民政府”，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国民政府”。他于9月9日正式就职，这个新政府似乎是有意选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这么一个良辰吉日宣布成立的。正如他们对蒋介石所指出的那样，“九”这个字在中文里正好与“久”谐音。
　　少帅张学良似乎对这一象征意义不感兴趣，他在9月18日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在此之前，“改组派”与南京方面都极力争取他的支持。张学良的部队从容地接管了北平，于是“改组派”的所谓“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这次干涉行动使得张学良成了华北无可争议的主人，而他当时年仅30岁。他控制的地盘现在由东北延伸到河北，蒋介石还任命他为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的军阀习气仍很浓厚。
　　蒋介石现在又一次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0年10月10日，他发布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根除共产主义”。重建财政、实施廉洁而有效的行政、发展经济及区域自治等五项任务。那些沮丧的北方反对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正式接受了这一纲领，并自动宣布下野。
　　9月中旬，蒋介石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用讽刺的语调，不指名地攻击国民党内某些人腐败、堕落、滥用职权、贪赃在法，并说所有这些，使得一些新鲜血液流入了共产党的阵营。
　　他还承认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未具体说明），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国家造成了损害。最后他说，现在召开国民大会修改《组织法》，制订一部永久宪法的时机已到。
　　如果蒋介石认为他现在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那他就错了。
　　他自己很快也认识到一点。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对蒋介石刚刚发表的长篇大论感到很是恼火。蒋介石想——或者是他说他想——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但这却是胡汉民不喜欢的。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应该保持对政府的绝对控制，在党内谴责滥用职权（正如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就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1931年2月下旬，蒋胡两人在制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胡汉民威胁说要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辞职的请求在当时遭到拒绝，但几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辞职。
　　接着，蒋介石立即就将胡汉民软禁起来。
　　尽管胡汉民忧虑担心，但1931年5月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没有扩大多少群众基础。参加大会的447名代表全都是国民党党员，或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党外人士。代表中大约有50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顾问、部长以及身居这种或那种要职的人，其中包括西藏的世俗领袖班禅喇嘛。
　　少帅张学良也是代表之一，蒋介石又向代表们发表了一篇夸夸其谈的演说，最后，代表们宣布接受孙中山的纲领。大会正式宣布中国进入“训政”时期。5月12日，大会通过了“临时宪法”。6月1日，“临时宪法”向全国公布。
　　尽管这时蒋介石的专权比原先显得更合法一些，但马上又有人出来向蒋介石的权威提出挑战。
　　各种反叛在广州及平汉轴心爆发。汪精卫在广州再次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令蒋介石惊愕的是，孙科与陈友仁也参加了这个政府。
　　7月31日，南昌有三个人埋伏在路边向蒋介石的汽车射击，但他们没能击中目标。这三个刺客被捕后供认说，他们是广东政府派来的。
　　正当中国明显处于分裂之中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向东北发起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此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歧。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涌现出两个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和李立三（周恩来这时已经表现出他的机智和灵活性，正是这种机智和灵活性的结合，使他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与毛泽东和李立三不是同一个类型的领袖人物）。
　　当时，毛泽东尚未在全党确立起领导地位，他在俄国人那里也得不到承认，而李立三则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这次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李立三与毛泽东一样也是湖南人，比毛泽东小7岁。他们两人曾在同一所师范学校上学，但双方的关系却不太融洽。李立三曾在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并于1919年进入里昂大学。后来，他在被里昂大学开除后去了莫斯科。他的这种经历使他在党内斗争中比毛泽东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由共产国际领导。
　　中共“六大”闭幕以后，党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革命究竟应该依靠城市工人（正如马列理论和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那样）还是依靠农民（毛泽东把他们视为“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国里”真正的革命力量）。
　　尽管李立三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毫不怀疑列宁主义或斯大林及其政治局的正确性。他于1928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
　　他一回到中国，就开始准备以城市为基础的起义。根据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这种起义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掌权。
　　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初，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被迫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转移到江西福建交界的一块更大的地盘里活动。毛泽东及其同事致力于发展他们控制下已经苏维埃化的地区，但李立三却指示毛泽东手下的红军去夺取武汉及其他大城市。
　　尽管毛泽东认为李立三是在瞎指挥，但他所处的位置，又使他不好公然违抗李。1930年7月27日，红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沙这个实际上没有设防的城市。在对长沙进行了10天的占领之后，红军又被国民党军队赶了出来。
　　接着，红军又勉强进行了一两次攻打大城市的尝试。由于武汉三镇周围防守严密，红军根本靠近不了这个城市。在李立二要攻打的所有大城市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于是，李立三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被清除出政治局。最后，他被不光彩地带到莫斯科，在那里呆了很多年，并逃过了斯木林的大清洗。
　　在中共取得胜利之后，他回到中国。他承认自己年轻时所犯的错误，后来被允许重新从事政治工作，并于1958年当上了劳动部长。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由于受到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的刺激而自杀身亡。
　　1930年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它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此时，毛泽东不再受来自上面的错误决议的摆布。他开始着手在根据地创建苏维埃制度。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的事业迎来了一个高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之所以选定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11月27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他已经发动了三次进攻，试图把共产党赶出江西根据地。
　　第一次进攻是在1930年10月。在击败了广西的军队之后，国民党军队于1931年5月再次向江西的共产党发动进攻。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人又一次向苏区发动进攻。尽管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并使红军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但蒋介石所称的这三次“围剿”都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在红军于1934年被迫退出根据地开始进行史诗般的长征之前，蒋介石又发动了两次“围剿”。
　　然而，在1931年秋，蒋介石面临着令他沮丧的局面，一方面共产党逃过了打击，另一方面，他自己的权威仍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挑战，而且，日本人正在向中国发起进攻。
　　第十二章　命运自定
　　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说：
　　“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我们可以确切地指出，蒋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是1931年9月11日，当时他命令少帅张学良，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了所谓的“沈阳事变”，进攻东北。
　　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回答很明确：“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
　　由于蒋介石面临着国人反对力量的不断挑战，他已就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作出了决定：先消灭国内的反对力量，然后再对付外国侵略者。
　　这个决定最后注定了蒋介石自身的命运。
　　国民党的资料否认蒋介石使用过“不抵抗政策”一词，但是不否认蒋曾经命令少帅避免与日军冲突。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和自封的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的斗士，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应当领导全国进行抗战。
　　公平他讲，他确实想抗战，但他认为这是次要目标，首要的是中国必须统一在他的领导下。
　　他的失算在于他使人民——这里面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结果他那无可争议的自诩的民族领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应该的。
　　如果蒋介石当时做出另一种决定，军阀们就会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但是相反，对他的普遍不信任进一步动摇了他的统治，并且，到最后共产党人将宣布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领土的真正保卫者。
　　在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蒋介石既无能力也不愿意弄清这一事实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为中国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训练有素的日军的进攻。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并且面对敌人的进攻可以通过爱国的号召而在他的领导下实现统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担任蒋介石的秘书长的吴鼎昌的说法，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1931年9月日军的企图，由于他错误地认为日军并不真正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所以他命令张学良撤退。
　　三年后，蒋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确实想侵略中国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原定的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仍然遵循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从这句话的内容上（从汉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为平定国内形势需要动用武力。
　　蒋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国藩将军，这位将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很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应该首先对付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但这位蒋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却另有打算。蒋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几年后，陈伯达（曾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笔杆子”）
　　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蒋个石的出路何在？”他说：“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怎样得到这些东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备忘录”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想法。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份备忘录是赝品，但这不足以否定上述观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管这位后来的日本首相田中义——是否是这个备忘录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人伪造的，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据说田中义把它呈交给了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东北和蒙古的计划。
　　中国人把这份备忘录散发到全国，以证明日本的侵略意图。当然大多数读者都相信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后来所做的一切正好与这份备忘录的想法一致。
　　备忘录概述了东北的经济资源，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还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
　　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日本人一直在寻找借口来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
　　1931年6月，中国人在一个军事禁区里逮捕了四个日本谍报员，日军遂以此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中国军人在7月1日处决了这四名间谍，但是，“九·一八”事变却是蓄谋已久的。
　　事变发生时，少帅正在打内战，但他决不是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事实上，他拥有40万军队，大大超过了入侵日军的数量。
　　但蒋介石命令禁止动用任何武力。蒋决定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
　　于是，在日本入侵后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国将求助于国际联盟。
　　据说蒋介石相信国联能做一些事情，对此，有人用了这样一句绝妙的讽刺：
　　“他没有认识到国联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样——那里几乎是伟大的政治家们的疗养所。”
　　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的讲话中——如果这篇讲话能表现出更大的决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蒋介石号召全体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但是，在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没有太大的感染力。
　　蒋介石的使者去广州，表示愿意为民族利益而与南方势力达成妥协。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10月，汪精卫、孙科等左派与蒋介石、胡汉民等有派举行会谈。但是，广州政府无意让步。
　　他们认为，议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南京政府把统治中国的权力移交给广州政府。胡汉民虽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站在左派一边，并认为蒋介石应该离开中国。
　　按照蒋一贯的辞职习惯，他准备下野，但不离开中国。
　　接下来是无用的争吵。最后，会议决定，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
　　蒋介石答应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辞职。两个会议按时在11月召开，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会议一无所获时，蒋介石便辞去了一切职务。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后，大约7万名大中学生涌入南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到来使得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引起的骚动达到了极点。
　　这些学生——从十二岁到十六岁不等——完全自发地在各城市开始抗议，要求马上对日宣战。他们用各种方法大声疾呼，必须把侵略者赶出去。
　　在一次学潮中，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受到重伤。11月底，大约12000名学生到达南京，并在政府大楼外宿营。他们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都不见。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考虑到在这种天气下停留在外24小时会把学生冻坏，于是他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们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由于寒冷和失望，这些年青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静是短暂的。
　　在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许多学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学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蒋介石同样地“训导”
　　了他们，他告诉这些学生，他们这样做会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学潮规模更大，学潮的领导人决心也更坚定。一些来自北平的学生冲击了国民党党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学生则冲击了中央日报社大楼，捣毁了印刷厂和报馆。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蒋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备队包围了占据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些年青的造反者在军队的护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离了首都。
　　就在这时，蒋介石“下野”了。他在蒋夫人的陪同下，离开南京，乘机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方，最后，他回到了位于浙江山区的家乡。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臼，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订“对日新政策”。
　　在这场日本人坚持称作“事变”的战争中，日军迅速地控制了东三省。
　　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又一个事变，每一次都暗示着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
　　日本人宣称在上海郊区的龙华机场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据称一些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日本人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杀害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