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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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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大吃一惊，汪精卫在上海一所医院里已逐渐恢复了健康，此时他起程前往杭州，蒋介石从山上下来，与汪会谈。最后两人重归于好。这两个老对手在杭州谈了几天，接着便宣布他们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蒋则宣布他暂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担任职务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从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现在便可以忽视了。
28日，日军向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了军事进攻。十九路军背水一战，英勇还击。当时他们面临着来自南京的阻力，由于缺乏物质援助，供应日益短缺，他们的战斗坚持了33天，只是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他们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是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军长。
不久他们的名字就和华盛顿及纳尔逊等人相提并论，被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锴的名字成了一种香烟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货物的商标。
来自全国和海外华侨组织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大约4000万中国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
3月4日，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很不得人心，签订协定的人受到了学生们的猛烈抨击。
在南京的蒋介石带着一种既悲伤又酸楚的复杂感情注视着这一切：悲伤的是日本进攻中国带来了新的耻辱；酸楚的是在战争中几位英雄声誉鹊起，而他却沾不上边。
淤沪协定签定两天后，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当然的国民军总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也许他暗地里希望他们能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于害怕武装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制进口日货。这个运动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的普遍响应。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只相当于平时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这个经济抵制政策执行得多么好，它都不能遏制日本人的进攻。
1931年的水灾更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这场水灾使得一些地方军事长官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东北守军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减轻人民苦难的重要性。
习惯上被称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这年的洪水和灾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暴雨之后，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会合，大片土地被淹没。汉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00万人被淹死。在这种“雨天”里，所有的村庄被吞没，只有数万家庭获救。洪水退后，痢疾、饥荒和霍乱开始流行。
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对“民生主义”的现状感到困惑不解，而国民党曾宣誓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于非命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客们却在为职位和权力争执不休。
新兴的知识分子认为蒋介石拒绝抗日，因此开始反对蒋及其同僚们，广大农民不明白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只了解政府的冷漠无情，因此毫不犹豫地拥护毛泽东，他似乎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
带着帝国军人特有的狂做自大，日本人不断地给中国增加困难。
1932年2月18日，他们宣布“满洲国”独立，它包括东三省和热河，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们立傅仪为傀儡皇帝。
这个年青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不喜欢中国人，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的请求下，他从天津日本祖界的住所出发，搭乘日本轮船前往满洲的“皇宫”。两年后，他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皇位”。
大约是在溥仪到达满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他们通过了一个临时宪法，宣布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大约成立了五个类似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周恩来和朱德是毛的主要助手。和往常一样，蒋介石更担心的是共产党的活动而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他决定亲自指挥反共战争。
这场战争在此前后都被称为“剿匪战役”。这个贬称是有意的混淆。
蒋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举歼灭共产党。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命令军队开始行动。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产党员受到了攻击，但毛泽东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却未受到干扰。
政客们的争吵仍然无休无止。一个不可调解的分歧使蒋汪分道扬铺，汪提出辞职，于8月6日指责少帅要对失去东北负全部责任。他的辞职也许是无缘无故的，但这并没有难倒蒋介石。
三天后蒋威胁说，如果汪精卫不收回他的辞呈，他将再次引退。
现在轮到张学良辞职了。
“蒋介石在8月4日给汪的一封电报里，保证汪可以在华北自由活动。汪精卫是个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于是他不再提出辞职，而是请求暂时离职接受治疗。
蒋介石本人代替张学良出任华北军司令。10月22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再次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但只限于南京，而且时间不长。
共产党人不在此列，他们从未完全臣服于他。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铲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福建改革也并非完全模仿共产党的，因为“第三党”根本不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开反对蒋介石了，但与此同时，北方的事态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军队不再满足于东北这一个地方了，他们越过长城进入热河。日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领了整个热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军的胜利。
对于少帅张学良来说，热河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到了尽头。他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蒋介石，做了失败的军阀所能做的事，并开始到国外长期旅行，在出国途中，他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他的鸦片毒瘾。
从这些事件中。冯玉祥看到了一个重振名声的机会。5月1日，他离开隐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军”。7月，当他的军队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时，荣誉果然向他走来。
在南京，蒋介石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还不准备抗日，他要先消灭共产党。而冯玉祥同日军发生的战斗搅乱了蒋介石的生活。
蒋介石不需要过分担忧。冯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复无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军队，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隐居起来。
日军再次侵犯察哈尔。
大约在“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有关福建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显然陈铭枢是起义者的领袖，他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到欧洲，然后又返回南京。5月底，陈铭枢回到福建，欢迎的场面异常隆重，彩旗招展，欢迎这位“民族英雄”。
孙中山的保守的追随者胡汉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变，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蒋介石。
从另一方面讲，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比各自为战给南京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霍灵顿·唐是蒋介石本人认可的他的传记作者。他是这样贬低1933年底发生的事件的：“所谓的福建事变的真正原因是无业的政客对金钱的迫切需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众集会之后，起义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约在此前一天，陈铭枢以私人身份打电报给蒋介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要求蒋下台。在另一封电报里，起义军请求广东和广西政府联合出兵推翻蒋介石。
他们声称：“蒋介石的独裁和民族危机已经持续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对他的丑恶和不正当的行为深恶痛绝”。
11月22日，起义者进一步发表声明，怒斥蒋介石“不顾民族的愿望，倒行逆施”，结果是“中国人民就要成为日本的奴隶”。
在起义者发表这些情绪激昂的声明之后，十年来的一次巨大的反蒋高潮随后到来了。
福建军队刚刚宣布他们的主张，蒋介石就马上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的军队分三路进攻福建，蒋介石到闽西亲自指挥。
起义部队放弃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军从温州和株州的临时机场出发，用空袭骚扰起义军。两个多星期后，起义部队被击溃。
福建的政治领袖们匆忙地从福州撤走。
蒋军收集起义军残部，重组十九路军，英雄的十九路军成了历史。
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泽东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间，蒋介石把共产党赶出了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
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
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而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蒋介石已经同共产党打了6年的仗。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断遇到挫折。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取得的胜利都是区域性的。
他的决心不断增长，这一点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在1930年12到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作战兵力；第三次战役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围剿”从1933年4月到10月，这一次出动了差不多50万的军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几乎是第四次“围剿”一结束就开始了——蒋介石动员了90万军队，其中40万立即开始了行动。
与此相比，红军的兵力比估计的要多一点，但双方在武器上相差悬殊。
受到正面进攻的江西红军动员了大约18万人，还可以加上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这38万人只有不足10万支枪，手榴弹和装备的供应也不足，而且没有重型大炮。
蒋介石的40万作战部队拥有重型武器并有一支装备有近4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红军设法缴获了几架飞机、甚至俘虏了几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无法供应汽油，也没有维修人员，因此，共产党没有轰炸机。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根据他求胜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制定的。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不只是因为六年来的失败让他难以容忍，还有一个新的紧迫性——因为这时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有几年是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
1933年当希特勒取得权力时，蒋介石邀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
就是这个塞克特设计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为了帮助蒋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驻中国的德国顾问的职务。希特勒显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1934年初，在他回德国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早期的岁月里——大约在柏林——罗马轴心延伸到东京以前的七年——纳粹就明显地支持蒋介石的首先消灭国内共产党，而任日本人畅行无阻的政策。
塞克特的战略听起来不错，但代价昂贵。
在他的指导下，蒋介石修筑了几百英里的公路。在苏区外围用混凝土修建的包围圈上，到处都是小型的防御工事。埃德加·斯诺称它为“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掴民党军队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在江西、福建、湖南、广州和广西等地的外围一次向内前进几百码。然后，他们就去修建新的工事。牢固的包围圈不断收紧。
最初战争打得很艰苦，也很残酷，国民党在闽赣边境取得了两次胜利，击退了红军的抵抗。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共产党损失了7至10万人，军队分散进入山里。后来十九路军开始在福建起义，出现了几个星期的平静。毛泽东失去了同福建军队联合行动的机会，只好带着他的人撤到赣南一个新的临时根据地。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杀掉了所有被俘的红军领导人。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易。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饥荒，埃德加·斯诺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
1934年5月，战争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蒋介石决心孤注一掷。当时，中国卓越的战略家、保定陆军学校前校长蒋百里对蒋的影响很大，他使蒋介石相信中日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
他和蒋介石都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们所面临的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蒋百里制订了一个全国防御计划，准备把多山的湖南省作为备战的中心地区，而云南省府昆明将成为主要的空军基地。接着，蒋介石继续对共产党进行“围剿”。
最后蒋介石认为他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战争进行近一年时，共产党领导人在江西苏区腹地的瑞金召开紧急会议。
曾身患疾病发着高烧的毛泽东此时已恢复健康，参加了10月2日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会议做出了重大决定：红军将放弃江西。
会议结束后，红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行动起来。1934年10月16日，经过不到两个星期的准备，长征开始了。
大约10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包括男女老幼。红军的工厂都被拆毁，机器由骡子和驴运走。红军携带的东西包括银币、步枪、机枪和弹药。在参加长征的妇女中有毛泽东正在怀孕的妻子和朱德的夫人。
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湖南和广东的国民党防御工事。随着国民党地方军的溃退，西面和南面的道路被打通了。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的确，它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远征”，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种先例。研究中共问题的法国历史学家吉约姆曾列举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类似事件。
尽管如此，长征仍然是激动人心的。它使红军在经过严重的创伤之后恢复了元气，使毛泽东在多年以后同蒋介石的较量中反败为胜。
关于1934年的长征也不乏优秀的宣传家，埃德加·斯诺在树立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者和英雄主义的形象方面比任何人都热心，他这样写道：
长征的过程中充满了冒险、追求和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狂想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数千个青年不灭的热情和希望以及令人惊讶的革命乐观主义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他们不承认人类和自然带来的任何失败——所有这些和更多的品质只有奥德赛的远征故事里才会有，而在现代社会却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用诗记载了这一英雄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的红军一路作战，损失很大。他们把枪支弹药和银子埋在了途中。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亚洲最宽的河和最高的山峰，但是，他们一往无前。一年后，毛泽东率领2万多名战士和随从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在陕西，他们和1万名共产党游击队会合了。这些游击队在陕西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苏维埃政权。江西红军长征的全程为六千英里。
虽然毛泽东和红军保存了实力，但是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围剿”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尽管不是彻底的胜利，它使共产党在几年内不再是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蒋坚定地执行了德国顾问制定的战略计划。在1934年10月红军出人意料地突围之前，国民党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封锁，共产党无法获得枪支弹药。经济封锁加重了红军的困难，而国民党军的安全系数则相对提高了，而且红军对敌人的活动也缺乏了解。
蒋介石的国民党领袖地位第一次确立起来了，结果地方军阀们不得不比过去更卖力地对付共产党。
不仅如此，两个最重要的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忙于重建战乱后的广西，这样蒋在战争中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蒋认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没有预见到共产党会突然决定放弃苏区进行转移。
截至1934年初，在近七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封锁”和“围剿”，看来他并不懂得，毛泽东不是完全靠组织和铁的手腕来争取群众的。事实上，他从来不会承认毛泽东在江西时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当蒋介石开始“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没有那样做，甚至没有有意识地同共产党在争取农民这方面决一雌雄。
他的观点是简单而原始的：通过恢复儒家思想来改造全体人民。
但他同时还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义。
经过批准的传记作家们把蒋的这一主张归同于一件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
福建战役期间，他在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
霍灵顿·唐说，不久“一场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不管那个吸烟的男孩是否愿意提供照亮“新生活运动”的火炬，大约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1933年底或1934年初——蒋介石在蓝衣社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就此发表了讲话。
他说，中国人很弱，他们自私，不守纪律，不讲道德。他告诉蓝衣社领导人们：“必须把我们的革命精神灌输给全国人民，使他们相信我们”。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举行的一次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在会上，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他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大战中失败了，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赔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废除列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而中国呢？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还在忍受着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德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榜样，具有斯巴达式纪律的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蒋热衷于他的道德主张，提倡许多世纪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先哲们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建议人们要待别注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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